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 Vol.52 告别的年代

［本期音乐］

1.Farewell - Bob Dylan

2.The Knowing Tree - David Davidson

［本期书目］

［知远口述］

今天是第二季单读的最后一期，读什么书也不重要了，我们可以在一起闲扯一扯。

先来一首来自Bob Dylan的《Farewell》（《告别》）。

Bob Dylan是我们这一季包括上一季之中特别多地分享的一位歌手，可能我觉得他的那种音乐里面的情绪、他的歌词，都特别打动我吧。可能也像这个节目想传达的，当然他比我们都天才了太多，我们远远赶不上，都是分享他的一点点残光余晖就可以了。他对社会的记录、对普通人的吟唱、对日常生活的感慨、对每个普通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都是我们特别想达到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节目想想看已经做了超过两百期了，在里面我们可能周游了世界，然后听了各种奇怪的歌曲。我有很多情绪的起伏，有时候很兴奋，有时候很烦躁，我想可能小高也听到这些东西了，每一个听众也听到了。

这个节目也有一些变化，从过去的免费到做收费的尝试，而且这个节目确实也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很多时候非常地没兴趣啊，觉得要录，但是还是会坐下来谈一谈自己的感受，或者很多时候偷懒吧，就读了很多书。我特别喜欢这些读书的过程，我不知道你们听到是什么感觉，对我来说，有很多书我当时就没读过，我在读的时候慢慢进入这个书的状况，好像把我代入到这个书的世界，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自我发现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以前也说过这个节目要做到八十岁，今年四十一岁，靠，还有三十九年。不知道这个宏愿怎么许下来的，但跟各位保证一点，第二季的结束绝对也不意味着这节目就不做了，单读还会继续，我们会想方设法或者换一种形式让它继续下去，但这个形式会变成什么样子，也没想好，也欢迎各位能够提供你们的想法，也逼着小高想一想，单读会变成什么样子的，还是说你们就喜欢这样的一个形态，那我们就想办法再来继续。

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嘛，所有东西持续起来看起来很难很难，除了持续刷微信之外我看各位什么也不能持续做下去，感觉到我可能也是吧。

小高你有什么要说的吗？你感慨吗？你会遗憾吗，比如下周就不录单读了，或者有段时间，至少未来几周时间不录单读了，你会遗憾吗？

（小高：我会觉得缺少点什么。）

哈哈都是干活的命啊，没活干就不舒服是吗。

我觉得我最近半年变得好忙碌啊，哎呀忙碌得不舒服，有天早上起来我在屋里抽烟，看那个烟灰上去，我在听音乐。我觉得我好久没这样发呆了，早上起来要不在改书稿，要不在跟别人电话会议，总之好像各种杂事情涌进我的生活，我那种完全无所事事的发呆的时间很少了。我在做第一季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时间，现在好像时间少了太多了。

所以明年我想是不是让我可以恢复一些这样的时间呢？或者我最近有个新想法，未来一年我会投身于对日本的研究当中，我会读大量的日本的历史书、文学书，看他们的艺术作品，然后看他们的电视剧、偶像剧，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以日本为题展开做一系列节目，仅仅谈了日本。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过程，而且最近我刚刚买了日语教材，“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这个发音假名嘛，怎么读他们的假名、他们基本的音标，我想一年之后能不能日语更好一点，能够给大家读一段日文的——估计书读不了——可以读个俳句吧，简单的几句或者两三句的，这是我新的人生的抱负，也希望未来一年成为日本方面的伪专家。哎我们真的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做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音频节目？还挺有意思的。

今天我要谈的这个书是我很喜欢的日本学家，是一个美国学者，叫James L.McClain，他写过一本《Japan：A Modern History》，以前我分享过一本Andrew Gordon关于近代日本的书，但是这本我觉得更有意思一点，我会读一读他对武士阶层的描述，尤其在在明治维新前夕武士阶层的变化，他们从一个特权阶层变成一个失去特权、挣扎于新时代的过程，他们也要告别自己的身份、告别过去，也是告别一个过去的日本——日本从幕府时代的日本变到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这些武士要成为官僚、成为商人，要成为外交官，不再佩戴他们的刀剑。

对于他们来说19世纪中叶那段时间也是一个告别的年代，他们要告别一整套生活方式。对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我们也算一次小小的、暂时的告别。

关于告别我想起最近我有一个男朋友——噢男性朋友跟我说，他过去听说“小别胜新婚”，是这个意思“啊小别之后回来见到妻子就变得特别开心”，但他说不是这个意思，原来“小别胜新婚”是说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妻子或丈夫都会很开心，离开很短都会很开心。我觉得那我们就让大家都体验一次“小别”的感觉，然后等到再度归来的时候彼此要不以新面貌、要不以完全不变的面貌再一起继续聊天。

我觉得那也是很美好的，不变也是很美好的，谁说崭新才是美好呢？希望各位都不变。

［阅读节选］

1860年3 月3 日晨，幕府的首席决策人井伊直弼从家里出来，坐上轿子到江户城堡内离家不远的官署。一行人走到主城门樱田门外时，一群年轻武士，其中17人来自水户蕃，一人来自萨摩藩，出现在飘落的雪花中。这些人恭顺地走近轿子，然后突然拔剑朝井伊直弼的卫队蜂拥而上。他们令人吃惊地杀向轿子，掀开轿门，刺中井伊直弼，并把他拖出来砍掉头颅。

暗杀者的激愤起因于他们认为井伊直弼及其前任对一系列国内危机和日益增长的国外威胁处理不当。“内忧外患”是东亚一个古老的成语，使用于国家的历史进程似乎急转直下到了一个重要分水岭的混乱时期。19 世纪上半叶，“内忧”似乎遍及日本各地：武士的贫困和尚武精神的衰退；生活水准超越了“他们身份和财力”的自大商人越来越多；饥荒和物质匮乏频仍；农民起义和城市骚乱；意识形态的骚动和神秘主义的宗教；失败的改革。与此同时，“外患”也大举而来：1853 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C·佩里驶入江户湾，要求日本向西方世界全面开放。井伊直弼认为贸易有利于日本；而且日本也没有强大到可以拒绝佩里的最后通牒，因此185S 年他打破传统签订了条约，和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

对水户和萨摩的年轻武士来说，井伊直弼是个温顺地屈服于外来压力的懦夫、卖国贼。“外夷”在日本国土的出现预示着日本传统文化的灭亡。抹伊直弼对反对者的残酷镇压—软禁他们的良师，即水户藩的前藩主：给他们的悲愤水上浇油，引发了他实施暗杀的决定。正如他们或许已经预料到的，几乎所有卷入袭击井伊直弼事件的人都死了，不是死于战斗中的重伤，就是被俘后遭处死。然而，它们的行为标志着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井伊直弼被暗杀后的几年里，其他自称“志士”的年轻武士，也以同样激烈的暴力行为反对他们所藐视的外国人，以及容忍蛮夷存在的幕府官吏。随着反对意见席卷全国，幕府逐渐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和维护其特权的能力；而反对者及其不满情绪则犹如滚雪球般成倍增长。直到最后他们决定推翻这个统治了近两个半世纪的政权。

经济灾难和社会叛乱

在19世纪早期的金泽——加贺藩前田大名的相对繁荣的城堡小镇根据地，许多武士家庭砍掉花园里的灌木，种上可以在城里市场上出售的李子、苹果和杏子。城市里的其他武士开始创办家庭作坊，制造草鞋、雨伞、装饰性发带、灯油，还有庆祝新年用的节日用品，例如泥娃娃、纸老虎、自动玩具等，来增加自己的收入。金泽的武家转向追求商业利润，因为他们觉得生活水平在下降。金泽武士阶层经历的经济上的贫困并非独一无二。在日本各地的大多数城堡小镇，日益增多的武家从事类似的副业，或者在商人、手工业者的店铺兼差，有些地方占武家总数的70%，有些地方甚至更多。许多曾经骄傲的武士当掉刀剑和盔甲，送女儿外出当家庭佣人，甚至不惜杀婴，以免陷于贫困。

武士觉得自己变穷了多少有几分心理作用。17世纪早期，大名和将军把付给家臣的俸禄给固定下来，从那以后罕有提高。由于俸禄通常是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十七八世纪大米的价格上涨时，武士在市场上卖掉俸米后的收入可能有些许增加。但这种收入，假如当时的记载精确的话，并不足以让普通的武士家庭跟上更富有的工商业者邻居的步伐，后者的收入通常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且，德川时期的商业革命使得许多新奇美妙的生活消费品都不难买到；但是，其中最令人想要的东西的价格却并非许多武士的荷包所能承受，这就加深了他们的想法：武家不能再享有与他们社会中坚的身份相应的生活方式了。许多武士通过咒骂富商和富农发泄他们的挫败感。金泽的一个高级武士这样说：“城市平农家庭，有许多已经不再遵守关于身份的规定，花钱太多，没有多少社会感。”他继续道，那些“厚颜无耻”的商人，购买华丽的衣服，“垂涎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宅邸”，沉湎于“超越了他们身份和财力的奢侈婚筵”。

一方面是妒忌和不满，另一方面也由于将军和大名有时削减武士的俸禄，19世纪早期武士的实际收入的确是下降了。19世纪20年代，金泽的前田大名把武士的俸禄减少了10%，到19世纪30年代竟令人惊讶地减少了一半。其他藩的大名也要求他们的家臣在经济上做出牺牲，因为正如前田大名一样，他们也在努力摆脱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的泥沼。到19世纪的前几十年，大多数大名都把收入的四分之三或者更多，用来维持履行参觐交代义务的开支。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承担不断上涨的婚礼、丧葬等社会费用，并遭受幕府冷酷无情的索取：出资维修道路桥梁，以及重建屡遭火灾的城市等。这些开支使得大多数大名陷入财政赤字，由于几乎别无选择，选择大名只能大幅度削减其家臣的俸禄。

许多武士都不喜欢这种做法。金泽的一个官员悲叹：“近几年削减俸禄的政策给家臣，尤其是那些低级武士造成了苦难。许多人行为失当，拒绝遵守蕃地法律。”长洲蕃的一名要员也发出了类似的感叹：“多年以来，武士忍受贫困，一心只想着谋生。‘买这个，卖那个’，‘拆东墙，补西墙’，已经成为他们的全部生活。甚至那些恪尽职守的人也降低身份做些不光彩的事情。他们一天天苟活，早晚都只吃稀饭。他们的生命在虚耗，他们的精神和举止日渐卑劣可耻。他们已经成为满嘴谎言和善于行骗的人。”

政治制度的僵化加剧了低级武士的不满。人人都说得很好听，在决定由谁担任某个职位时，“能力”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实际上，家庭在武士阶层内所处的等级决定了武士可以担任的职位，假如有职位的话。结果，到19世纪为止，高级武士占据了大多数重要官职，在许多藩，望族累世独占关键职位。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使许多来自贫苦家庭的雄心勃勃的青年感到苦恼。在藩学里，那些低级武士的儿子常常和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同学比邻而坐，他们发现高贵的出身容易使人像孔雀般骄傲，正如平常使他们像驴子般愚蠢。一些低级武士把他们的上司蔑视为优柔寡断的无能之辈，用当时的常用语来说，他们甚至当不了箭术比赛的裁判。还有一些一心想被任用，以便解决他们家庭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武士，开始呼唤任用“能人异士”，即那些不管其在武士阶层内的社会地位如何，但在政治上已经觉醒且才智过人的年轻人。

19世纪早期，城市和乡村的许多平民对于权威也变得不太恭顺，尤其是在连年歉收导致了破坏性的“天保大饥馑”之后。这场饥馑从1833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838年，因为时值天宝年间而得名。现在无法证实那几年死于饥饿和疾病的人数，但日本北部的官吏报告，仅1836年就有10万人死亡，到处都有荒芜恐怖的村庄、未被安葬的尸体，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况。“尸体被扔到井中，有妇人竟然吃掉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男人的日记记载，“饿殍满地，有些人宁愿用石头砸死孩子也不愿让他们饿死。抢劫、入室行窃、偷盗就是如今的秩序。浪人攻击老人和孩子，世界已经没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