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玮《元史》13元朝灭亡：大元末代贤相脱脱的救亡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的罗玮，欢迎您收听崇贤馆与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二十四史》大师课。

脱脱，幼时养于伯父伯颜家中，长大一点就从学于儒士吴直方，因此脱脱多少还是受到儒学的熏陶的。据史料记载，脱脱有汉人的表字“大用”，还善书画，尤其善画竹。这都说明脱脱具备一定的汉文化修养。脱脱在吴直方的出谋划策之下，开始试图向元顺帝陈奏想要搞倒伯颜的想法。经过几年宫廷生活，元顺帝已经日近青年，比过去成熟了。当脱脱向他暗表决心，表达决心铲除伯颜、为国除害的想法时，因为脱脱毕竟是伯颜的亲侄子，元顺帝或许害怕是伯颜下了圈套，开始并不接受，也不信任脱脱。后来经过反复测试之后，才逐渐放下疑心，支持脱脱去大义灭亲。

之后，趁着伯颜去柳林打猎的机会，在元顺帝的支持下，脱脱迅速控制了大都朝政和军马，然后顺帝半夜下诏，列数伯颜罪状，派人持诏去柳林兴师问罪。伯颜麾下的军队见到顺帝已经下诏查办伯颜，而且大都已经被牢牢控制，知道伯颜大势已去，便纷纷散去。不久，已经没有能力反抗的伯颜被顺帝流放，最终死于龙兴路，就是在今天的江西南昌。

整个罢黜伯颜事件，从酝酿到执行，元顺帝与脱脱配合默契，干净利落。已经二十岁的元顺帝亲自坐镇大内指挥，举措有方。可见，元顺帝是具备一定的行政能力的。

此外，据史料记载，拔除伯颜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轶事。那就是当翰林学士们半夜里慌忙草拟好罪责伯颜的诏书后，送顺帝查阅。诏书中有文字曰：其各领所部，诏书到日，皆还本卫。元顺帝过目后说：“从早到晚，都是一日，这样不妥。可改‘日’字为‘时’字。”就是“时间”的时。这就是说，诏书一到，伯颜率领的各支侍卫亲军立刻各回本部。这一字之改，就为解散伯颜军马争取了最多的时间，保证了翦除伯颜势力的顺利完成，这个细节也从侧面说明了元顺帝的汉文化修养是比较精深的。

把伯颜处理完毕，在脱脱的辅佐下，元顺帝已经掌握了朝政的主动权。在用雷霆手段肃清政敌后，开始亲政的元顺帝改年号为“至正”，代表他的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这实际也是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时期。

元顺帝摆脱了权臣的干预。从史料记载看来，此时担任丞相的脱脱总体是一位贤相，并不太像他的伯父伯颜那样飞扬跋扈，这得益于脱脱深受汉文化和儒学的熏陶，知道尊君重道的理学大义。这是跟伯颜有很大区别的一点。

元顺帝亲政以后，面临伯颜专权多年留下的动荡局面，很急切地想要励精图治，渴望大有为于天下，因此拜脱脱为中书右丞相，把国家大事交给脱脱处理，并给予了较大的信任和支持。而脱脱的老师吴直方在帮助脱脱决策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脱脱当时也才二十六七岁，锐意进取，随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施行的那些违背汉法的“旧政”，全力推行一系列汉法新政，努力以儒术治天下，史称“脱脱更化”。因为这是发生在至正年间之初，因此被称为“至正新政”。

脱脱首先就是恢复科举，仍旧三年一科，并且大力建设国子监，培养各民族的儒家读书人。第二项就是设立宣文阁、开经筵，遴选文臣向顺帝进讲儒学。这是文宗当年设立“奎章阁”以来，儒学士人智囊机构的又一次复兴。此外还有恢复太庙的四时祭祀，缓解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减轻对广大汉族人民赋税和限制等“切中时弊”有力措施。在脱脱执政之下，至正初年的元朝上下政治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广大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儒家知识分子精神也为之一振，俨然有了“中兴”之气象。

但至正四年脱脱却辞去了相职，之后几年间黄河泛滥，灾害频繁，社会危机再次加重。元顺帝连忙下罪己诏，并不得不于至正九年，就是1349年闰七月命脱脱复出，重新担任中书右丞相。元顺帝跟他罢黜的权相伯颜一样，再次把一个天下烂摊子交给了脱脱。脱脱既然挑起了这个烂摊子，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就下决心收拾这满目疮痍的社会。但是他所面临的几大难题确实是极其棘手的。其中最严重的，首先就是多年社会危机，引起了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第二就是长年黄河泛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为了力挽狂澜，脱脱推出了两大积极有为的措施，第一个是变更钞法，第二个就是治理黄河。

变钞的具体办法，一是印造新钞“至正交钞”，实际上就是在旧的中统交钞上加盖“至正交钞”字样，因此又称为“至正中统交钞”。第二就是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形成钱钞并行的局面。变钞的实质是元廷利用新发行的货币来稳定经济运行和百姓生活，达到增加国库收入，摆脱财政危机的目的。结果由于新币发行额过大，导致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变钞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

而治理黄河的背景则更加急迫一些。黄河决口溢出并泛滥之后，元廷在治河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因而延误了五六年之久。但黄河泛滥使得运河受阻，盐场被毁，这等于几乎掐断了大元王朝的经济命脉，严重削弱了元廷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河患导致饥民相食，人民反抗不止，社会形势十分严峻。

脱脱复相后，决心根治黄河问题，开始重用都漕运使贾鲁。贾鲁是一位既有书本理论知识，又有实际工程经验，很难得的技术型人才。在众多方案中，脱脱慧眼独识，最后选定了贾鲁的思路。这就意味着选择了工程量最大的艰巨方案，可见脱脱的图治决心是很大的，也说明脱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成功根治黄河之患，才能挽救日薄西山的大元王朝。

但贾鲁的治河之策召来了廷臣的激烈反对，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如此大规模的治河工程，需要在一个地方聚集数十万民夫劳工。而施工地点附近的白莲教、红巾军起义活动已经若隐若现，是否会引起两股力量会合在一起，酿成更大规模的暴动？这些反对意见令很多高层官员都惊出一身冷汗。

最终，脱脱还是以很大决心力排众议，向元顺帝上奏贾鲁的治河方案。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想见脱脱是承受了巨大的外界压力的，也体现了脱脱的不凡魄力。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元顺帝正式批准开工治河，下诏中外，命贾鲁以工部尚书兼任总治河防使。发民夫十五万，军士两万进行施工。四月二十二日开工，到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程完成，龙口堵合，黄河顺利流回故道。整个工程共计190天，贾鲁在治河工程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据史料统计，整个工程耗费中统钞一百八十多万锭，工程量之大，在我国古代治河史上都是不多见的，也体现了元朝政府的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治河能力。之后二十余年间，黄河未再发生大的决堤，证明治理效果是比较好的。

治河工程结束的前后，至正十一年五月，韩山童与刘福通聚众三千人在今天安徽的颍上县发动了首次起义。此后农民大起义便开始风起云涌，席卷各地，全国南北都出现了多支农民起义军，攻陷路府州县。有的起义军还建立了地方政权，取得了不小的战果。这些农民军多以红巾包头，因此被称为“红巾军”。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动荡局势，可以想见脱脱的心情是极其复杂和焦急的。想起当初讨论治河时，廷臣纷纷表示反对，其中理由之一就是“中原必乱”。当时脱脱把不同意见强行压制下去了，不料中原果然大乱了。

脱脱遂开始利用各种有效措施，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军，比如依靠各地的地主阶级组织训练私人武装，来帮助围剿起义军。在这些地主武装中就出现了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两支强大的地主军事集团，就如同当年蒙古时期的汉军世侯集团一样，在元末时局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地主武装的协助围剿之下，最初一批农民起义军逐渐有被压下去的迹象。

对于比较强大的农民起义军，脱脱应对方式是直接出兵镇压。比如有芝麻李一支起义军，占领了徐州，部众发展到10多万人，占领了徐州附近许多州县。徐州地处黄河与运河的交汇处，对大都的物资供应威胁很大。至正十二年正月，元顺帝命令元军协同各支地主武装包围徐州。八月，脱脱见徐州有望攻克，为了捞取战功，也有可能为了摆脱因倡导治河而导致民乱的舆论压力，上奏要亲率大军出征徐州。元顺帝遂下《命相出师诏》。脱脱大军于九月攻破徐州，处死了义军领袖芝麻李。脱脱班师回朝，元顺帝加脱脱为太师，在徐州立《徐州平寇碑》，以纪其功绩。之后，各地的红巾军起义逐次被镇压下去，农民反抗普遍转入低潮，似乎要出现一片天下太平的景象了，一时被赞美为“至正中兴”。在天下太平的幻象之下，进入中年的元顺帝开始逐渐丧失青年时期的锐意进取之心，逐渐沉迷于奢侈享乐，心性也日渐昏庸起来。

而丞相脱脱此时还比较清醒，利用这段时间抓紧进行生产恢复和经济调整。至正十三年，脱脱派出官员在京畿河北各地进行屯田，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不错的粮食收益。或许就是为了让大都尽量摆脱对于江南粮食的过度依赖，减少南方起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进行的尝试吧。

江南的稳定假象果然没有维持多久，至正十三年正月，泰州盐贩张士诚率众起事，攻占处于运河沿岸关键位置的高邮，发展壮大起来。九月，惊慌的元顺帝命脱脱再次出征征讨高邮，下《再命出师诏》，妄图复制两年前徐州之役的胜利。

谁料此时脱脱竟然后院起火，大都方面，奇皇后以及太子爱猷识理答腊，还有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开始在元顺帝面前攻击脱脱出师三个月没有战功，并且权力日盛，必有异心。当年曾受到伯颜专权胁迫的元顺帝最终听从了弹劾意见，下诏削除脱脱兵权，发配流放。

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脱脱，坚守君臣大义，拒绝了谋臣的抗旨建议，还是选择接受了圣旨，交出兵权，接受了流放处置。脱脱随即开始了流放生涯，两年后被哈麻派人毒死于云南腾冲。至此，一代贤相脱脱“壮志未酬身先死”，把自己作为了元顺帝昏庸和元朝灭亡的牺牲品。

至正二十八年，就是1368年，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的南方大军已经逼近大都，元顺帝才如梦初醒。官员们上奏说：“如果脱脱丞相没死，天下怎么还会有今日之乱啊！”元顺帝后悔莫及，只得北遁草原。明军随即攻入大都，大元王朝宣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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