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涛《宋史》20南宋灭亡：惨烈而悲壮的殉国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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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之死

文天祥字宋瑞，吉州庐陵人，今天的江西吉安。他从小追慕乡贤欧阳修、杨邦义、胡铨等人，立志向他们学习，发奋苦读，考中宝祐四年状元。

德祐元年，丁家洲之战失败后，南宋沿江诸州相继被元军占领，朝中高官也纷纷出逃。谢太后迫于压力，宣布罢免贾似道，将其贬往外地。贾似道名声太臭，贬所之地的百姓都拒绝他入境，后来在漳州的木绵庵被负责押送的郑虎臣处死。贾似道虽然死了，但南宋的丧钟也敲响了。

谢太后诏令“天下勤王”。文天祥当时担任赣州知州，他毁家纾难，以自己的积蓄招募了万余民兵，辗转赶到临安。

当年十月，伯颜指挥元军自建康出发，兵分三路，向南宋发起最后总攻。

文天祥和张世杰认为此时两淮、闽广等地仍在南宋手中，其他地方也有坚守不降者，如果能在临安决一死战，杀败敌军，再令两淮宋军断其归路，国事尚有可为。但宰相陈宜中和谢太后主张求和，不准文天祥、张世杰等部署决战，并派出好几批求和使者，但都被元方拒绝。

德祐二年正月，三路元军在临安城北会合。文天祥建议让度宗的另外两个儿子赵昰、赵昺分别出守闽、广。当时，宰相陈宜中已逃往温州老家，张世杰、陆秀夫等也率军出城向东转移。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让他去主持接洽议和。文天祥到元军营中谈判，企图说服伯颜保留南宋，被扣押。

二月份，元军进入临安。三月，掳恭帝及皇亲、官员数千人北上，南宋实际已经灭亡。

文天祥被扣押后，拒绝投降，在被押解北上的途中寻机逃脱，历尽艰辛赶到了福州，仍然担任右丞相。他回到故乡江西募兵，以汀州为根据地，一时声势很浩大，但不久就被元军打败。后来文天祥又转战广东等地，坚持抗元，于祥兴元年底被元军俘虏。

文天祥被俘后，元将张弘范将他押到崖山，让他给张世杰写劝降信。文天祥拿出自己刚写的《过零丁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了，也不禁由衷地赞叹：“好人！好诗！”

南宋灭亡后，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囚禁了三年零两个月。元朝对他百般利诱威胁，希望他投降。他始终坚贞不屈，并在狱中写下著名的《正气歌》以明心志。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英勇就义。他的妻子欧阳氏为他收尸，在衣带中发现他的绝笔《自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宋末殉国义士

临安陷落后，李庭芝、姜才等人还在坚守扬州，打败元军多次进攻，也拒绝了元军多次劝降。后奉福州小朝廷之命向南转移，途中被元军所败，李庭芝、姜才被俘，誓死不降，被残酷杀害。

不久，元军攻入福建，福州等地相继沦陷。张世杰等只得把小朝廷搬上船，漂流海上，一路辗转到雷州沿海。陈宜中见大势已去，诡称到占城，就是越南南部，去联系安顿朝廷，结果一去不返，后来死在现在泰国一带。

景炎三年，十一岁的宋端宗病死。南宋诸臣立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将小朝廷转移到崖山。

祥兴二年，元军尾随而至，占领海口，切断宋军的淡水补给通道。宋军将士渴到极点，就饮海水。海水又苦又涩，饮即呕吐，士兵疲乏无力，战斗力严重下降。即使如此，仍然连日大战，顽强抵抗，毫不退缩。

二月初六日，元军分南北两路向崖山发起总攻，宋军大败。张世杰率十余艘战船保着宋端宗的母亲杨太后突围而出。皇帝的坐船却由于过于庞大，动弹不得。陆秀夫见事不妙，先令妻子投海自尽，然后背起幼帝赵昺毅然投海。南宋最后一位皇帝和最后一任丞相壮烈殉国。

杨太后闻知皇帝已死，拊膺大恸，也投海自尽。张世杰率残部继续抵抗，不幸遇上飓风，船沉而死。

蒙古崛起后，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披靡。它灭亡西夏用了二十二年，灭金用二十三年。这些政权都以军事立国，曾经威震天下。所以蒙军刚开始侵宋的时候，根本没有把南宋放在眼里。耶律楚材就曾经傲慢的对南宋来使说：你们只是依仗着大江，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灭掉南宋整整花了四十五年。在蒙元军队的所有对手当中，南宋抵抗的时间最久，给蒙军造成的损失最大，就连蒙哥汗也毙命于南宋的炮火之下。以至于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南宋其实并不弱，更非无能，而是当时世界上除蒙古军以外最厉害的军队。

南宋的生命力如此顽强，原因是多方面的。仅就军事而言，蒙军以骑兵为主，擅长平原旷野作战，拙于山地川泽周旋，南宋正好具备有利的地形条件。而且，宋军长期与辽、夏、金对峙，虽然攻势作战非其所长，但是积累了丰富的防御战经验。宋人发明的火药也在实战中发挥了不小的威力。这些因素，使得南宋与蒙元的战争长期陷于胶着的状态。

在政治方面，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懦弱，官员平时文恬武嬉，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士民中播下了忠君爱民、重视名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自觉起来为国效命，虽无法挽救最后的灭亡，但坚强的抵抗意志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说：“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末为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

崖山以后无中国吗？

“崖山以后无中国”的说法，最初其实可以从明朝遗民中找到一些踪迹。像钱谦益的《后秋兴之十三》当中有这样的话：“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吕留良的《题如此江山图》也有这样的句子：“其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耻。其为崖山以后耶？如此江山不忍视。吾今始悟作画意，痛哭流涕有若是。以今视昔昔犹今， 吞声不用枚衔嘴。”其意都是以宋喻明，表达故国之思，以及对神州陆沉的感慨痛惜，明里说宋，实际上是哀叹明朝的灭亡。

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日本人发明。京都学派承认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主张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认识和理解中国，构架起传统汉学和近代中国学的桥梁。其代表人物内藤湖南曾提出文明的中毒说和解毒说，认为文明跟人一样，也会经历成长、衰老、死亡。当文明发展到高度烂熟的时候，就会产生毒素，需要外来文化的冲击来“解毒”。当华夏帝国发展到极致时，就会有五胡乱华，由此催生出灿烂的隋唐文明。蒙元对于宋，满清对于明，也同样如此。中华文明能够长存不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每当衰相显露的时候，都有塞外民族帮忙“解毒”。中国经常被游牧民族侵略，其实是件有利有弊的事。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政客、文人和媒体把甲午战争定义为“一场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战争”，也就是说日本代表“文明”，中国代表“野蛮”，声称日本是“中华正统”，而清朝是“蛮夷”。抗战的时候，日方宣传“侵略有利健康”论，认为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是必然的，只有在外力入侵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因此，此说是为其侵略合理作辩护的，用心阴险而歹毒。

“崖山之后无中华”的最新含义是说，崖山之战后，中国第一次从整体上被北方游牧民族征服，南宋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古典意义上的华夏文明的衰败与陨落。

最可取的办法还是探究宋元之际的历史事实，特别是考察南宋灭亡后怀有故国之思的代表人物的心路历程。《宋史·文天祥传》里边记载文天祥答复王积翁传达的元世祖谕旨时说：“国亡 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弃之，将焉用我？”其幕僚兼战友邓光荐作《文丞相传》则说：“数十年于兹，一死自分，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说明文天祥已经承认元朝取代宋朝的事实。态度最坚决的郑思肖，原名郑因，宋亡以后改名思肖，字忆翁，号所南，奉德祐年号，以寄故国之思。所谓德祐九年的时候，也就是文天祥死后次年，他也不再用具体的年份记事，表明他对复国已经完全绝望，不得不接受元朝存在的事实。在悯忠寺绝食殉节的谢枋得，对元朝的态度也大体相似，最终将宋元之战视为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

由此可知，在南宋的忠臣和遗民心中，应该是崖山以后无大宋，不是崖山以后无中国。不管朝代如何更替，世事如何变化，中华和中华文化永远存在，并以其深厚的底蕴、浩瀚的胸襟和无与伦比的顽强生命力为自己的延续和发展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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