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 Vol.46 一个爱尔兰人眼中的中国问题

［本期音乐］

1.Tristes Apprets, Pales FlambeauxAgnes Mellon

2.Prologue/Babushka - Paul Cantelon

［本期书目］

［知远口述］

       今天我们来读一本一百多年前的一位英国人描述的中国，《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先来听一首，搞不清楚去不知道怎么念的一首歌剧，大概翻译的意思就是忧郁的apprets，苍白的大烛台。我忘了这段选段是来自哪个歌剧了，然后出现在一个电影的配乐中，蛮喜欢这个电影的，关于法国的，应该是路易十六的皇后吧，她的故事，充满了权利、情色与个人欲望的一个电影，其中的一个配乐。

       今天要谈论的这本书作者叫Craighead，赫德爵士，他是也是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很传奇的人物，一个爱尔兰人，却成为中国的海关的关长，统治着这个超过四十年把。而且这个海关是当时整个清帝国管理最有效率的一个政府机构，这个帝国三分之一的财政来源于海关，所以当时中国一旦签什么条约要赔偿赔偿多少钱，往往通过海关的关税来作抵押的，赫德也很传奇，他个子很小，但却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历代皇帝的，和王宫贵族的信任，记得当时 恭亲王奕欣嘛，六王爷，叫他不是叫赫德，是叫我们的赫德，寓意是赫德是我们的人，赫德也会将中文，和这些满族大人们、汉族大人们都关系甚好。所以想想都奇妙，我觉得中国那时候也蛮开放的，当然是种被迫的开放，我们可以想想记得比如说外贸部长，或者说再加上海关关长是一个外国人来运转，这都很难想象的。赫德也很妙，他等于是夹在英帝国和中国之间，他试图为中国考虑，也为英国考虑，特别担心英国的利益在中国受损，但同时也想捍卫中国自我改革自我成长的这种需求，所以这种夹在两个国家之间的人都是很奇妙的人。他当时住在北京，忘了赫德是，应该就在东郊民巷上那个大院里面，他有自己的一个铜管乐队，经常做一些演出，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如果在十九世纪末，如果你想来来北京的话，是一个外国人，赫德绝对是一个必见的人他会帮你通向中国的所有的权利的中心，帮你描述分析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一个中国通。

       然后我今天要读的这个小书，是来自他一个论文集，也很有趣，是当时义和团之后，对于他写的一个文章的列集，他实际上在分析中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会发生义和团运动，它到底预示着什么，西方人到底能为中国做什么，他是中国这个百日维新的同情者，据说他当时在北戴河度假，听到皇帝发了一道一道改革预兆，兴奋地不得了。觉得中国终于发生了变化，他对中国有时候深感绝望，它一点变化都有会很多喜悦。就后来百日维新失败了，他表示很失望，但是他仍然试图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难以发生变革。

所以，在读他的一世纪前写的这些文章有很多的感慨嘛，就觉得中国历史的惯性是这么的强大，在读他的很多文章的时候仍然感觉到昔日的影子好像长长的阴影仍然投射到此刻的中国。有时候真的很多时候，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那种旁观者有时候能指出我们国家更本质更深入的问题，一如我们在生活到其中反而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它。最近的心情，很多沉重啊，发现好像我这代人也好，下一代也好，好像终究难以逃离、逃出历史的惯性。我们想要的那种更个人主义的时代好像非常难以到来。

 ［阅读节选］

        提出的问题深中肯綮但让人难以回答:“中国发生的改革，是来自中国内部的要求，还是来自外部的影响?”坐在主人对面的人这样问。不过这个话题也就到此为止了。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正是在1898 年9 月被逮捕并被押送进刑部大牢的，他最后一次出使国外,是代表中国出席女王在位60周年庆典。一个星期前,到处还都在谈论改革的事情，激进派从皇帝的改革热情中看到的只是成功的美景,而看不到任何别的什么。而今一切都改变了，倒退的势头令人愕然。仍然能若无其事的，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的人，只有那个令人琢磨不透的、玩世不恭的崇礼以及他的席间邻座——头脑一向非常清醒的李鸿章。但对上述问题，他们两人都没有作答。他们的同事，好几个也在座，看来更不愿意冒险介入这个同题的讨论。他们谨慎地保持着沉默，摆弄着自己面前的甜点，貌似忧郁地互相看着，他们特有的矜持不动声色的儒家风度，使局外人难以判断，朝廷反对改革的命令引起的究竟是灰心丧气还是兴高采烈。使馆晚宴的菜肴是上等的,但是宴会并不成功。没有什么更令人感到丧气的了。莫非这是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先兆?

       有一个寓言说：一个牵着驴的老人和一个男孩在去集市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这个经济学家教导他们说：让驴只跟着走而不利用是一种浪费。于是，老人骑上了驴。过了一会儿，老人和孩子遇到了另一个改革者，这是一个鼓吹保护儿童的人，他责备老人怎么能忍心让可怜的孩子在一边跟着跑，这样，孩子被抱上了鞍子。再后来，老人和孩子又遇到了另一个学派的热心人，他责怪健健康康的孩子骑着驴而患有风湿病的爷爷却踉踉跄跄地跟着走。那么，如果老人也必须骑驴，驴是不是可以同时驮载两人呢? 过了一会儿，老人也骑上了驴。这时，来了一个动物保护协会的人，他大声地申斥老小俩，然后说，他们最适当的做法是牵着驴走，听了这话，老人和孩子都下了驴，照着新的说法去做了。后来，老人、孩子和驴都掉进了一条深沟里,改革者们却对深沟里的三者束手无策，最后，结局极为悲惨。这个寓言很能说明问题，颇富启发性，它要说明的是：不要对政革横加指责，并提照人们注意，人们最熟悉的可能仅是自己所在的那个领城。

       如果我们回过来谈中国，我们发现批评家很多，顾问也绝不缺少。批评无疑是诚挚的，但是批评家完全懂得他们所批评的事物吗？提出的建议或许本意是良好的，但是建议的受益者将会是谁，是建议者还是接受建议者？当然，每一位表示良好祝愿的人都开出了自己的良方妙策，但真正的问题在于究竟应该听谁的？天主教神父们指出的方向是罗马，而新教教士们指出的却完全是另一个方向，不信奉国教的人们指出的又不一样，不可知论者们则不会管中国的事。他们当中,究竟是谁掌握看真理? 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信什么教的事情有那么多的不同意见? 再从传教方面转到商务方面来看：一个说如果你使贸易不再受勒索，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什么是勒索，政府没有这些勒索行吗? 另一个要求让他的船只进入所有的内河。但是，其他的国家也允许这样吗? 第三个要求设厂、开矿和修铁路的权利。那么，中国人认为要官员执行让与权力的规定，必须有一些条件,他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吗? 再者，每一项要求都会连带出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诸如资金、股票、权益、贸易保护制度、争端等等，所有这一切或多或少会造成对已有惯例、地方习俗、公众情感和政府行为的冲击。而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最好的建议受到怀疑被弃置一旁,可最坏的却被接受并且被付诸实施。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个倾向议会政治，那一个要求共和制，第三个则站在君主专制的立场上提出建议。总而言之，有多少个顾问就有多少种建议，而且这些干预几乎肯定会把事情弄糟。难道慢一点，让它健康地逐渐变化以完成自身的自然进程不好吗？必须是觉得有需要，也只有觉得有需要，才能为增补真正需要增补的，活变革真正需要变革的，或抛弃真正需要抛弃的开辟道路，并且这必须是中国人自己真正感觉到的需要，而不是外国人认为的需要。如果提供需要的意图是受欢迎的面不是遭反对的，那么，这种意图将会获得成功而不会通到失败。”

       另一方面，认为停滞不变在中国是一个普通的规律是错误的。停滞不变的情况只有存在于一个小如池塘而非大如海洋的国家里，才是不足为怪的。监察御史不断提请关注那些背离行政管理和官员行为的准则的问题，呈送给皇上的史书中从来不缺关心民瘼的建言。但是有两种思想流派:一种属于多数派，是极端保守的派别。这一派人眼睛始终盯着过去,诸如圣人的智慧、前辈的先例之类。他们忠实地相信，对离经叛道的拨乱反正，就是他们所理解的改革或者说更新。另一派人，人数极少，但是在增加。这一派接受现实，承认变革的必要性，睁眼观看其他国家的生活，询问从国外可以引进些什么嫁接到中国的树干上，他们不再仅仅因为东西是新的而谴责新东西，也不再仅仅因为新奇事物来自外国而避开新奇事物。这第二个派别无疑会赢得将来，这一派将会尝试一切事物，将会很快掌握它所了解到的好东西。但是，这一派也有两个分支：其中的一个分支乐意采用任何足以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方法，从而能够拿起自己的武器抵御外国人。另一分支则把对对外交往及与此相伴而来的一切，作为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可以充分利用的、不见得有害的事物加以接受。光绪帝可能属于第二个派别的第二个分支。不幸的是,破坏比新建容易得多,或许可以把光绪帝圈子里的那些好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的人的所作所为称之为胡闹。当激进的改革车轮脱离了前进的新轨道时,局势发生了逆转，偏狭的保守主义分子毫无宽容心的残忍暴露无遗，改革者们也是如此。这些事都是会被记住的,然而老旧派却由此获得了机会。

       那么，什么是改革? 在中国，哪些地方需要改革，哪些地方不需要改革? 改革是怎么被引进中国的呢?

       无论做什么，只要有助于改善一国国民的地位，一般地来说都可以冠之为“改革”。不管这种“改革是采取国家立法、改讲行非管理、联合起来共同努力的形式，还是采取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形式；也不管它的目的是为了对各阶级各阶层实施必要的教育，保证全体民众在就业、住房、衣食、交通和通讯等方面享受更大的福利。保障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与无可置疑的权利，还是为了增强国家作为各国中的一国而值得增强的实力。

       实力的获得是有条件的，正如在任何国家里，个人的权利必须以保证本国同胞们的权利为前提一样，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必须以承认其他国家的权利为前提,而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最终会出现一种干涉的权利。例如，当所有的国家默许或甚至鼓励一个成员国引进这种改革以改善或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以便该国能够维持秩序，并将动乱控制在境内时，作为邻国可能有这样的责任，也是权利，即联合起来进行干预，阻止该国实力的过分增长，因为这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至今文明程度还较低的国家，以至于似乎可能滥用这种新式武力，对于其他国家即使不构成威胁的话，也会令他们感到不舒服。

       当我们试者给中国诊断时，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压抑尚武精神、君主即位不争不抢的国家，不具有攻击的本任。它的人民是守法的，容统治的。但是，他们分布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人数又是如此众多，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不管他们的行为如何规矩，总会在某些地方有这样那样的麻烦，这些麻须总是盘绕在地方官员的脑海中，为此。各省为了维护权威、防止出现和镇压抗乱快序。都拥有各自的武装力量，但这种武装力量所做的工作实际属于警察的工作。省内的士兵，虽受过训练并持有武器，事实上他们更法用于对付民众暴动，而不适用于抵御外敌人侵。一个外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称之为士兵，但当称他们为士兵时，这个外国人会随即建议要更多地关注改善他们所携带的武器，改善他们的训练制度和对军官的培训。还有，就中国特定的地理位置人民的一般性格，以及这种省属武装力量真正所做的工作来说，老天爷的安排(政府和人民的特点及其存在的欠缺造成的必然结果)可能不是最合适的，是不是这样呢? 这还是个问题。令人沮丧的是,目前，事件的发展和局势都在促使中国明白，它除了要在它的境内:它的民众当中维持秩序以外，还要考虑它的国内驻有外国联军，还不得不做好防范其他国家对它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这样的结果,必然会使中国在今后变为一个军事强国，而这是违背它的意愿的。中国将会有很长时期的挣扎，还会做错很多的事情和遭受极大的灾难，但或迟或早，这个国家将会以健康的、强大的、经验老到的姿态呈现于世界，并拥有这个世界强加给它的军事力量。而且，既然它必须拥有，它必将拥有最好的——最好的武器，最适当的训练，最高级的教育。士兵的数量将视人口的允许和情况的需要而定，土兵的质量，诸如体格、道德信念和军事技能等方面。将会一代胜过一代。今天，为了义和团在去年的所作所为而惩河中国。西方在禁止向中国进口的物品中包括了武器。关于这一点，一个中国贵胄的子弟曾对我说过：“很好，这将迫使我们变成生产者。且请记住我的话，总有一天，我们自己将会是出口商；不仅那样，而且还会比现在的制造商卖的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