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听闻噩耗,江青的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毕竟,此时的党中央又少了一位对“四人帮”篡党夺权形成掣肘的领导人。
事实证明,这群被权力野心冲昏头脑的政客,注定无法理解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深谋远虑,相反,他们的野心勃勃早已被看穿,夺权阴谋破产早在1974年末就已注定。
了解这段往事的人们都知道,笔者所说的正是“长沙决策”,决策当天正值毛主席81岁生日,决策人仅有毛主席、周总理两人,那一次的彻夜长谈也是两人此生的最后一次。
要说“长沙决策”到底谈了哪些内容?为何会对之后的中国政局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且看一看决策前后的诸多时局变化就可见一斑。
从1972年开始,周总理的身体情况就变得很不乐观,苦苦捱到1974年6月,他才不得不住进解放军305医院,之所以他顾不上自己的重病之躯,原因便在于当时动荡不堪的局面。
面对江青一伙人的翻云覆雨以及对周总理的肆意中伤,毛主席恼火之下也越发清醒地认识到,此时的新中国已经再也经不起这般折腾了,正如他曾说的那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此后,毛主席正式提议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毕竟,当时的他已经年过八旬且重病缠身,如何使国家重新走向正轨,如何完成平稳交班,都成了老人家不得不反复斟酌的事情。
就在最重要的接班人问题上,毛主席与周总理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放在了邓小平身上,如今看来,此举已经开始为日后的政治变局埋下伏笔。
1974年10月4日,身处武汉的毛主席指示王洪文转告周总理,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便是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事关政府“组阁”的重大举动。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邓小平的回归高位也就意味着江青一伙人的大权旁落,他们紧盯中央动向,不放过任何兴风作浪的机会,“风庆轮事件”就是在此后引发的。
面对江青一伙人将“崇洋媚外”、“洋奴哲学”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周总理、邓小平的头上,一直都选择用沉默“表态”的邓小平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展开反击,眼看阴谋再次破产,江青一伙人对他的加害越发变本加厉。
如此也就有了王洪文擅自前往长沙向毛主席告邓小平黑状一事,这一举动引发了毛主席极大的反感。
“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无功而返,不甘心的江青又派出两名“说客”找毛主席告黑状,她的如此不安分终究让毛主席意识到,这是江青一伙人想要插手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重要信号。
就这样,毛主席一方面做出“总理还是总理”的指示,一方面正式提议邓小平出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总参谋长,这样的变化打得江青一伙人措手不及,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精心谋划了一场,结果却适得其反,邓小平一升再升之际,已然重权在握。
毛主席的如此部署,最稳振奋的莫过于周总理,顾不上自己尚处于紧急治疗阶段,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几乎将中南海西花厅所有的工作日常“搬”到了病房中处理。
之所以周总理在病中到了如此“拼命”的地步,原因只有一个,他要将自己此生未竟的事业托付给邓小平,千方百计阻止大权旁落到江青一伙人手中。
那段时间里,毛主席在长沙也没有闲着,数次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与警告均收效甚微之下,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江青的狼子野心。
“江青就是有野心,她是想让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由此可见,无论是接班人的选择还是对江青势力的遏制,毛主席与周总理都有着同样的见地,虽事先没有商讨,却已经开始朝着一个方向努力。
时间来到1974年12月,决定由谁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病情越发不济之下,周总理还是毅然承担起了筹备四届人大会议的重任。
就在所有准备工作就绪后,周总理于12月23日亲赴长沙面见毛主席,亲自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由王洪文随行。
来到长沙,从23日至27日,毛主席与两人有过四次谈话。
“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
凡此种种训诫,毛主席首次提出“四人帮”这一说法,对邓小平则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邓小平政治思想强!王洪文不如他,人才难得啊!”
12月26日,毛主席将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虽说那一天是他的81岁生日,简单吃了一点长寿面、喝了一口芙蓉酒,他便在当晚与周总理单独来了一场长谈。
那一晚,毛主席提出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全力提升国民经济,还与周总理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的各项人事安排,便是影响深远的“长沙决策”。
就在半个月后,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之际,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经过选举产生,“长沙决策”成为现实,“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正式宣告破产。
最重要的是,此后的邓小平正式成为制约“四人帮”的重要角色,也注定“四人帮”在周总理、毛主席相继病逝后依旧无法阴谋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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