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玮《元史》8更改国号：从“蒙古汗国”到“大元王朝”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的罗玮，欢迎您收听崇贤馆与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二十四史》大师课。

忽必烈即位后的四月晚些时候，阿里不哥在哈剌和林也即位为大汗，这样，蒙古汗国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两位并立的大汗。两位大汗之间派出许多使者进行谈判和交涉，但双方互不相让，没能达成协议，最后只能诉诸武力。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两大阵营的实力构成是有着明显差别的。军事上，阿里不哥实际掌握着漠北大部分蒙古千户的军队。蒙哥汗驾崩后，其麾下的亲征精锐部队还驻扎在四川、陕西等地区。阿里不哥也能够支配其中的大部分兵力。而忽必烈所能支配的军队主要限于漠南汉地，包括忽必烈进攻鄂州所率领的东路军，以及其他汉地世侯各万户的军队。因此在军事实力上，阿里不哥略占优势。

政治上，阿里不哥作为幼子奉命留守哈剌和林，主持国政，蒙哥汗廷的大臣都站在他一边，他即位的忽里台大会，参与拥戴阿里不哥的蒙古宗王数量也居多。按照蒙古政治传统，阿里不哥继承汗位似乎更合理一些，更能得到蒙古臣民政治上的认可和拥戴。忽必烈则是得到了汉地士庶的民心支持。

经济上，自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事务以来，较长时间控制了汉地广阔的农耕区域，即位后更是直接掌握了汉地雄厚的人口和财力。而阿里不哥的根据地漠北草原环境气候恶劣，物质基础是比较薄弱的。

总之，阿里不哥在军事上占优势，忽必烈在经济上占优势，政治上则双方各有所长，难分伯仲。两大阵营在客观条件上也各有优劣，旗鼓相当，都有取胜的可能，也都有败北的危险，就看双方谁能审时度势，扬长避短，扩大优势，把握机会了。而问题的关键是，在个人军事才能方面，忽必烈显然经过了更多历练，比起阿里不哥是要成熟得多。

在武装组织力量构建原则上，忽必烈也结合自己的统治情况做出了正确的抉择，那就是全力依靠华北汉军世侯的军事力量。忽必烈命令抽调当年史天泽率领的扈从蒙哥汗征蜀的精锐汉军组建武卫军，作为自己的直属武装力量。

我们这时就看到一个“奇怪”的军事现象，蒙古新任大汗忽必烈的贴身武装力量“武卫军”，竟然是一支比较纯粹的汉军部队。

在与阿里不哥的作战中，忽必烈制定了一套正确的战略方针，那就是以漠北为主，陕西、甘肃战场为辅，两个战场南北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漠北，确保夺取蒙古本土作战的胜利。秦陇侧翼战场扫清的同时，忽必烈清醒地认识到：阿里不哥手中的王牌就是占有漠北草原；自己的缺陷又恰恰是远离蒙古本土，在他与阿里不哥的军事较量中，漠北的争夺是最主要、最迫切的。所以，忽必烈当然把主要力量都投放在了漠北的主战场，他没有被动防守，没有坐等阿里不哥南下进攻漠南开平，而是主动出击反客为主，要把仗打到漠北去。

立足于这项战略，忽必烈从中统元年夏季就调兵遣将，集中优势兵力，准备进攻蒙古本土。忽必烈以武卫军为主力，集结了约十五万人的军队，这是忽必烈手中唯一的王牌。七月，忽必烈军第一次击溃阿里不哥。第二年春夏之际，阿里不哥积蓄力量，再次出兵南下攻打忽必烈，十一月，双方军队激战于昔土木脑儿这个地方，在精锐武卫汉军的有力阻击下，忽必烈的蒙古骑兵再趁机支援，阿里不哥部队再次被击溃，大量投降，阿里不哥逃窜，从此彻底失去了争夺汗位的能力，不久投降。忽必烈的大汗之位终于得到巩固。

为了庆祝阿里不哥归降和蒙古汗国的重新统一，中统五年八月，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的建议，取《易经》“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的意思，改年号为“至元”，以表示否极泰来和鼎新革故的新气象。从此之后，忽必烈朝未再更换年号，“至元”年号一直用了三十一年。

至元八年，就是1271年，蒙古汗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那就是忽必烈听取了刘秉忠的意见，采纳《周易》中“大哉乾元”之义，立足经典中的字词意思，正式确定“大元”为新国号，取代“蒙古”的旧国号。对此，元代官方文件解释说：“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大意就是说，“元”是“大”的概念的最高形式，是最大的“大”。“大元”不仅象征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的“历古所无”的“大业”，还出自儒家经典的“大道至公”之论，名正言顺地置身于汉唐等大一统王朝序列。这样，曾经横扫亚欧的“蒙古汗国”就华丽转身，进化成了立足汉制的“大元王朝”了。而忽必烈的身份，也在蒙古汗国的大汗基础上增加了“元朝皇帝”这个标签。建年号和改国号是忽必烈吸收汉地政治制度传统，改变蒙古政权形式与内涵的两个重要步骤。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大元”国号的确立还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纵观中国历史，元朝的国号命名方式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一方面，以后的明朝、清朝国号的确立都是仿效元朝，使用的字词意思为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大一统的王朝在正式国号前面加“大”字，是从元朝开始的。以后的明清的正式国号，分别是“大明”、“大清”。虽然元以前的王朝，确实也有“大汉”、“大唐”、“大宋”等称呼，但那多是尊称，往往并不是官方的正式国号。

在与阿里不哥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忽必烈开始建立都城制度。中统四年，就是1263年五月，忽必烈先将开平城定为上都。到了至元元年，就是1264年八月，忽必烈又颁布《建国都诏》，以燕京为正式国都，后改称大都。窝阔台合罕时期所建的漠北草原的都城哈剌和林不再作为国都，只是漠北草原的中心城市。由于当年惨烈的蒙金战争对城市的巨大破坏，金朝的中都城已经残破不堪，并且原来的城市规模也比较小，与其对其维护修缮，还不如另起炉灶，修建新城。

至元四年正月，在刘秉忠的负责下，大都新城地址的选择以及宫殿、官署、太庙、市场等建筑的规划和建设全面启动。刘秉忠基本按照《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理想城市模型，先确立中心点和中轴线，然后全面开建元大都新城。大都建有十一座城门，这个城门的数量，还有各座城门的命名，全部是依据《周易》的记载，也奠定了后世明清的京师乃至今天祖国首都北京的基本面貌。

在以上国体特征确立以后，忽必烈还让刘秉忠、许衡等汉人谋臣设计了元朝从上到下的国家政治制度，在元廷中央先后设立的“中书省”作为行政机关，“枢密院”作为军事机关，“御史台”作为监察机关。元朝平定南宋以后，在地方上逐渐铺开行省制度，构建起一个空前大一统的新的中国王朝。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个崭新的大中国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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