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江西省领导向周总理敬酒，总理说：要敬就敬3杯，但我有个条件

1959年至1961年，在三年自然灾害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周恩来统筹全国粮食的全局，果断决策，亲自抓省、市、自治区的调拨，保证各方面的应急需要，终于带领全国人民渡过了难关。今天帝哥就来说说周恩来在那几年的一些故事。

1960年，我国粮食面临着十分紧张的局面：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7天；天津只够销10天；上海已几乎没有大米库存……在这样的形势下，周恩来要求粮食部门及时将各地的各类粮食报表送到他那里，他亲自一张一张地审阅，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解决。

有一次，周恩来和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一起研究各省的粮食计划调拨安排，当排出表格后将数字相加时，发现有5000万斤差数怎么也平衡不了，一时竟查不出原因。周恩来便戴上老花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计算，最后他问道：“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增加了5000万斤，加了没有？”

问题果然出在这里，是工作人员把这个数字漏记了，当周恩来在表上加上这个数字后，收支果然就平衡了。

这年夏天，中央在北京召开十六省粮食工作会议，研究如何渡过难关，并下达了调粮指标。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找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首先向他说明了今年国内生产形势的困难：“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库存现在已经挖空了，调进的粮食不够市场供应。如果不马上调一批粮食救急，这样的大城市一旦发生粮荒，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随后周恩来又诚恳地对杨尚奎说：“江西已经调出了10亿斤粮食，为全国作出了很大贡献，我知道你们也有困难，但你们和别的省比起来，情况还是好的。所以我今天来和你商量，能不能从江西再调出2亿斤粮食，支援一下中央？”

周恩来的话情真意切，令杨尚奎非常感动，但他还是汇报了江西的困难：“江西是个农业省，主要是产粮。自古以来，特别是从南北朝时期起，江西就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和供应地；现在给中央调运粮食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两年我们的困难也很大，富裕的地方，还可以勉强吃饱；困难的地方，那就要靠‘瓜菜代’了。这次来北京开会之前，公共食堂煮的‘饭’，基本上是红薯叶子呀……”杨尚奎说着说着，声音竟哽咽了。

周恩来听了以后也很难过，他说：“在山东，红薯叶子都吃不上哟！问题是，并不止一个山东。”

杨尚奎咬咬牙说：

总理，我说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而是让中央知道江西的情况。至于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总理既然提出来，我们说什么也得支持。我回去再做做工作，统一一下认识，就是再勒紧一次裤带，也是要给的！

周恩来听后激动地说：“我就知道江西老表的风格高！谢谢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

1961年，全国的粮食供应形势依然很严峻，周恩来只能继续拼命工作，他每天都在计算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可以调出多少或者给哪个省调入多少。有一次，护士前去给周恩来送药，心疼地对他说：“总理，像这样具体的技术工作，不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周恩来却严肃地说：

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它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大问题。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作为一国总理，那怎么行呢？

时间长了以后，邓颖超也十分担心周恩来的身体，她责备周恩来说：“恩来，你掉到粮食堆里出不来了？”

这年的9月17日，周恩来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到江西南昌视察。18日晚上，杨尚奎等江西省主要领导陪周恩来共进晚餐。席间负责江西省农业生产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站了起来，高举酒杯对周恩来说：“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敬一杯酒！”

周恩来也举起酒杯，高兴地说：“俊秀同志，你要敬就敬3杯，但我有个条件。”

刘俊秀听后十分紧张，他连忙问：“什么条件？”

周恩来说：“咱俩干一杯酒，就要增加你们省外调粮食1亿斤，好不好？”

3杯酒就是3亿斤粮食，刘俊秀知道这绝不是个小数目，他只好对周恩来说：“总理啊，国务院给我们的外调粮食任务12亿斤，我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要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

周恩来说这番话绝不是一时兴起，他早就对江西本年度粮食产量和人均口粮做过调查，心里有数，所以他说：“我有调查，增加你们3亿斤虽然有困难，但还是可以做到的！”

刘俊秀也知道，周恩来要不是因为全国的粮食供应困难重重，也不会在这种场合提这样的要求，于是他下定决心说：“好，就按总理的意见办，3亿斤就3亿斤！”

刘俊秀话音刚落，周恩来就连干3杯，3杯过后，他的面色略有些红润。在座的人都知道，周恩来并没有醉，他这是心里高兴，因为3亿斤粮食又可以使不少人暂时度过饥荒了！

正是在周恩来的得力领导下，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同舟共济，到1962年，我国终于度过了粮食困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