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气质》第二十四章相互猜疑（4）

中国的银行系统看上去十分复杂，我们从马可·波罗那里获知，钱庄汇票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开始使用了。但是，这些汇票的使用绝对不普遍，其流通似乎被限制在一个极其有限的范围内。相距十英里的两个城市里的钱庄，会拒收对方的汇票，这样做的理由还是非常充足的。
中国的利率很高，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甚至更高，这也是相互缺乏信任的一个见证。在这种过分的勒索之中，很大一部分并不是这笔钱的使用费，而是风险保险金，这里所冒的风险是巨大的。中国几乎完全没有我们在西方国家十分常见的各种投资方式，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资源没有得到开发，而是由于这个民族相互之间普遍地缺乏信任。“民无信不立”[插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许多事情会长时间地难言其“立”，给这个民族的利益带来巨大损害。
几年前一份报纸上关于纽约城华人社区情况的一段报道，提供出了关于中国人商业猜疑的一个奇特例证。这个中国人的组织大概和中国人在其他城市建立的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有自己的市政府，还有十二名头面人物担任市政官员。他们把市政府的钱和文件存放在一只很大的铁制保险柜里，为了确保安全，保险柜上并排挂了十二把笨重的铜锁（中式的），而不是纽约各家银行里常用的那种结构复杂、外观漂亮的暗码锁。这十二位华侨市政府的成员们，每人掌管一把挂锁的钥匙，如果要打开保险柜，十二个人就必须同时到场，每人打开由他掌管的那把锁。这些杰出的市政官员中要是有哪一位不巧去世了，市政府的事务就会陷入极端的混乱。他那把锁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冒险占据死者的位置。因为有这样一种迷信的担心，认为死者会忌妒他的继任者，要让继任者得与他同样的病死去。甚至连举行葬礼的钱都拿不出来，直到通过一场特殊的选举填补了这个空缺。这件小小的事情的确是一个窗口，愿意一看的人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性格的一些重要特征——组织能力、经商能力、相互猜疑、无限度的轻信，以及对西方人的体制和发明不言而喻的蔑视。
中国政府的结构也包含着许多缺乏信任的例子。宦官其实是亚洲特有的一个现象，据说，中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出现了宦官。但是在当今这个朝代，满洲人却用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对付这个危险的阶层，剥夺了他们在过去各个朝代里那种祸害他人的权力。
当诸如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这样两种不和谐的成分必须在高层进行合作时，就有可能导致猜疑。满人和汉人在政府管理方面的奇异结合就提供了又一个例证。比如，在“六部”中的某一部担任正职的人，可能同时担任另一个部的副职。通过这样的互相牵制和平衡，国家机器的均衡运转才得以维持。机构庞大、地位重要的检察机关的设置，也构成了关于这种猜疑的另一个证明。
那些了解中国政府内部运作方式的人能提供出很有分量的看法，以使我们确信，被我们视为中国人社会生活之特征的相互猜疑，同样是中国人官场生活的一个特征。情况也的确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中国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上级官员不能不忌恨比他们职位低的人，因为职位低的人都是他们可怕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下级官员对他们的上级也同样充满猜疑，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上级官员免职。看起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无论是上级官员还是下级官员，都或多或少地忌恨庞大而又有力的文人阶层，所有的官员又全体一致地戒备百姓。后一种心态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众多半政治性质教派的存在，已经使整个国家成了一个马蜂窝。一个县官会压制像著名的在理教[插图]这样的禁欲社团一年一度的聚会，可这个教派只不过主张禁止享用鸦片、酒和烟草，县官会把他们预定的宴席让给他的衙门里那些贪婪的“虎狼”去吃。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在理教被证实有谋反意图，而是因为官方早就假定他们一定会那样做。所有的秘密社团都是谋反的，这个也不例外。这种普遍化了的猜疑解决了整个问题，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了事端，政府都可以立即干预，抓住首领，流放或是除掉他们，这样一来，政府的猜疑便有了片刻的缓解。
显而易见，我们此处所谈的这个特点，应该是我们前面论述过的那种内在保守性之强有力的佐证，这种相互猜疑的习性如此强大，使得新的事物无法得到接受。政府偶尔进行的人口普查，由于很少为之而不为中国人所熟悉，甚至连名称都搞不清楚。这种人口调查总是会立即引起猜疑，被认为含有什么别有用心的目的。笔者邻村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可以证明这样的猜疑实在到了什么程度。有兄弟两人，其中一个听说已经下令进行一次新的人口调查，理所当然地以为这就意味着一次强制移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当地的风俗，兄弟两人中有一人能留在家里看守祖坟，弟弟预见到自己必须走人，便以自杀方式使自己摆脱了长途跋涉之苦，也以此挫败了政府的计划。
猜疑与保守的混合，使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年轻中国人回国至今，一直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同样是这种致命的组合，阻碍了中国对铁路的必然引进。对政府动机的猜疑，将会长期妨碍中国需要进行的种种改革。三十多年前，就有人向北京某位显赫的政治家指出过发行小银币的重要性。他非常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最好永远都不要试图去改变这个国家的货币：“如果试着那样做，百姓马上就会认为政府要从中渔利，这是行不通的。”
矿产的开放也一直障碍重重，如果矿藏得到适当的开采，就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她理应成为的富裕国家。地下的“地龙”，地上的侵吞和猜疑，层出不穷，使得在这个最重要领域中的任何一点儿最基本的进步都难以实现。无论好处有多么巨大，多么明显，当人人都对此猜疑皱眉的时候，新生事物的引进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已故的倪维思博士[插图]在中国培植高级外国水果，他在芝罘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水果明显可以产生巨大的收益。可是他每走一步，都不得不与这种猜疑做斗争，若是换一个少一些耐心、少一些善心的人，就会厌恶地放弃这一计划。一旦收益确有保证，这样的猜疑当然也会逐渐消散。但是当中国海关决定对养蚕、种茶这类产业进行调查时，这种猜疑却是十分真切的。说这次调查的目的不是征税，而是为了促进生产，增加这类专业劳动的收益，可那些对这些产业感兴趣的人怎么可能相信呢？这与他们在过去许多年代里积累起来的经验是背道而驰的。有谁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呢？有谁在听说这样的事情之后能表示相信呢？中国人对这些计划所持的心理态度，可以用一句古老的荷兰谚语来表达： “‘你们大家早晨好啊！’狐狸在跳进鹅圈时这样说道！”
继续谈一谈这个话题与外国人的特殊关系。对外国人的深刻猜疑，时常伴随着或许也主要来源于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即外国人有能力轻而易举地去做那些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一个外国人去了一个他不常去的地方，人们就会推断他是在考察这个地方的“风水”。如果他盯着一条河流看，那么他一定是在探测河里有没有贵重金属。外国人被认为有能力看见地下深处的某个地方，能探明有没有什么最值得拿走的东西。如果他参与了赈济饥荒，人们不用多想就会推想，他的最终目的一定是要把一大批人带离此地，弄到外国去。正是由于这些“风水”观念，外国人攀登中国城墙的行为经常会受到阻止，外国人在中国所建房屋的高度，就像这个国家的边境线一样，也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自然同一性的信念在中国似乎是完全缺失的。贝德禄先生提到四川某山区有一种说法，认为长鸦片的地方，地下就有煤。然而，这却并不仅仅是无知者的观念，因为彭北莱[插图]教授曾说，北京的一位高级官员也对他说过同样的话，并将这个说法当成了反对过快采煤的论据，而煤炭开采的增长率却无人知道。据说，已故的政治家文祥[插图]读了丁韪良[插图]博士的《天道溯源》之后，有人问他有何看法，他回答说，书中的科学部分他打算接受，但其中断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那一宗教部分，他则实在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