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星空】千古一鼠：01.机会主义者

在写韩非时，我提到，先秦诸子，写到韩非，就结束了，哲人的时代过去了，而政客则亢奋起来。这"亢奋的政客",我隐隐地指的就是李斯，韩非的同学和嫉妒者、谋杀者。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的一开头，就写了一个特有象征意义的故事，一开篇，即墨毫轻扫，如灶妇扫尘，李斯这与"千一帝"秦始皇齐名的"千古一相"，就入了另册，成了鼠类，在历史的长廊中，画定了他贼眉鼠眼的形象：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栗，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年轻时，做郡中小吏，看见官吏宿舍厕所中的老鼠，吃着肮脏的东西，人与狗走近时，常常惊恐逃散。李斯到粮仓中去，观察仓中的老鼠，吃着囤积的粮食，住在大屋之下，没有人和狗的惊扰。于是李斯就叹息说："一个人的贤能与不肖，就像老鼠一样，就看他所处的地位罢了！"

司马迁何等人物？玩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于股掌之上，称他们的斤两，论他们的货色，一言而九鼎，盖棺而论定。第一等人物也！他写人物，往往在开头写一两件不太起眼的小事，似乎写的仅是人物的小节，却往往借此给人物定性，并暗示将来之命运。这《李斯列传》的开头一节，即是典型的例子。

李斯做出了惊天动地、改天换地的大事，但他自己却一直没能大起来。他好像永远是上蔡小吏，永远摆不脱那种小人物、小人格的心态。小气、小器、小心翼翼，永远蜕不出那种猥琐细屑，患得患失，首鼠两端。他既不及商鞅的一意孤行一往无前，更不及后来王安石的坦荡磊落忘怀得失。是的，他终身受控于他皮袍下的那个"小"字。他绝顶聪明，但正如庄子所说："嗜欲深者天机浅"，他才不胜欲，德不胜才，天机浅薄，乃薄命之相。我这里讲的"德"，不光指"道德伦理"之"德"，更是指一个人的定性——一个人面对世界时的那种自大自信，超然豁然，那种把握自己，不被世界左右的定性，在诱惑或在压力面前保全正常理智，不被其淹没或误导的心力。在这一点上，李斯显然有些弱不禁风。他的老师荀子是知道他的缺点的，所以当李斯做了秦丞相的消息传到他老人家耳朵后，这位世故的学者和地方老吏（他长期做楚兰陵令），不仅不为他高兴，反而忧愁得吃不下饭了。他已预见到这位不能把握自己的学生将要自蹈不测之祸了（《盐铁论·毁学》)。

李斯一生孜孜不倦，机关算尽，他好像总是皱着眉头，心事重重。他是一个典型的以聪明处世的人。我以为，就处世而言，最高境界是以赤子之心待人接物，超越利己利他；其次是以正常理性处世，摒弃深文周纳的一切人生戒律和道德教条；再次就如芸芸众生，随自己的喜怒哀乐待人接物，不求活得高尚，只求活得真实；不求有理有据，只求随性适意。而最差也最危险的处世方式就是以一己的聪明来对付世界的万千世相及其不可穷尽的变化。人之聪明有限，世途之险暗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以有限去应付无限，危险啊！这又是庄子的告诫。

说这些，我是想说李斯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一切以聪明来处世的人无一不是机会主义者。但李斯仍有他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是一个鼠，但却似乎并不全是"鼠目寸光"，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富有远见的大政治家。在这一点上，他确实不辱没他的老师荀子。他两次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反对分封而倡立郡县，其中第一次他所顶住的还是来自他上司——丞相王绾的压力，其时的李斯还只是一个廷尉。如果我们细心留意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三代递代，及更早的黄帝杀蚩尤，炎黄大战，乃氏族部落战争。周代立国，广封天下诸侯，在最初分封的诸侯中，"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君道》)，以一家血脉涵盖天下，一举消除了氏族战争的隐患。这是周公的大功德。而周王朝的灭亡，则又是由于诸侯兼并。秦立郡县，又一举消除了地方诸侯对中央挑战的危险。自此以后，于秦则是"有叛人而无叛吏"；于汉则是"有叛国而无叛郡"；于唐则是"有叛将而无叛州"（柳宗元《封建论》)，从体制上彻底解决了地方利益集团威胁中央的问题（汉代的"有叛国而无叛郡"更是从正反两面验证了李斯的论断），李斯之功大哉，李斯之见远哉！难怪司马迁要在事功这一点上把他和周公旦相提并论！

其实，指责李斯是机会主义者，也完全是道德主义的立场。如果李斯不善于发现机会，抓住机会，他也就不会成功。当他在荀子那里学"帝王之术"时，他就在作"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他对学问本身的兴趣远在韩非之下：当韩非在思辨的玄想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李斯却是一边听荀老师讲课，一边是心有旁骛，很像是孟子指责过的那种不专心，"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不，一心想着自己将如鸿鹄，志向远大，羽翼已就，一飞冲天。他的眼角不时地扫向书室之外，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他匣中的宝剑时时作鸣，要扬眉出鞘。在纷争的七国之中，他也早瞅准了远在西北的秦，那是一颗杲杲跃起的天狼星，将要吞食山以东死到临头还吵吵嚷嚷，睚眦相向的六国昏蛋。他对自己的祖国——楚国，简直不屑一顾：一个逼死屈原的祖国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孟子就说过，若无故而杀士，连大夫都可以叛逃他国。况且，连贵族出身的屈原都能作为，上蔡布衣还能有什么指望？于是，他对荀子说，当此"游说者之秋"，不抓住时机，为自己挣得富贵，不合乎正常人性。而秦国无疑是最有希望也最有接纳天下人才雅量的大国。于是他打点行装，告别恩师，向西一路逶迤而来。按荀子晚年对秦国的好感，他定不会阻拦，甚至会鼓励自己野心勃勃而又才干出众的弟子去秦国实现理想，也使自己呕心沥血的理论化为政治现实。

待价而沽的李斯显然比屈原、韩非自由。屈原、韩非是有负担和拖累的，这拖累就是他们出身所自的祖宗之国。"毕业"以后，李斯可以毫无拖累地根据自己审时度势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去向，而韩非则必须回到韩国，如同今日的定向委培。问题是，韩国并不需要他，更不需要他的理论。这就让天纵聪明的韩子被人约束住了。天虽纵之，无奈有人束之！在这一点上，拥有人身支配权的专制社会，永远是"人定胜天"的。韩非回韩国以后的境况，很像计划分配时代的，无后台、无后门的晦气重重、可怜兮兮的大学毕业生。他只好退回内心，继续他的纸上谈兵式的理论研究。而此时的李斯，在秦国的事业和个人的前途都已一片光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