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城市需发挥城市群科创的“领头羊”效用 | 新京智库

5月20日，2023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将正式启动，主场启动式在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办。

作为三年新冠疫情后的第一个全国性科技周，主场展览室内将重点展示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双碳”科技等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成就，展示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特色科技成果，展示北京市优秀科创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而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在“信心与繁荣——2023新京智库春季峰会”相关论坛上做主旨演讲时表示，任何一个城市群，第一推动力是科创，而科创的基础是创新生态体系。

那么，我国的科创与城市发展呈何关系，有何特征？科创又如何助力城市以及城市群的发展？

科创是城市第一推动力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鹏告诉新京智库，改革开放40多年，也是我国科技进步的40年，但在不同区域科技的表现特征不同，北上广深是我国的一线城市，由四个城市及周边城市构成的城市群的科技创新处于国内的前沿水平。尤其是北京中关村、上海陆家嘴等地的科技创新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中上水平。

“北上广深属于第一梯队。”王鹏说。第二梯队则是以武汉、西安等为代表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的科技创新也发展比较快，达到了中等水平。中西部地区以及一些边远地区的科技创新还比较薄弱，构成了第三梯队。

不同城市不同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对应着不同的科创水平。

北京师范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关成华亦对新京智库表示，通过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科技创新发展水平进行监测研究发现，对于不同城市规模等级的城市，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产出、创新绩效之间都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而且城市规模越大，对科技创新发展的正向影响越大。

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广东九市为例，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力发展报告》显示，广东九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16年的18872家增加至2020年的50999家，增长约三倍，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比重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

广东九市A股上市公司的研发人员规模也逐年扩大，从2016年的24.85万人上升至2021年的53.79万人，增加了一倍多。九市研发人员约占全国A股上市公司研发人员数量的20%。大湾区研发人员占比在统计期内基本呈上升趋势并高于全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研发人员占比0.6-2.5个百分点。

企业作为一个城市创新生态体系的重要构成单元，仇保兴认为，中小企业在地理空间上高度自由地聚集在一起时会萌生出一种共生的力量，这种共生力量使得整个城市群的科创生态得到改良，再迸发出新的生产力。相比产业集群，企业集群更能体现出融合与共生，因为企业之间是相互作用、共生共享，所以才能批量诞生众多科创公司。

广东九市的数据则印证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水平。

世界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披露，2020年“深圳-香港”科技集群扩大为“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并于2020-2022年连续三年在全球百大科技集群中排名第二，并且在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上保持世界范围内的相对优势。

城市规模与科创呈正向关系

而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到一个规模更大的阶段后，对科创又会有什么新的要求呢？

叶堂林认为，其发展动力必然要求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需要高校或科研院所对其全域创新和全链条创新予以支撑，而且更加重视所在城市的高校建设、保证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的同时优化科研投入结构、大力采取吸引人才流入的举措以扩大人才队伍总量并提升人才质量。

同时，高校和科研院所也需要更加注重其创新的需求导向、应用情境和社会责任，更加突出学科交叉融合，更加注重多元化、全过程的质量评价。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该区域内目前共有在册高校140所，特别是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来，有近20个高等教育机构正在或计划推进建设。

深圳高校知识产权大数据平台的数据显示，2019-2023年间，华南理工大学专利申请量和有效专利数量居全国高校第三位，专利授权量排名第四。深圳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分别以791件和643件PCT公开量，排名世界高校第六和第九位。

叶堂林认为，发展到一个经济规模更大阶段后的城市会有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进一步突出企业在承担重大科技项目中发挥作用，鼓励各类企业自办，或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组建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财政资金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和支持将更灵活，包括直接投入、补贴、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将成为财政支持的另一个重点，将加大对重大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专项资金支持。

叶堂林还表示，城市政府也会鼓励各类企业把高技能人才培养纳入企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将高技能人才配置状况作为生产经营性企业及其他实体参加重大工程项目招投标、评优和资质评估的重要考核因素；将征集发布重大技术革新和技术攻关项目，鼓励高技能领军人才“揭榜领题”。

关成华表示，城市间竞争的实质是城市科技创新综合实力的竞争，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的扩大会吸引更多创新要素集聚，需要更高的科技投入，更完善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从而具有更佳的创新表现。东莞、佛山等地重视科学城建设、高校发展与人才队伍培养，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一体化统筹布局，正是城市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表现。

发挥好创新“领头羊”作用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进一步向集群化发展，城市间的竞争不再仅仅局限于城市个体，同时也表现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关成华说。从国内城市群看，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相对成熟，处于第一梯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王鹏表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从原来的追求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张逐渐转变为追求质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以科技创新促驱动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就成了接下去若干年我国城市群发展的最重要模式。

作为我国第一梯队的长三角，京津冀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则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带头解决我国的卡脖子瓶颈问题，在国内起到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甚至在某些高尖端的技术领域，这些城市群的主要城市的科技研发要达到世界级的水平，“否则，我国就没有办法与世界进行科技的较量”。

叶堂林亦表示，我国科技创新已经进入到主要城市或重点城市群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和完善阶段。该阶段的创新生态系统需具备多样共生性、层次交互性、动态稳定性和协同开放性四个特征。

以京津冀为例，其理想发展目标是，北京作为创新核心城市拥有绝对的创新引领能力，拥有的科研、高校、企业等创新主体以及人才、技术等丰富的创新资源，能够与天津、河北等地区实现创新关联和创新互动，带动创新要素通过物质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形式在区域之间无障碍流通，加速城市之间的创新协同开放发展，进而形成竞合共生、动态开放的复杂系统。

叶堂林为此建议，要加快补足研发主体短板，推动研发主体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及基础前沿技术攻关；畅通核心城市到腹地的创新要素流动，腹地城市借助核心城市的创新资源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培育新的创新组织形式，打造城市群创新生态系统。

比如，京津冀三地之间需要利用区域间的互补优势和协作机制，推动不同区域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形成区域间的创新平台和通道，降低区域内的创新资源交易成本。北京作为绝对的创新核心城市要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京津冀三地就关键技术领域和重大科研项目的合作，需要发挥好创新“领头羊”的作用，牵动京津冀产业技术升级。

现状也正在改变。2022年底，河北省科技厅印发的《河北·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方案》提出，京南示范区建设空间由“十园”拓展为石家庄、廊坊、保定、沧州、衡水和雄安新区“五市一区”全域，进一步集聚科技创新资源，推动成果转化政策、措施先行先试，吸引更多京津科技成果到河北孵化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