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隋唐史》28由盛而衰：中央与藩镇的百年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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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风使舵的藩镇势力

唐德宗几次跑出长安，各地的藩镇不断地叛乱，连他身边的都要叛乱，中央处理不力，最后四处叛乱。

到宪宗的时候，曾经一度比较好，宪宗很希望重振中央。更重要的，宪宗时期中央形成了一定的军事实力，再有就是宰相团队比较团结，心往一处使，就是想解决藩镇的问题。而且宪宗用人用的不错，政策运用也得当。所以宪宗一上台，就连续解决地方藩镇的问题，比如说元和初，他先镇压了剑南、西川，刘辟和镇海节度使李锜的叛乱，一出手就把两地的叛乱给解决了。到了元和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唐，这个使得河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央的一个变化。再有就是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吴元济他其实不是节度使，他是吴少阳的儿子，他自领军务，他想独立。唐朝中央要不然就跟他妥协，同意他的条件，要不然就不同意他的条件，派兵去镇压。所以元和十年，宪宗下令讨伐吴元济，宰相裴度亲赴前线指挥，唐名将李愬雪夜入蔡州，这都是入中学课本的。最终的结果是拿下了吴元济，淮西平定。在中央连续胜利的情况下，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也转归中央，听从朝廷的指挥。所以元和的时候整体形势不错，历史上称作是元和中兴、元和振兴。

整个元和时期，连续不断地取得胜利，其实维持了很短暂的时间。那些统帅表现出心向中央的姿态，其实仅仅是姿态而已，他看到情况、形势对自己不利，他就表现出拥护中央的样子；如果有利，他们就立刻又联合起来对抗中央。唐朝中央虽然取得了一些战役的胜利，消灭了一些割据势力，但是根本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宪宗一死，穆宗继位，河北马上出现新的情况，就是所谓的“河朔再叛”。穆宗上来了以后，觉得继承元和时期的良好形势，可以再加一把力，于是就决定对全国的藩镇削兵，减少他们的这个军事力量，要从法律上，你那个地方有多少个亲兵，有多少人马，给你限制住。这一来就惹起了藩镇的集体反抗，所以“河朔再叛”。外地的这些藩镇们基本上都联合起来对抗中央了，元和时期，唐宪宗时期取得的良好局面一夜之间又回去了。

两税法埋下隐患

其实这个事情，跟另外一项制度有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税法”。唐朝前期的赋税制度是租庸调制，这个是以户丁为基本单位，以户口人丁特别是男丁为单位，来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德宗的时候，780年，杨炎就实行了一个新的赋税制度，这个叫“两税法”。

两税法有一些是技术问题，比如说都是要拿钱的，不用你交粮了，直接把粮食变成钱交给政府，这个是一个新的进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财税三分。这个地方把这一年的收入拿到手里，它有个计划，按照计划分作三份，留州、送使和送省，送省就送尚书省，交给中央。就是所有的财税都分成三份，州里一份，节度使一份，尚书省一份，就是中央一份。那谁来分这个呢？就是由地方势力在分，实际上是节度使在很大的程度上，掌控了这种财权的分法。

财政收入的最初已经分了三份，所以中央如果再下令调那些藩镇来参加中央的军事行动，藩镇就伸手了，说我们的军粮已经用完了，我们也没有这个任务要出境打仗。所以唐后期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一调这些藩镇的力量来参加战斗，他就伸手要钱，那中央又没钱，最后往往就不了了之。所以两税法这个制度，对于藩镇割据也提供了一种财政上的制度支持。这就使得安史之乱以后，这个藩镇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所以穆宗以后，中央的局面就只能是一步不如一步。

只有在武宗会昌四年，李德裕组织平定过“泽潞叛乱”，泽潞是山西中部地区。只有这么一次，算是对中央挺好的一个形势，此外都是对中央不利的问题。那到了唐后期，到了懿宗、僖宗就更完了。特别是黄巢起义爆发以后，各地的节度使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各地的节度使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地获得发展。

藩镇更迭王朝易主

五代十国的那些人，那些地方领袖，杨行密、李克用、钱镠这些人，其实都是参加过镇压黄巢起义的藩镇。而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他们自身又壮大起来，等到黄巢平定了，中央再也没有力量去指挥这些新的藩镇了。所以一直到唐朝灭亡，唐朝也不过是被另外一个重要的藩镇，就是朱温给替换了而已。

整个唐朝后期，藩镇的问题就始终得不到解决，现在研究具体的藩镇情况，有这种观点，说唐朝之所以安史之乱以后还有150年，那不就是藩镇和藩镇之间有矛盾，中央充分利用这种矛盾，来维护唐朝的存在。这种说法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是早期可以，安史之乱刚发生以后还可以，后来藩镇之间也有战争、也有兼并，有的藩镇扩大了，有的藩镇可能被消灭了，新发展起来的藩镇仍然跟唐朝中央不是一条心。所以唐朝中央的基本情况是每况愈下，终于被另外一个藩镇而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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