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中文词典里是一个颇具危险色彩的词。
在非议不断的舆论环境下,有一位潜伏在“公知”群体中的主角却能始终屹立不倒,他就是梁文道。
主持人、媒体人、书评人、自由撰稿者、大学讲师、制片人、古迹研究专家、文化推广学者、以及“香港文化教父”......“公知”头衔之下,梁文道还有无数的“分身”。
许子东说他是“虚伪的万人迷”,陈冠中说他“重扛公知大旗”,将香港从“文化荒漠地带”带向新大陆。
《圆桌派》《看理想》《八分》等小众节目的出圈,似乎都证明了梁文道比许知远更能赢得年轻观众的喜欢。
这不禁让人疑问,梁文道究竟有何魔力?
在当下的知识界,梁文道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既遵循传统作息,与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保持着物理距离;
又紧贴大众,深谙网络传播之道,在两岸精英和大众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
我想,初次听到梁文道讲话或节目的听众,都会被他的博闻广记和雄辩通达所折服。
梁文道「看理想」
从柏拉图到托尔斯泰,从《诗经》到《金瓶梅》,从叙利亚局势到美国建国史,从名伶大儒到演艺明星。
无论古今中外,市井庙堂,凡一切跟“书”有关的话题,梁文道几乎无所不谈,亦无所不晓。
高颅顶,微瘦身材,一柄烟斗伴低沉烟嗓,高定腕表从不离手。一袭长袍或定制得体正装,圆框眼镜后常年一双深邃冷峻的眼睛。
“道长”梁文道,几乎符合绝大多数网友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想象。
尽管不少人对其文化知识分子的标签一再质疑,但数十年来坚持每天一本书的阅读频率,加之五十余年的人生阅历和“传道授业”,已让大多数读者对他的身份地位确信不疑。
但不同于其他饱受争议的“公知”,梁文道是知识分子群体中间的一个异类。
他审时度势,不激进不争辩,用开水般温润平实的语言,消解了近年来大众舆论对公知的敌对情绪。
与当下整个公知群体噤若寒蝉的态势不同,梁文道对自己的“知识分子”标签则毫无隐瞒。
事实上,早在微博刚刚兴起的年代,他就曾借助节目公开发声,声言“在公共领域发声就是公知”。
梁文道「传习」
并有意擢拔自己的公知身份,短短几年间时间,就完成了从电视媒体人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
而随着局势的陡变,梁文道最近几年来,也似乎有意摘掉此前贴封的诸多标签,并在当下的公共领域罕见保持沉默。
一不问庙堂,二不问民生。收拢疆域,只在自己一贯熟悉的领域拆书答疑,陪听众闲聊,追古怀今,做一个安全的“布道者”。
如今,离开了《圆桌派》和《锵锵三人行》的梁文道,已经鲜少在综艺节目中露面。
「看理想」之后,他又做起了二十多年前出道时的老本行——播客,或偶尔以文化学者或媒体人的身份,出没于各大读书论坛与评奖节目,紧跟时代步伐。
在商界、学界、出版界、媒体界往来穿梭的“道长”,并不像其他作家一样显得分身乏术,而是有充足的精力应对上述事务,还能腾出时间来给年轻人“传道”解惑。
与其说梁文道做了许多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毋宁说他一直做着同一桩事业——职业读书人。
无论拥有多少噱头,做了多少活动,无不围绕着“读书”一词展开。只是外在形式千变万象。
然而,从杀气腾腾的时评家到温文尔雅的说书人,究竟哪一面才是梁文道的真身呢?
梁文道的身世很复杂。
与其他曝露在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不同,大众对其家世和成长历程知之甚少。而梁文道本人也似乎有意回避同身世相关的话题。
他祖籍广东,出生于殖民年代的香港,成长于“解冻”时期的台湾,后来却活跃在网络经济日新月异的大陆。
互联网时代,他又一跃成为沟通两岛和内地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
梁家父母,是由内地迁至香港的劳工,在湾区并无根系。幼年时期,迫于生存压力,父母必须将全副精力放在工作上面,没有余力照看年幼的孩子。
于是,无人照管的梁文道,被远送到台湾外祖父家中寄养。一待就是多年。
童年时期的梁文道
虽然远离双亲,但这却是梁文道生平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无人管束,日子反倒无忧无虑。
成年后,梁回忆这段幼年经历时说:
“对老人家来说,有个孙仔跟他们生活是一件开心事,他们把我照顾得好好。”
外祖父是清末遗儒,内战时举家迁徙至台,熟读五经,极爱看书。
他教梁文道识文断字,习历史典籍。三国水浒、聊斋山海,梁文道最早都是从外祖父那里听得的。
梁文道在古典文学上的启蒙和兴趣,最初就来源于此。
不过,与人们想象中一身书卷气的“别人家孩子”相反,童年时期的梁文道热衷于“寻衅滋事”,“成绩差得一塌糊涂”。
他喜欢扰乱课堂秩序,课下又同一些黑道人士来来往往,称兄拜弟,是老师和家长眼中标准的“不良少年”。
1970年的台湾
上初中时,正赶上宝岛进入“解冻”时期,各类运动风起云涌。
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梁文道热衷于参加集会活动,在校园内外积极动员新生力量,反抗威权,目的是求“教育之平等”“权利之平等”。
中学后期,因“破坏公物”和“涉嫌加入黑社会”等罪名,梁文道被台岛所有学校“封杀”,一夜之间前途尽毁。
少年时期的梁文道,像极了侯孝贤和杨德昌电影中的问题少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渴望融入人群而终始不得。
但幸运的是,还有家人的陪伴和长辈的开导。
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显现出它独特的另一面,外祖父讲给梁文道的书,在他十七八岁时陆续结出果实。
十七岁那年,梁文道第一次向《信报》投稿。首稿写完后,他又用钢笔工工整整誊了一遍,再署上笔名寄往报社。
《信报》
编辑接稿后,见其字迹娟秀、行文流畅当即刊用。报社还一度以“梁小姐”为称呼打电话到作者家里。
接线的是梁文道妈妈。编辑再问:“梁先生念大学吗?”
“念中学。”
《信报》编辑还误以为自己拨错了作者的预留电话。
由此可见,梁文道后来在写作上的建树,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崭露锋芒。
离开台湾后,梁文道回到香港继续读书,不过成绩依旧“唥嘢”。
此时的梁文道无心向学,并非贪玩好斗,而是早熟敏感的性格,让他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产生了超乎同龄人的危机感。
他从岛屿过来,既不是台湾人,也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大陆人……那么,“梁文道究竟是谁?”
路漫漫修远兮。很长一段时间里,梁文道都在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
到美国游历一年后,梁文道终于下定决心专心求学,与从前乖戾反叛的形象划清界线。
九十年代初,梁文道考入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但他对媒体界和知识界的向往,则似乎要比哲学热心得多。
报哲学的初衷,不过是有助于“疏通经络”,理清根本关系,“对写文章有益”。
进入大学之后,梁文道开始将创作精力放在时政评论上,以“思想上的暴力”介入理想。
九零年代,仍是纸媒的黄金时代,自由主义思潮泛滥,港台两岸流行笔仗。
梁文道不满一些评论家的酸腐文章,给许多报社都写过锐评,以笔代口,骂了不少人,其中还包括声动全港的“四才子”。
初生牛犊不怕虎。凭仗着丰富的阅历和犀利的笔风,二十出头的梁文道在香港媒体界名声渐起。
虽然考试成绩依然很“烂”,但好在梁文道读书不少,博闻强记,各种典籍故事信手拈来,一些细节地方连学院教授都未曾涉耳。
尽管这一时期的梁文道“旧习难改”,经常参加集会活动,校内校外得罪了不少人。甚至在大学期间,公然在香港街头脱掉裤子与警察对峙,“梁裤子”一脱成名。
但好在学校惜才,最后在一众老师的保举下平安毕业,并顺利进修拿到硕士学位。
80年代的香港街头
九十年代中期,梁文道开始为《亚洲周刊》《南方周末》撰稿。课业之余,又开始为《明报》《财经》等专业报刊撰写评论,内容涉及经济、文化、历史、时政等诸多领域。
毕业前夕,梁文道明确了将来要从事的志业——进入传媒界。
不过,他真正想做的,不是衰落迹象明显的纸媒,而是方兴未艾的电视广播媒体。
90年代末,梁文道通过编剧和策划身份,进入香港电台工作,并如愿在商业一台担任台长。
当年,香港电台的影响力正如日中天,在整个亚洲和华人圈中堪称顶流。
梁文道不满于当时港台过度娱乐化的倾向,于是调动人脉资源,请来多位香港本地文化学者,策划出台了《光明顶》《风波里》等清谈节目。
出乎意料的是,这两档节目在口味挑剔的香港观众中反响不错。这更加坚定了梁之后做文化类节目的信心。
节目上的梁文道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郑经翰事件和电台领导的分歧,梁文道被迫辞去了商台的工作。
他邀请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一同创立了牛棚书院,自己担任书院院长。写作、演讲、策划展览,依旧活跃在港岛媒体战场上。
1999年,在窦文涛的力邀下,梁文道加盟《锵锵三人行》,继续从事当年在商业一台未竟的志业。
此后十五年,许、梁、马逐渐成为该档节目的“铁三角”。在移动互联网来临之前,《锵锵》也成了电视时代最难以逾越的文化综艺。
新世纪头十年,梁文道扎根于凤凰中文台,在电视、出版两大领域持续深耕。
2008年,凤凰卫视为梁量身打造了一档清谈节目,《文道非常道》出炉,针对两岸三地的文化现象和东西方文化热点事件展开评议。
与此同时,梁文道开始录制《开卷八分钟》,用讲故事的形式为观众每日拆解好书。
截至2015年,开卷已经录制了1800多集,打破读书类节目纪录。8年时间,累计为观众推荐了一千多部好书。
街头讲书的梁文道
随着《圆桌派》《八分》等人文节目的出圈,梁文道在内地年轻读者群体中收获了又一波热度。
不过,在媒体圈混得风生水起的梁文道,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专业——作家。
2009年,梁文道应出版社邀请,将就近几年的时评文字以《常识》为名,集结成册。
《常识》出版,大有启迪民智的切望。两个月后,《我执》出版,这本书记述了梁文道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感悟,“我执为根,生诸烦恼”。佛家倡导“不执”,梁文道偏偏背道而驰,以“我执”为书名,梁文道太看重自己的意见了。
两本书虽内容有所区别,但叙述简介平实,文风清新自然,论述问题既能切中要害,描述过往又能细致动人,因此很受评论家的褒扬。
梁文道《常识》目录
2010年后,梁文道又陆续策划出版了《我读》系列、《味道》系列,内容基本上同职业兴趣正相关,算是节目之余的点缀。
到了2014年《关键词》出版后,梁文道就此搁笔,不再评议社会“关键现象”。
年底,梁文道从凤凰台离职,接受“理想国”编辑部的邀请,策划了后来广为人知的“看理想”品牌。
兜兜转转一圈,他还是回到了当初最熟悉的领域。
最近十年来,梁文道很忙。
忙着参加综艺,饭局,各类商业主持,忙着给各地学生们“传道授业”。
上一场还在《奇葩说》,下一场就已现身《圆桌派》录制现场;深夜除了录制《一千零一夜》外,还要操心《八分》的分享内容如何如何。
《奇葩说》上的梁文道
几年前的一次谈话中,他坦言全年有超过三分之二在酒店里度过。几乎每天因为各种事飞来飞去,但他似乎乐此不疲。
大学讲师、客座教授、主持人、资深媒体人、书评人、书院创始人、自由撰稿人、古迹研究专家、文化推广研究学者、节目策划人.....
几乎单拎出任何一个头衔,都已经能让其他同行难以企及,而难得的是,梁文道又在上述领域各取有一定的建树。
弗兰克·福里迪曾在《知识分子哪里去了》中断言:“当代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在向大众缴械投降。”
梁文道也做过相似的预言:“在一个物质主义压倒一切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必将消亡在不久的将来。”
福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媒体出身的梁文道,显然更能知悉观众的口味。在港说港话,在陆说国语。任何尖锐刻薄的问题,都能从他这里得到妥帖满意的答案。
与许知远的拧巴、执拗不同,梁文道没有那么多思想包袱,从一开始就全身心拥抱商业,积极投身商业活动,并善于借助媒介打造人设,放大自己的声量。
传道赚钱两不误。
在如何做好“公知”、经营“人设”这件事上,梁文道是一等一的榜样。
进入二零年代,“道长”似乎有意同从前的部分标签保持距离,并十分忌惮于别人推高自己。
在“公知”不断倒掉的当下,体察民情,针对公共事务“选择性闭麦”则不失为明智之举。
这也是即便陷入舆论争议,但其“文化教父”名头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梁文道
好友许子东曾说他是“虚伪的万人迷”。但私以为,这恰是对当事人的褒奖,毕竟在众口难调的受众面前,不是任何人都能做一个不惹人厌的“万人迷”。
在急剧变化的后疫情时代,梁文道总能恰到好处地找到合适的位置,在自己的地亩上潜心经营,耕种,等待后来开花结果。
不急不躁,不偏不倚,不温不火。从不将自己放置于危险的处境。
时代浩浩荡荡,观众来来去去。那些激烈的言论和文章,亦随着年龄埋进了记忆深处。
或许,梁文道已经温和的走进了那个良夜。
本期作者:张九七
编辑|排版:夏夜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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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梁先生是现今社会中的一股清流,希望梁先生一切安好!
太弱了,上来先扣帽子,带节奏,喊口号,蹭流量,确是以一己之力拉低了喜马的海拔啊
我去你妈的
你的语言暴力有文革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