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气质》第二十四章相互猜疑（5）

外国人进入中国这样一件事情，超出了当前发展阶段上的中国人智性所能理解的范围。看到李希特霍芬骑着马游历乡间，看到他那副毫无目的、信马由缰的样子，四川的百姓把这个人想象成了在某场惨烈战斗中开了小差的逃兵。许多中国人尽管过后都对外国野人有了很好的了解，但是在他们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尤其是碰巧遇上一个身材高大的外国人，都会带有一种神秘的恐惧感。许多中国妇女都受到告诫，说她们一旦主动走进外国人的住所，致命的咒语就会应验，她们就会中魔；即便禁不住劝说，她们最终走进屋来，也绝对不会踩踏门槛，把镜子递给她们看，她们也不会去照，因为这样一来，她们就会失去安全保护。
几年前，一位出生在内地某个对外国人很不了解的省份里的年轻中国学者，费了一番周折来到笔者的居所，帮助一位新来中国的人学习语言。他待了几个星期之后，突然想到他母亲非常需要他回去尽孝，就走了．他答应在某一天回来，却一去不返了。在他置身于我这个外国人家的整个时间里，这位精明的儒家弟子从未喝过一口仆人按时给他送去的茶水，也没有当面吃过一顿饭，以免被人下了毒。当另一位教师递给他一个信封，让他把他写给母亲报告平安的家书放进去，并示范给他看，只要用舌尖舔湿封口就可以把信封好。他一时显得魂不守舍，然后便客气地请那位教师替他封信，因为他对这种事情很不在行。
这种心理定势，也导致了人们对外国人印刷的中文图书持有一种顽固看法。人们普遍坚信，这些书是有毒的，油墨的气味常常被说成是他们文艺作品中提到的那种“蒙汗药”。有人时常听说，这样的书只要读上一本，他就会立刻变成外国人的奴隶。我们听说的一位小伙子的看法却与此略有不同，他在稍稍读了读这样的一本小册子之后，就恐惧地把它扔掉了。他跑回家去，告诉他的朋友们说，如果有谁读了这本书并且撒了谎，他就肯定会下地狱！有的时候，免费分发宗教书刊的人士会发现，这些书籍根本送不出去，其原因并不像人们猜测的那样，是出于对此类图书之内容的敌视，书中的内容丝毫不为人所知，也没有任何值得顾虑的东西。真正的原因在于，人们担心这份礼物会成为某种借以展开敲诈勒索的基础，这种方式中国人是再熟悉不过了。
如果一个外国人不慎重地试图记下一些中国孩子的名字，同样的猜测也会导致一场惊慌，据悉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就足以摧毁一所即将兴办起来的学校。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法，在其最初阶段也肯定会碰到这样的反对和猜疑。一位外国人为什么要教学生们写那种学生家里的朋友们都不认识的东西呢？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解释都不足以向一个满腹狐疑的中国老人交代清楚。因为他知道，对于他的孩子们出生之前的一代又一代人而言足够好的东西，对于他的孩子们来说也是足够好的，要远远胜过祖先们不认识的某个外国人所搞出来的新玩意儿。几乎可以说，外国人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会遭到普遍的反对，明显的理由常常就是，这个建议是外国人提出来的。“灵活的固执”这一特点会使你的中国朋友用最彬彬有礼，但也最准确无误的话向你保证，你的提议十分令人赞赏，也十分荒谬。
讽刺是外国人手里的一种武器，可是它完全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有一位外国人，他对中国人的了解绝没有他希望的那样多，对一个仆人的失职和过错深感厌恶的他，曾用英语称这个仆人为“骗子”。“这是一把深深扎进他身体的致命的飞镖”，这个仆人迫不及待地去问一位中文很好的夫人，想知道主人用在他身上的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些查禁罗伯聃[插图]先生《伊索寓言》中文译本的官员们，其心态与这位北京仆人一样。这些官员无法在这些会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的身上感觉出什么隐在的含义，为了斩草除根，干脆把整个版本全都给禁了。
关于中国人猜疑外国人的一些最为固执的事例，都是与如今已经遍布中国广大地区的许多医院和诊所联系在一起的。在为数众多的病人之中，有不少人对外国医生的善意和医术表现出了毫无保留的依赖和令人感动的信任。但另外也有不少人，他们的感受我们所知甚少，非得经过一番仔细的询问方才得知，他们依然相信那些最为荒谬的传言，比如把眼睛和心脏剜出来做药，哪位外科医生具有把他的病人剁成肉泥的难以遏制的癖好，据说外国人在地窖里可怕地处置中国小孩，等等。一两年之后，这样一个机构的好处广泛传扬，这类谣言不攻自破，就像风吹散了尘埃一样；不过，尽管有数以万计的成功治疗，这些谣言仍在继续泛滥，就像霉菌在八月间温暖湿润的土地上滋生一样。
外国与中国交往的整部历史，在中国一方就是一部猜疑和推诿的历史，在外国一方也无疑有着不少严重的失误。这是一段回想起来会让人感到厌倦的历史，而那些肩负责任，常常去进行无谓谈判的人，却没有吸取这些历史教训。但是，既然许多个人在中国时常要去充当他们自己的外交官，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做也就很明白了。我们将要给出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个外国人在一座内地城市租用住所的事，当地一位官员找出各种理由来加以拒绝。在一次事先安排好的会见中，外国人一副中国人装束，还带着各种书写用品。寒暄了几句之后，这个外国人慢条斯理地打开了他的书写用品，放好纸，掏出钢笔，看看钢笔里面有没有墨水，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情。那位中国官员极有兴致，十分好奇地注视着这场表演。“你在干什么？”他问道。这个外国人解释说，他只不过是在整理一下他的书写用品，为的是——“就是整理整理，仅此而已。”“书写用品！干什么用的？”“把你的答复记录下来。”外国人回答说。这位官员赶紧向他的外国客人保证说，绝对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要求会得到满足的！这个官员怎么可以断定，下一次他将在什么地方听说这份他不可能知道其内容的神秘文件呢？
中国是一个谣言泛滥的国家，人们的内心时常充满恐惧。过去几年间，在新加坡的中国人中间就有这样一种传闻，使得苦力们坚决拒绝天黑之后走某一条街道，因为那个地方很是危险，突然之间会被人神秘地砍掉脑袋。中国人或许永远无法步出有这种恐怖的时代，对于那些与之相关的人来说，这些恐惧就像1789年的巴黎人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一样真切。无限的轻信和相互的猜疑，构成了这些可怕的谣传滋生和成长的土壤。当这些谣传涉及外国人时，长期而又痛苦的经验表明，不能轻视它们，而应该在它们刚刚传出来时就加以澄清。只要当地的官员能够诚心制止这些谣传，它们就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如果谣言得不到制止，任其传播，结果就会导致天津教案那样的暴行。中国的每个地方都适宜于谣言的迅速传播，几乎没有一个省份未出现过某种形式的谣传。为了彻底制止这些事情的发生，时间因素是非常必需的，就像它在确定地质时代时必不可少一样。避免谣言产生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无可争议的直观教学课来让中国人确信，外国人是中国人真诚的祝福者。这种单纯的命题一旦被牢固地确立下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才会首次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