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和后冷战里的中国利益

冷战时代，美苏各自撑起了海洋和大陆的秩序，中国则作为第三方力量，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后冷战时代，海洋秩序还在，大陆秩序瓦解了，外部世界必须向大陆世界投放新的秩序，人类秩序才能稳定下来。
这个新秩序的投放者只能是中国。因为作为秩序的投放者，必须与大陆世界有紧密的经贸往来。而在这个时期，西方与大陆世界的经贸联系变得很微弱了，只有中国与大陆世界和西方世界都保持着紧密的经贸关系。
因此，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成为输出秩序的必要枢纽。这种枢纽位置，符合中国真正长远的国家利益，同时，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中国的国家利益来源于普遍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
1.冷战：中国成为世界和平的保卫者——对海陆两大秩序构成均衡
2.后冷战：中国成为世界新秩序的投放者
①大陆世界失序的国家，多半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就是原材料国家。
中国是唯一能向大陆世界投放财政资源、从而投放秩序使其获得政治稳定，确保稳定的原材料价格；再通过贸易过程再回收这些投放的财政资源，整个过程可持续。
②中国在与发达国家，也就是海洋世界的第一循环中，获得了贸易红利；再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些红利在第二循环中投放到大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向大陆世界投放新的秩序。
3.超大国家的外交姿态：普遍主义
双循环结构的政治意义：中国作为海陆枢纽，也不再仅仅是和平的保卫者，更是全球形成联动发展的必须枢纽。
中国是超大规模国家，其国家利益绝不来源于民族主义，去对外攫取利益；超大国家的利益来源于普遍主义，是一种向外给予的姿态，“将欲取之必先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