《中国人的气质》第二十五章缺乏诚信（1）

第二十五章 缺乏诚信
中文里的会意字“信”通常被翻译为“sincerity”，这个字由“人”和“言”两个偏旁构成。人言为信，从字面上就能看出这个字的含义。在中国人列出的“五常”序列中，诚信排在最后。在许多很了解中国人的外国人看来，这个天子帝国的时时处处，诚信也的确可能被当成了最末一位的美德。许多了解中国人的人都会同意基德[插图]教授的这个观点，他在谈了中国人的“信”这一信条之后继续说道：“但是，如果选择这个美德作为一种民族性格，不仅是为了在实践中蔑视它，而且也是为了与现存的行为构成一种最鲜明的对比，那么，‘信’就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真正的诚信如此背离，这使得他们的敌人可以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正是这个民族非常突出的特征。”这一判断与中国人的生活事实是否相符，我们在对这些生活事实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之后，便能给出一个答案。
如今的中国人同古代的中国人并没有太大区别，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合理的说法，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一理论会得到一些合格学者的支持。毫无疑问，关于所谓的“诚信”，中国人的标准与西方各民族现今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区别。一个独具慧眼细读中国经典的人，能在字里行间读出许多拐弯抹角表达出来的欺骗、推诿和谎言。他还会发现，中国人对西方人开诚布公性格的看法可以被压缩成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直而无礼则绞。”[插图]在孔子的《论语》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件与孔子、孺悲有关的事情，这件事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是意义深长的，而一个儒学弟子却会完全不解其中意味。以下这段文字，摘自理雅各的译文[插图]:“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孔子的目的是避免一件麻烦事，即直接说出孺悲不是他想见的那种人，因而便采用了这种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做法。
孔子的这个做法也被孟子所仿效了。作为某诸侯国的客人，他被邀请去上朝，但孟子希望得到诸侯王先来拜访他的荣耀，便称病不去，为了显示这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他在第二天就出门拜访了别人。陪伴孟子过夜的那位官员，与这位圣人就这种处理方式的可取之处谈了很久，但是他们的讨论只谈了礼节方面的问题，却没有涉及为方便起见而撒谎是否道德这样的问题。[插图]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根据可供做出推断，以便知道与这件事情相关的人当中有谁曾想到过这个问题，给学生讲解这个片断的一位现代儒学先生也给不出更多的解释。
毫无疑问，就保护历史记载的本能而言，古代中国人要比同一时期其他许多国家的人超前很多。他们的史书虽然冗长啰唆，却无疑是包罗万象的。许多西方作者似乎都对中国的史书极其赞赏，对书中的叙述也确信不疑。下面一段文字摘自维也纳大学教师辛格博士的一篇文章，其译文刊登在1888年7月的《中国评论》上：“科学的批评早就承认并越来越多地证实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历史可信性。比如李希特霍芬，这位刚刚对中国进行过最广泛考察的学者，在谈到中华民族性格中令人惊讶的矛盾成分时，就将这样两个现象进行了对比。一方面，是他们在记录历史事件时的一丝不苟，以及无论面对什么统计细节都追求真知的严谨态度，另一方面，在中国无处不在的欺骗和做假却得到了绝对、普遍的许可，无论是在一般交往中还是在外交谈判中。”有一点必须牢记，历史的精确性可以通过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式来体现：一是按照顺序和比例来叙述事件，二是通过对性质和动机的分析来解释这些事件。那些广泛阅读过中国史书的人士会说，就前一种写法而言，这些史书在其写作年代无疑是举世领先的，而就后一种写法而言，它们却未必体现出了辛格博士所说的那种严谨。我们不能对我们不甚了解的题目发表任何意见，我们只想让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即便不是史无前例也称得上十分独特的现象，即一个沉湎于撒谎的民族，与此同时却又能造就出一代又一代尊重真理的史官。历史学家的情感会歪曲历史，可那些使其他国家的历史受到过歪曲的同样情感，在中国就不起作用了吗？难道同样的原因在中国就不会像在世界其他地方那样导致同样的结果吗？
记住这样一点也很重要，即不仅儒家的教义在尊重历史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而且就连至圣先师本人的实际做法也未必是忠于史实的。理雅各博士对“以一眚掩大德”[插图]很不以为然，却十分重视孔子编纂《春秋》时的取材方式。这本史书记载了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是孔子在逝世前的两年间编成的[插图]。下面这段话摘自理雅各博士收录在其《中国的宗教》一书中的一篇关于儒学的讲稿：“孟子把《春秋》视为圣人最伟大的成就，并说它的出现会让乱臣贼子们感到害怕[插图]。”
《春秋》作者本人也有相似的看法，说有人会因此了解他，也有些人会因此怪罪他[插图]。当他因为《春秋》而受到怪罪时，他有没有心生不安呢？事实上，这部编年史十分简略，不但如此，它还是闪烁其词、容易使人误解的。在近一个世纪之后对《春秋》进行了校勘和增补的公羊，曾说此书‘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我在我那部《中国经典》的第五卷中指出，这个‘讳’字包含了我们英语中三个单词的含义——即忽视、隐藏和误传。我们对此该说些什么呢？……我时常希望通过否定《春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来快刀斩乱麻地解决我们此刻所面临的问题，但是，那个把这一问题和孔子的手、笔捆绑在一起的证据链却是非常有力的。如果一个外国学生要采用这种十分粗暴的方法，使自己能够打量一下这位哲学家，却看不到这种不忠于历史的缺点，那么中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都不会同情他的，也不会怜悯他的精神苦恼。‘真实’是孔子与其弟子经常坚持的一个原则，但是《春秋》却引导他的同胞对他们自己和其他人隐匿了真相，只要他们认为这些真相会对国家或圣人们的名声造成不利的影响。”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那些宣称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可信的人也随时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仅限于历史。当然，不可能去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说谎，即使有这个可能，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只要中国人的良心觉醒过来，他们的注意力被引到这个问题上来，他们自己也可以给出最有力的证明。时常听到一些中国人这样谈论他们的民族，就像南太平洋岛上的首领谈论他的部落：“我们的嘴巴一张开，谎言就诞生了。”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国人之说谎，似乎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为说谎而说谎，而主要是为了获得某种不撒谎就无法获得的好处。贝德禄先生说：“他们不会说真话，他们同样也不相信真话。”笔者的一位朋友接待了一个中国小伙子的来访，小伙子学过英语，希望在他的英语词汇中再增加上“你撒谎”这句话。我的朋友把这句话告诉了小伙子，并提醒他不要去对外国人讲这句话，否则准要挨揍。小伙子对这个奇怪的提醒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惊讶，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句话与“你在哄我”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无伤大雅的。柯克先生，伦敦《泰晤士报》1857年的驻华记者，在谈到西方人很反感人家说他撒谎这个问题时说道：“但是，如果你这样去说一个中国佬，你是不会让他生气的，也不会使他感到有失身份。他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我可不敢在阁下面前撒谎。’对一个中国佬说：‘你说谎成性，你现在就在编瞎话。’这就如同对一个英国人说：‘你一贯爱讲俏皮话，我相信你现在脑子里就有好几句糟糕的俏皮话。' ”
中国人的日常话语中充满了不信，尽管这还达不到谎言的地步，却使得几乎每一件事情的真相都很难被了解。在中国的确是这样的，即真相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稀罕的东西。你永远都不敢断定别人已经把一件事情完整无缺地全都告诉你了，甚至是当一个人正在寻求你的帮助的时候，比如求你帮他打官司，而且他也希望把他的案子交给你全权处理。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你事后会发现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被他隐瞒了下来。他这样做显然是出于普遍存在的隐瞒本能，而不是一种恶意的预谋行为，因为他本人才可能是这种隐瞒的唯一受害者。任何一件事情都只能等到事后才能弄清全貌，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入手。一个十分熟悉中国人的人士，不会因为听到关于一件事情的全部陈述就认为自己已经了解这件事情，而是会把听到的内容与其他事情联系起来，最后再叫上几个他最信任的中国人，对这些可疑的事实进行一番推敲，以确定其中哪些东西可能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