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涛《宋史》21东京梦华：封建经济巅峰的南宋为何贫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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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

在五代以前，中原王朝的首都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摆动，长安和洛阳以山为塞，以河为池，形势险固，易守难攻，具有建都的天然优势。自南朝历经隋、唐，中国南方经济一直呈上升的态势。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后，通济渠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总干线，公家漕运、私家商旅都依靠此渠，唐朝廷的主要收入也来自江淮地区。唐朝建都关中，漕运有三门砥柱的险阻，从洛阳运米到长安，漕船在三门峡多有覆没，一石能送到八斗，就算很好的成绩。如果改走陆路，运送两石粮食要花费上千文的钱。民间苦于漕运，因而有“斗钱运斗米”的谣谚。唐高宗以后，朝廷每每想开凿砥柱、畅通河道，都未能成功。五代时期，除后唐定都洛阳以显示其跟唐朝的所谓特殊渊源之外，其余各朝均定都开封，此后也不再有建都关中的朝代。究其原因，漕运不畅当属首要原因，也是北方越来越依赖南方的明证。

经过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悉心经营，特别是周世宗时期修筑开封外城，令王朴经营规划城内，拓宽道路，疏浚河道，又许临街开店，取消坊市分离制度，促进商业繁荣。至宋取代后周前夕，开封已经初步具备了帝都的风范。而洛阳则因战火频仍，面目已非往日。

唐宋时期都城选址的东迁，反映了对经济因素的考量已超越于军事。在开封建都虽然有较大的缺憾，也不是宋太祖的本意，但定都汴梁却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积累的必然选择。

与长安相比，东京的城市格局和内部管理已经完成了由坊市到厢坊制的转变，具备了近代开放型城市的基本特征，这与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是相辅相成的。

当时的东京城居民五方杂处，面街而居，将工商经营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京城之内还出现了一些富商大贾，“资产百万者居多，十万而以上者比比皆是”。贵族、官僚也纷纷开店，过去官场以商为耻的思想被冲荡得一干二净。

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富裕繁华的城市，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从产业角度来说，唐代以前城市的文娱活动，通常是特权者的享受，很少作为市场交易行为。商业性的休闲娱乐活动虽然自中晚唐已经开始，但当时并不普遍。宋代坊市制度崩坏以后，不仅商品交易日趋活跃，娱乐活动也迅速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之一，东京汴梁首次出现了专门的娱乐休闲场所，就是“瓦舍”。娱乐业已经发展成为东京的一项支柱性产业。

经过北宋九帝168年的营建，开封终于在11世纪到12世纪初成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人口超过百万，“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根据周宝珠先生《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最盛的时候人口为15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商业贸易极度繁荣、人气一路攀升的开封，也吸引了当时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出现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盛况。高丽、印度、越南、日本等地的留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开封。还有上百名犹太人迁徙而来，融入东京汴梁的城市生活。犹太人是流浪的，也是最难同化的，他们能在此地停留下来，并长期定居下去，开封的吸引力也可见一斑。

西湖繁盛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作成为南宋社会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写照。不过这些年来，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南宋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一无是处，其在偏安局面下所获得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日益为世人所瞩目。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已经获得较大的发展，南方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南宋以后，南方经济领先于北方的格局完全奠定，南方最发达的江浙地区也长期稳定地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

宋室南渡后，定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新都市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和机遇。

在南迁的过程中，北方大批人口流寓杭州。这些北方移民中，除了皇室贵族、官宦富绅之外，还有大批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饮食服务业等等各种行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定居杭州，大大促进了杭州商业形态的发展。

南宋统治者倾全国之力，精心从事临安的城市建设，使杭州进入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据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记载：“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

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行业细分，种类大增，“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商业性质的谓之团、行、市、手工业或者称作“作分”，或者也叫做“行”，就是“行当”的意思，仅《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粗略所举就有414行。《梦梁录》也说：“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其货品种类之齐全，工艺之精良，都远胜前代。其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多集中在城北武林坊、招贤坊一带。瓷器官窑在城南凤凰山下，称内窑。私营手工业则遍布全国，前店后作、亦工亦商的经营模式普遍盛行。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南宋经济、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临安成为12到13世纪最为繁华的世界性大都市，被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宋度宗时，临安府的人口已达124万多人。临安不但出现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的大交流，形成了多元文化和谐交融的局面，也使得这种文化深深融入临安人的生活之中，使杭州一向以农业生产精耕细作、工艺产品精美绝伦、饮食菜肴细腻味美、园林建筑巧夺天工而著称于世。今日杭州之所以被誉为“人间天堂”，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宋定都临安和南宋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

宋朝的“经济革命”

宋朝虽然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商业、货币、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制度、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寻。国外的汉学家常把宋代经济出现的巨大进步称为“宋代经济革命”，并归纳为农业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城市化的革命等等方面。我国历史学家漆侠先生也认为：“社会生产力在唐宋特别是两宋时期高度发展……正是这个高度发展把宋代中国推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而宋代经济的商业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鼓励经商的朝代。宋朝建立后，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了不少保护商业发展的惠商、恤商措施，如提高商人政治地位，严禁非法滞留和搜查商人，严禁官吏对商贾横征暴敛，限制官府垄断经营，尽量减少过去针对商业而设置的种种限制和障碍，“一切弛放，任令通商”，确立了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运营模式。这种政策措施扩大了商品在全国的流通范围，对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商人尤其是中小商人的利益，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农业经济当中，多种经营和商业化生产程度日益发展，专业化农业区域普遍出现，农副产品进入商业渠道的数量、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比西欧各国农业生产商品化要早二三百年。

从城市的发展来看，除了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大都市之外，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迅速增大。北宋元丰年间，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崇宁年间上升到50多个，而在唐代也只有10余个。城市职能更多地向经济职能转变，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商业促进了城市前所未有的发展，城市不只是行政中心，也成为商业和社会生活的中心。

与此同时，中小市镇以及农村集市贸易也日渐繁盛。环绕城市的近郊，规模可观的新型商业区“草市”纷纷涌现，其贸易兴盛程度不亚于内城。商业繁荣已经不是大城市的专利，高低大小搭配、由点及面的区域性市场网络已经开始形成。

随着城市人口的飙升和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加，市民阶层也初步形成。为了适应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宋代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坊郭户”单独作为法定户名列籍定等。《宋史·食货志》将“城郭之赋”与“民田之赋”并列，就是将城市居民所缴纳的房地产税与乡村居民所缴纳的土地税区别开来，成为两税之外的特有税目。

商税收入在宋代国家财政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已成为重要的独立税种之一。商业的发展，从当时政府的商税收入中，也能够体现出来。从商税占国家总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北宋时期，商税收入约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0％。南宋由于缺乏商税收入的全面统计，其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难以确定，但无疑比北宋时期有所提高。

宋朝还建立和发展了极为严密而完备的专卖制度，不仅盐、铁，酒、茶、矾也列入国家专卖。政府不仅严格控制专卖品的私售，对允许私贩的专卖品也实行严格管理，如商人贩盐必须持禁榷机构给发的交引，到指定的地点取货，对盐价也进行限制。专卖制度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却给政府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宋朝来自禁榷和商税的收入远远超过了田税。

两极分化的评价

宋朝一方面被盛赞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峰，另一方面又被斥为“积贫、积弱”的朝代，如何理解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呢？

宋朝把募兵制作为国家的主要兵制，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制度，军队走上职业化的发展道路，国家成为承担军费开支的主体。

军队职业化，使生产者免除了兵役负担，并化解了不少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隐患，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然而，由国家养兵并承担一切军需开支，必然要求社会经济达到足够高的发展水平，使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够满足军事需要。尽管宋代社会经济取得了很重大的发展，但因为以军费为主的各项开支庞大，政府一直摆脱不了财政上举步维艰的困境。

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宋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不但在手工业、农业、商业等领域进行超经济的强制性盘剥，而且政府也将自身变成了一个大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牟利，导致官营经济膨胀，最终危害经济的健康发展。军队本身也卷入商品经济的浪潮，参与各种嬴利性经营活动，这必然会从各个方面影响军队职责的履行，导致军纪败坏，军备废弛，战斗力下降等等后果。“积贫、积弱”也就成了当时社会的一大社会特征，与宋代经济社会文化高度发展相始终。二者看似矛盾，其实是相互统一的，体现的也是宋代社会经济跟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统一。

以纸币为例，纸币的创行使中国荣膺世界最早行用纸币的国家的美誉，在当时也确曾给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便利，但宋朝纸币的大量发行是以政府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背景的。特别是南宋时期，长期的战争使国库空虚，财政窘迫，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除了巧立名目增加百姓税收外，进而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

会子在形式上和当时多数人的观念上，仍然是一种金属货币的代替者，却又跟近代严格意义上的本位货币不同。发行之初，会价就与面额存在差异，而且在某些时间和地区差异更大，这表明会子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种能够依面额兑换的纸币。虽然政府也试图通过用金属货币收兑贬值纸币的“称提之法”来稳定纸币信用和物价，但因为官方根本拿不出足够的准备金用于兑换，所以无法有效控制纸币的贬值。为了稳定会价，南宋君臣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办法。除了用纸币收兑外，还通过盐引、度牒等有价证券收兑跌价纸币，用新钞收换旧钞，在税收上实行铜钱、纸币的按成搭配，限制铜钱外流，以及其他纯行政措施，使会价和物价之间维持一个相对的稳定。但这些举措都收效甚微，有时甚至又转化为新的盘剥方法。

这就表明，宋代纸币的行用并不全是商品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和空前浩大的财政支出双重作用下，货币税超前发展的结果，远远超过了货币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不仅给纳税人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也制约了商品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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