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欧洲的粮食亩产量很低、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吗？

00:02:03:古代欧洲粮食产量演变史：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粮食产量变化

00:04:05:古代中国与欧洲粮食产量的巨大差异：文艺复兴后的改善

00:06:31:文明和技术的差异：古代中国和欧洲的土地肥力保持方式对比

00:09:42:“精耕细作”与“人口承载能力”：古代中国文明的优势与劣势

冷历史观，不一样的历史观。今天冷历史观带来的话题是——古代欧洲的粮食亩产量很低、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吗？

粮食产量关系人口基数，而人口基数关乎文明发展，因此粮食产量也是衡量文明发展水平的一把很客观的尺子。但与古代中国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不同，古代欧洲的农耕技术水平相对粗放、粮食产量也相对较低，甚至有人认为欧洲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可能只有同时期中国的十分之一左右，这种观点是否属实呢？冷历史观在这里尝试解读一下。

一、中国古代粮食产量概况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种粮、种菜的天性似乎刻在了基因里。由于南北方气候、水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在红薯、马铃薯、玉米等美洲植物传播到中国之前，历史上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前期以粟、菽（即黄小米和大豆）为主、后期则以小麦、高粱为主，而南方则一直以水稻为主。

随着耕种技术的不断提升，中国历史上的粮食单位产量也不断有所提升。先秦时期北方粟米的平均亩产量大概在200到250斤左右，同时大豆的产量大概是粟米的一半，约125斤左右。到唐宋时期全国平均粮食亩产量大概上升到300斤左右，其中北方的粮食亩产量约250到300斤左右，南方由于很多地方一年可以种两季稻，因此亩产量可达450斤左右，在这个阶段南方也逐渐替代北方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到明朝时，北方小麦的亩产量没有明显提升，但南方水稻的亩产量则可以达到500到600斤左右，南方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并贡献了全国的大部分赋税。

明末及之后的清朝，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的产量却并没有明显提升。但随着红薯、马铃薯（土豆）、玉米等美洲植物传播到中国，又给全国粮食总产量带来了较大的提升。在北方，玉米可以与冬小麦套种，同一块地一年可以收两次粮食，使耕地的利用效率大大提升，不过那时玉米的产量普遍很低，平均每亩只有100多斤。不过马铃薯、红薯则产量很大，其亩产量甚至可达3000到4000斤，并且可以在贫瘠的土地上较好地生长。我们常说的“康乾盛世”，也被称作“红薯盛世”，康乾时期的人口能从明朝鼎盛时期的六七千万暴涨到一亿七千万，以红薯为代表的美洲农作物的普及绝对功不可没。

二、古代欧洲粮食产量概况

古代欧洲历史大致经历了3个文明阶段比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时期（也叫古典时期）、中世纪时期和文艺复兴及之后的时期，3个历史阶段中欧洲的粮食产量也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在以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代表的古典时期，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是大麦和小麦。但由于严重缺乏可信的历史文献或文物，专家们只能通过零星史料推断出那时的粮食产量，换算成中国的亩产量大概为80到150斤左右，这还是在水利条件较好的地方。

中世纪的欧洲农业技术和粮食产量不仅没有提升，甚至还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倒退。据历史学家推算，那时欧洲的平均种收比（种子和收成的比例）大约为1比2至1比4左右，也就是说种下1斤种子只能收获2到4斤粮食，这比同时期中国1比6至1比10的种收比要低很多。如果换算成中国单位，中世纪欧洲每亩的粮食产量大概在40到80斤左右，大概比刀耕火种强一些。而这种巨大的粮食产量差异也被当时来往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商人及传教士所注意到。

文艺复兴及之后的时期，欧洲的粮食种植技术和产量有所改善。以一九零零年前后的法国为例，当时化肥、农药还未发明及应用，其小麦产量约每公顷1200到1500千克，换算过来大约是每亩160到200斤左右，不过仍低于同时期中国北方每亩约250到300斤的小麦产量。

当然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红薯、马铃薯、玉米等美洲植物逐步引进到欧洲种植并开始普及，欧洲的粮食产量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提升。不过与中国红薯种植比例很高的情况不同，欧洲人更偏爱种植马铃薯，甚至后来还成为他们餐桌上的主食之一。

三、古代中国和欧洲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比较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近代化肥农药发明及运用之前，古代中国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一直是高于欧洲的，尤其可以种植两季水稻的中国南方更是碾压式的存在。如果用同时期中国南方的稻米产量跟蒙昧黑暗的中世纪欧洲相比，最高确实可以达到10倍的惊人比例，当然这么比有点“欺负人”。

不过，即便用中国北方的粮食产量（主要都是小麦）来跟中世纪的欧洲来比，也可以达到5倍左右的比例。而如果跟欧洲古典时期、文艺复兴及之后的时期来比的话，也能达到2到3倍左右的比例。

总的来看，历史上中国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确实高于欧洲，而且动辄高一倍甚至数倍。

四、古代中国比欧洲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高的原因分析

1.地理角度比其实历史上中国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高于欧洲这个现象，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看是非常正常、合理的。造成差异的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纬度位置——中国的纬度位置相对较低而欧洲的纬度位置相对较高，尤其是中国南方的纬度位置更低。

首先，高纬度的位置，单位面积能接收到的太阳光能量比低纬度位置要少，这是常识。而农作物就是靠通过光合作用来将能量转化成产量，因此纬度越高、粮食产量越少这本就是非常符合科学的自然现象，如果反过来才不正常、不科学呢。

其次，随着纬度的升高，气候逐渐寒冷，农作物能种植的季次也逐渐减少。比如同样是水稻，在热带比如海南地区可以种植三季，到了长江中下游只能种两季，到了东北地区则只能种一季。这也更加剧了南北粮食产量的差距。

再比如同样是种植小麦，中国北方由于纬度位置比欧洲要低，一年中夏天的天数比欧洲要多、平均温度也比欧洲要高，因此可以将冬小麦、玉米等进行套种，达到一年收获两季粮食的效果，而整个欧洲除了南欧少数地区，大都无法实现这种耕地的利用效率。

2.文明和技术角度比中国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中国人也更擅长精耕细作。而欧洲则属于典型的海洋文明，欧洲人更擅长海洋航行，商业贸易，在此基础上还融汇了来自亚欧大草原的游牧文明，因此历史上的欧洲人不太擅长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相对较低。

历史上中欧农耕技术的差异，比较典型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土地肥力的保持上。

中国从很早就掌握了沤肥的技术，时间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历史上中国农民对人畜粪便、尿液的利用和处理是非常彻底的，甚至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以前农村地区的很多人想要大小便甚至都要憋回自己的家中或田里才甘心，因为这都是可以提升耕地肥力的“宝贝”。这种现象和感情是西方人和现代人很难想象的。

而古代欧洲对土地肥力的保持方面则缺乏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精细和用心，历史上欧洲对保持土地肥力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休耕、牧耕等方法。古代欧洲人会把一块地划划为两部分或更多，每年只在其中一块地上种植农作物，其他的耕地则放任闲置或者养殖牲畜，放任闲置的方法就是休耕，养殖牲畜的方法就是牧耕。

历史上欧洲人对通过搜集粪便、尿液进行沤肥来提高土地肥力的方法几乎从不采用，这也造成中世纪欧洲的大小城市实际上非常脏，街道到处都是人类的粪尿，甚至后来造成了严重的黑死病疫情流行。而历史上中国城市里的粪尿都是有专人清掏并贩卖给农民提高土地肥力的，甚至还形成了产业链和帮派势力。比如清末北京城的粪便清掏业务是由所谓“粪霸”把持的，其他人想插足该领域都很难。

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古代中国比欧洲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高这件事，貌似是值得高兴的，但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其造成的长远后果却未必都是我们乐见的。

从好的方面来看，古代中国比欧洲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高这一现象，首先使古代中国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加之中国地大物博的基础条件，使中国人口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大量的人口不仅给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铺就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不断绝的基本保障。

但是从坏的方面来看，中国式的精耕细作虽然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得到提高，但也把农民和土地牢牢绑定，极大减少了文明发展所需要的交流和沟通，从而给商业、手工业等文明的发展带来强大的阻力，这对于古代中国文明的长期健康发展其实是极为不利的，甚至可以说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中国式的精耕细作虽然使农民可以通过更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但同时也造成人口过于密集、人均耕地越来越少的后果。据统计，唐朝时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约6亩，宋朝时降至4亩，明中期时降至2亩，清初又降至1.6亩，而清朝最低的时候甚至达到了人均仅0.8亩耕地的可怕程度。

人均耕地面积缩水，使古代的中国农民不得不更加勤劳地种植相对高产的农作物，无暇、也无地发展口粮转化率较低的畜牧业。这不仅造成古代中国农民的饮食结构不健康、越来越依赖单一的粮食，肉蛋奶等副食越来越缺乏，也造成古代中国农民耕种越勤劳、挨饿却越来越多的历史怪圈，尤其是在水、旱、蝗等天灾面前，更容易造成流民遍地、饿殍遍野的巨大社会动荡。

而历史上欧洲农业技术虽然落后，但由于相对地广人稀，人均拥有耕地的面积却比较多，以14世纪的英国为例，当时的农民每家普遍拥有30到50亩土地，这么多的土地虽然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较低，还需要通过休耕、牧耕等方式保持肥力，但同时也为他们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空间。

欧洲的畜牧业不仅可以提供肉奶等食物、让人们的身体素质更健康，还可以为服装、军事、交通等行业提供皮草、役畜、皮具等原材料，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人均拥有土地面积更多、产业结构更加多样的欧洲农民显然要比同时期的中国农民更有回旋和缓冲的余地，从而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

总的来看，古代欧洲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确实比同时期的中国低，但也避免了某种“资源的诅咒”，这就是有利于发展农耕文明的资源——包含纬度、气候、土地等因素在内。虽然古代中国凭借良好的农耕资源创造了极大的辉煌成就，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古代中国文明对农耕的过度路径依赖也带来了诸多的负面效应。当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上述问题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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