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3导演，身为蒙古族同胞，你怎么能用“黄祸”来形容自己？

得闻乌尔善导演的大名，是《寻龙诀》。

说实话，《寻龙诀》拍得不错，乌尔善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导演。

原本，对《封神》的上映是有一定期待的，却不料后来曝出了太多“黑料”，令人应接不暇。

有网友称，《封神》祭天大典上出现了呼麦，但这个呼麦是蒙古族的创造，是后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大力宣传，但不应该出现在殷商时期，那时的呼麦还没有诞生。

而阿姐鼓是少女的皮做的鼓，即人皮鼓。不知是乌尔善导演专门去请，还是费翔介绍，总之《封神》片尾曲找了一位退隐多年、当初以歌颂奴隶主做少女人皮鼓的女歌手来演唱。至于碎脑子和吃婴儿的那个瓜，不知真假，但确实令人感到不适。

至于《封神》主演娜然的言论“花木兰是蒙古人、带领蒙古收回自汉朝以来被中国侵占的蒙古领土”，这的确与历史不符，花木兰是鲜卑人。但鲜卑人入住中原后，北魏孝文帝秉承“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的思想，实施了汉化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花木兰也改成了汉姓。

天下衣冠出华夏，有网友称，《封神》中出现的服饰有斯巴达式和日式的鬼气风格，与本土服饰存在差异。

关于《封神》中出现的质子军，这本是元代军队名。当时，为了防止藩属及将领的叛变，而召其子弟组编成军，以便挟制。《元史·兵志一》：“或取诸侯将校之子弟充军，曰质子军，又曰秃鲁华（花）军。”

由于《封神》的时代背景是殷商时期，所以电影中不该出现质子军。

此外，还有网友称，乌尔善导演的历史认知存在偏差，例如，他认为汉族是元代以后产生的，玄武门之变是父子相杀，而不是兄弟相残。

“汉族是元代以后产生的”表述，找了下当初采访的视频，乌尔善导演的原话是：

“汉族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汉族是到元代以后才有汉族（停顿）这个民族称谓的。这个民族之前都是地域相称的，我是商人，我是周人，我是秦人，我是汉人，我是唐人……”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先举一个例子，中国。我们现在的国号简称“中国”，此前历朝历代，没有一个叫中国。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是现在才产生的称呼吗？

并不是。

东汉，何休所撰《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唐代陆德明注）之“庄公第三”记载：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是后戎犯中国……据公追齐师至酅，举齐侵也。大其为中国追也。以其不限所至，知为中国追也。……此未有伐中国者，则其言为中国追何？”

东晋范宁所撰《春秋榖梁传》集解（唐代陆德明注）之“襄公第九”记载：

“……不以中国从夷狄也。言时实吴会诸侯，灭传阳耻以中国之君从夷狄之主，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诸侯自灭傅。”

隋朝王通所撰《文中子中说》（北宋阮逸注）“中说卷第七，述史篇阮逸注”记载：

“董常曰：大哉中国，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颛顼都濮阳，帝喾都亳，尧都冀，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汤都亳，周都雍、洛，皆中原之国也。衣冠礼义所自出也，故圣贤景慕焉。春秋以中国为法。中国有一圣贤明之，中国有并并谓吴、蜀是也。圣贤除之耶？除吴、蜀。子曰：噫！非中国，不敢以训。”

元朝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当权者把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

乌尔善导演可能依据的是这个，但“汉族”早在汉朝就出现了。

根据太史公《史记》“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史记九十三”记载：

“汉十二年，东击黥布，豨常将兵居代，汉使樊哙击斩豨。……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

西汉时，司马迁就已经在《史记》中写道，“淮阴汉族在夏天诛杀彭越，都是吕后计谋”了，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

清代曹家达《乱中杂感五首》其三“汉族”诗云：

“汉武逐匈奴，乃有汉族称。”

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吕思勉亦言：“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一书，有涉及民国时期确定我国民族名称时的内容：

“因汉代年祚之久，兵力之强，与他族接融之繁，故汉之朝代名遂兼用为种族名，于是华夏之名遂再变。自此以后，汉虽灭亡，然汉族之名称历代不改，沿用至今。……在本书中使用之例，则汉以前只称华夏系，汉以后则称汉族。”

汉族，狭义是指汉人构成的族群，即汉族人，广义则代指华人、中国人。

汉时，出现"胡汉"、"越汉"、"夷汉"等合称，已然初具族称含义。及至魏晋，中央政权统治下的汉族人自称"中国人"、"晋人"，但边疆各族仍称之为"汉人"。显然，此时"汉人"称呼，已经具备相对较为明确的民族含义了。两晋南北朝时，"汉人"作为民族的概念，为汉族和非汉族所接受。

唐代，司空图所撰《司空表圣诗集》（四部丛刊景唐音统签本）七言绝句一“河湟有感”诗云：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北宋欧阳修所撰《欧阳文忠公集》（四部丛刊景元本）中记载：

“汉人善以文言道时事。汉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时事，质而不俚，兹所以为难。”

北宋范仲淹所撰《范文正公集》（四部丛刊景明翻元刊本）政府奏议下"边事"，“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记载：

“环庆路权钤辖、知环州种世衡，足机略，善抚驭，得蕃汉人情。”

根据南宋洪迈所撰《容斋随笔》（四部丛刊景配补宋刊本）“容斋四笔卷第二”记载：

“汉人姓名。西汉名人，如公孙弘、董仲舒、朱买臣、丙吉、王褒、贡禹，皆有异世，与之同姓名者。”

《容斋随笔》（四部丛刊景配补宋刊本）“目录卷上”记载：

“汉人坐语言获罪。”

南宋魏了翁所撰《礼记要义》（四部丛刊景宋刊本）记载：

“新乐之发獶（náo，古同“猱”）杂，如汉人，有猕猴舞。”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且都在元朝以前，还需要举例吗？

由此可见，乌尔善导演的观点“汉族是从元朝以后才产生”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说小点，这是对历史认识不清；说大的，这也是“挖墙脚”的历史虚无主义。

我们不否认现代民族的概念是斯大林提出的，他给现代民族下了一个定义：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观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

但并不能就此认为，民族是后来产生的，所以汉族、汉人也是后来产生的。

有网友称，乌尔善曾于2013年出过一首歌，名叫《黄祸》。据说，这首《黄祸》由其夫人（封神的音乐制作人）监制。

倘若此事为真，这夫妻二人到底知不知道“黄祸”是西方对中国、尤其是蒙古人的蔑称，且充满了贬义色彩？此举莫非是为了迎合国外？

如果明知故犯，这个历史就不是一般黑了。

可萨犹大财阀曾经力捧过一个原本不入流的小说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年-1916年)，捧他的原因无他，就是看中了他仇视中国，并且具有严重的种族主义歧视倾向。

原本屡投不中的杰克·伦敦在把目标对准中国，开启邪恶丑化中国之路后，就突然为人所赏识，开始平步青云。为了报答幕后资本，他还特意写了一本《黄祸》来丑化、打压中国，并创作了科幻小说来宣扬设想西方联手“用细菌战、瘟疫的方式彻底消灭中华民族”。

1910年2月，杰克·伦敦推出了一部短篇科幻小说，名为《空前绝后的入侵》，很快便在《麦克卢尔杂志》得以发表。《麦克卢尔杂志》在当时颇有名气，经常刊登斯蒂文森、马克·吐温等名家作品。

这篇科幻小说描绘了“中国在日本指导下变得日益强盛，但最终却被西方国家联手用细菌战，以瘟疫的方式彻底消灭”的故事。

杰克·伦敦的所谓乌托邦理想社会，与中国的消亡恰好是同步发生的，他描绘的是一幅把中国所有人当作动物一样斩尽杀绝的种族灭绝图景，却被渲染成是“解决中国威胁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

时至今日，杰克·伦敦的作品如《黄金谷》等在资本的推动下，依旧在中国登堂入室，堂而皇之进入中国语文教科书，进入中国学生的课堂。《野性的呼唤》《热爱生命》等，还成为人教统编教材推荐必读丛书。

至于成吉思汗与中国的关系，西方的双标也玩得“炉火纯青”。

对我不利时，你是“黄祸”，你是中国威胁，所以，成吉思汗必须是中国人。但要利用他来挑拨关系、造成矛盾时，对不起，成吉思汗是蒙古人。

当需要污蔑中国残暴时，成吉思汗又被拿出来说事了，说他是中国的杀人魔王、是种族灭绝的刽子手。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时，为了能以最小成本达到分裂中国、打倒中国的目的，他们采取了分化挑拨的方式。其中，石原莞尔和明治昭和等日本人专门居心叵测地提出了“满蒙非中国论”，巴不得满族、蒙古族被挑唆起来，与中国其他族群搞窝里斗，然后他们坐山观虎斗，不劳而获。

其实，回溯历史，你会发现“黄种人”、“蒙古人”这种概念最初并不存在，这是西方刻意提出来打压中国人自尊心、歧视中国人的一种手段。

在西方人的眼中，欧洲是“被上帝祝福过的地方，是人类文明的中心”，白色象征着神圣、纯洁、高贵、智慧。西方最初来华时，并不把中国人当成其他的有色人种，也没有称呼中国人为“黄种人”。

元朝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中国人是“白色的”。

16世纪，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国王派多默·皮列士出访中国。

在面见皇帝的路上，马六甲王国被葡萄牙强行占领的消息传到了朝廷，加上有葡萄牙人在广东地区胡作非为。明朝皇帝很愤怒，迁怒于多默·皮列士，不仅反悔拒绝召见他，甚至还把他关进了监狱。

多默·皮列士在《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一书中回首往事，无奈又感慨地写道：“中国人是白人，像我们一样白”。

美国汉学家孟德卫说：“在16、17世纪欧洲人的作品中，中国人是白种人的说法占支配地位。”

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来中国传教。他在中国传教27年，却只发展了不到3000个天主教徒，虽然吸纳了诸如徐光启、王徴、李之藻等许多东林党人和朝廷重臣为己所用，但规模明显偏小。受挫后利玛窦开始对中国心怀不满，故意在书中歪曲中国人形象。他在《基督教远征中国》（即《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

“中国的小孩生下来是白色的，但是他们长大后则变得越来越丑陋、肥胖、肤色暗沉”。

1775年，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在《自然系统》一书中，把人类命名为“智人”，并分成了四个种：欧洲白人、美洲红种人、亚洲棕色人种、非洲黑人。关于亚洲人的肤色，他用了一个并不明确的拉丁词fuscus来说明，这个词可以理解为深色或棕色，但并无任何贬义。当时的德文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gelblich，意思是微黄。

但是，这个林奈后来在修订时，却故意把形容这个词fuscus改成了luridus：黄色。

luridus，在拉丁语中是“死亡的、像幽灵一般”的意思，没有希望、没有生气。

后来，林奈在解释这个词时，明确表示：luridus是植物在不健康状态下的颜色。所以，“黄种人”在白人看来，就是不健康的人种。至此，带着歧视意义的词语：“黄种人”诞生了。

18世纪晚期，白人至上主义者、被誉为“体质人类学之父”的德国人布鲁门巴哈，根据颅骨形态将人类分为五种：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后来，他将头骨研究与肤色分类结合起来，重新将人类分为五种，即白色高加索人种、黑色埃塞俄比亚人种、红色美洲人种、黑褐色马来人种和（东亚的）黄色蒙古人种，所有的黄种人都被归到“蒙古人种”里。

曾几何时，蒙古铁骑席卷欧洲，给欧洲人留下了无比惊恐的记忆。于是，“蒙古人”便在西方的语境中变成了有侵略性的、暴躁的代名词，“蒙古”就是“灾难”“祸害”“战乱”的代名词。

正因为如此，后来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就故意把蒙古人与低等的含义匹配起来，而低等人就不配叫白种人。他们还特别有针对性地命名了三种有歧视含义的病症：“蒙古褶”、“蒙古斑”和“蒙古症”（唐氏综合征）。

对于中国人而言，历来不是单纯的血统论，而主要是以“文化认同”论，华夷之辩是其中的核心。

子曰：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华夏入夷狄则夷狄之。

因此，如果有中国人跪拜西方文化、轻贱本国文化，并以此为荣，那便一定是“华夏入夷狄则夷狄之”。

如今，随着文化的觉醒，曾经风光一时的好莱坞大片对于国人而言，已经审美疲劳了，这是一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导演找准自己的定位和赛道趁势崛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票房奇迹。

例如，吴京以《战狼》系列成为中国军事题材领域的代表，郭帆以《流浪地球》系列成为中国科幻电影的代表，陈思诚以《唐人街探案》系列成为中国悬疑推理类电影的代表，沈腾以《夏洛特烦恼》成为中国喜剧电影的代表，王宝强也以《八角笼中》重新证明了自己……

这是一个好莱坞大潮退热的时代，是一个本土导演崛起的新时代，但也是一个检验自己的时代。

作为导演，乌尔善以《画皮II》《寻龙诀》《封神》成为奇幻魔幻电影的代表。他本可以走得更远的，但却可能陷入了“历史认识不清”、被西方伪史一叶障目的“泥沼”。

桑榆非晚，微霞满天。悬崖勒马，为时未晚。

最后，希望乌导能走出误区，为自己的电影注入中国精神内核而非“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的西式内核（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文化领域为弘扬中华文化多做贡献，为民族融合、国家稳定、社会稳定多做贡献，则一定可以收获更多的掌声和票房。

***关注我，关注《昆羽继圣》四部曲，关注文史科普与生活资讯，发现一个不一样而有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