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要做一个君子,必须有三个优点,即:仁、知、勇。他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后来的《中庸》便把这三者称之为"三达德"。但平心而论,作为一种品性,"勇"是一种危险品。因为正如我们可以推敲出的,"仁"本身具有价值判断,从而可以知善恶;"知"至少具备事实判断,从而可以知真假。那么,"勇"呢?显然,它缺少一种判断力上的支持。它可以是"义理之勇"、道德之勇,如孟子式的"浩然之气";但也可以是"血气之勇",好勇斗狠之类即是此种勇。所以,虽然孔子在笼统地谈论人之德行时,总是不忘把"勇"字考虑在内,但他却很少专门去称赞人的"勇"。恰恰相反,作为一个虑深深的圣人,他对"勇"有足够的警惕,表现在平时的言论上,便是他常常有意识地贬低"勇",贬低逞勇之人,他之屡次折挫子路,就是明显的例子。作为人生旅途中随身携带的危险品,孔子常常是禁止我们带着"勇"上路的。他和子路讨论"勇",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说得很对。"勇"确实需要"义"的约束,规定其方向。《国语》讲"言勇必及制",靠什么制?"以义为制"(《国语·周语下》),可能即是受孔子影响。除了"义"外,"礼"也是制"勇"的重要因素。孔子和子贡讨论君子所厌恶的事情,其中一条就是"勇而无礼"。他说:"好勇疾贫,乱也。"对刚勇之人,他也不欣赏。他毕竟是贵族气息较浓的人,讲究温良恭俭让,不屑于一般意义上的勇。他最欣赏的学生是颜回,颜回的特点就是纤弱。在颜回的人生之旅中,他不大会带危险品上路,所以,对人、对己都比较安全。子路原来是个野人,野性改,比较强亢,孔子就对他"每下毒手"(李贽语),进行摧折。他自己承认说:"由也兼人,故退之。"他还警告子路,如果不改掉这种刚勇的毛病,将会不得好死。有一次,他老先生又在那里大夸颜回如何如何,子路颇不服气,要和孔子较个真,就问孔子:"你要是带领三军去打仗,你要谁去帮衬你老人家?"(子行三军,则谁与?)看他的意思,是跟孔子说,你要上前线打仗,总该带上刀、枪、剑、戟,这危险品就不能不要了吧?这实在是子路被老夫子的弱化教育逼急了,而将孔子一军。所以,在孔子的这样长期摧刚为柔的教育下,他搞出来的儒,带有明显的柔弱的味道,"儒"就是"懦",而"犬儒"这个词就更不好听。
在先秦哲人中,对勇抱有足够的警惕甚至恐惧心态的不仅是孔子,老子反对勇敢(《老子》第七十三章"勇于敢则杀");孟子将"好勇斗狠,以危父母",列为五不孝之一(《孟子·离娄下》);荀子把勇于斗的人,斥之为"忘身、忘、忘君"(《荀子·荣辱》),他的学生韩非更把勇于私斗的"带剑者"称之为国家的蛀虫(《韩非子·五蠹》)。《国语》把"勇"称之为"逆德"(《国语·周语下》:"夫勇,逆德也。");《吕氏春秋》称之为"凶德"(《吕氏春秋·论威》:"勇,天下之凶德也。");《礼记》把逞勇不义之人称之为"乱人"(《礼记·聘义》)......
但是,众声喧哗中,在先秦,偏有一个人,独独对"勇"大加赞赏并加意培育,那就是墨子。墨子在其他士人一致对"勇"持保留态度时,独持偏见。《修身》篇说:"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意思是作战虽然有阵法之妙,但根本还在于战士的勇敢。这正是子路反诘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时所要表达的:至少在战场上,"勇"是最重要的素质。汉代陆贾在他的《新语·思务篇》中说"墨子之门多勇士",若用同样的句式来描述孔门儒家,那就该是"孔子之门多君子"。孔门有一个子路,孔子还要"下毒手"摧折他,墨子却满门都是勇士。《淮南子·泰族训》这样写墨子的门徒: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这墨子学派,简直是一支敢死队,特种部队!这些粗短服饰的"侠客"们,一个个怒目圆睁,随时挥拳相向,甚至拔刀相向,与宽袍大服、风流儒雅、口颂诗书的孔门"君子",真是大异其趣了。这些勇士们关键时候是可以弯弓搭箭、舞刀弄棒的。墨子与公输盘在楚王面前较量高低,最后一招,也是最关键的一招,就是他有三百个在宋城上武装到牙齿的弟子等待楚国的来犯,这三百人的战斗力,是可以一以当十,甚至更多的。墨子门下多勇士的名声太大,吓得楚王赶紧打消了进攻宋国的念头(《墨子·公输》)。在楚国吴起之难中,为阳城君守城殉难的墨者达180多人,他们本来是可以弃城自全的。《吕氏春秋·上德》载有其事的原委。
墨家学派的巨子孟胜,与楚国的阳城君交好。阳城君让他守卫自己的食邑,剖开璜玉作为符信,与他约定说:"合符以后才能听从命令。"楚悼王死了,大臣们攻打吴起,在停丧的地方动起了兵器,吴起伏悼王尸而死,射杀吴起的人把箭也射到了悼王尸体上。阳城君参与了这件事。楚肃王即位后,要治罪这些大臣,阳城君逃走了。楚肃王要收回他的食邑。孟胜说:"我接受了人家的托付,为他保护食邑,与人家有符信为凭证。现在没有见到符信,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能阻止楚肃王收回食邑,不为此而死,是不行的。"他的学生徐弱劝阻他说:"如果死了对阳城君有好处,那么还是可以的;如果对阳城君没有好处,却使墨家在世上断绝了,这不可以。"孟胜说:"不对。我对于阳城君来说,不是老师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臣子。如果不为此而死,从今以后,求严师的人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了,求贤友的人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了,求良臣的人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了。因此,我为此而死,正是为了实行墨家的道义从而使墨家的事业得以继续啊!我将把巨子的职务指定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贤德的人,有了他,哪里用得着担心墨家在社会上断绝呢?"徐弱说:"像先生您说的这样,那我请求先死以扫清道路。"转过身去,在孟胜之前刎颈而死。孟胜于是就派两个人把巨子的职务传给田襄子。孟胜死了,学生们为他殉死的有180人。那两个人把孟胜的命令传达给田襄子后,想返回楚国为孟胜殉死,田襄子制止他们说:"孟子已把巨子的职务传给我了,你们应当听我的。"但两个人还是返回去为孟胜殉死。
这事本身一方面说明了墨子学派宗教性特征与惨烈作风,一方面也从反面证明了孔子等人对"勇"保持戒心的合理性。阳城君并非什么君子之类,他参与的攻灭吴起之事也并非正义,为他这样的人殉死,实属不义。何况导致180多人死亡!但这就是墨家的独特家风。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游侠: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焉。
虽然他们的行为不符合正义,然而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已许诺的事一定要实现,往往能为别人的厄困灾难而奔波,不爱惜自己的躯体。等到他们把将亡的保下来,把将死的救下来,却并不夸耀自己的功劳才能,更不炫耀自己的恩德,所以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这简直就是《公输》一文中墨子的形象。大概太史公一边写这几句话,一边就在想着墨子吧。你看,墨子听说楚国将要攻打宋国,便从齐国出发去阻止,这不是千里奔赴,为人解难么?齐国与楚国,在交通极不便的那时,真是令人望而却步的遥远与坎坷啊。他一走便是十日十夜,磨秃了头顶,走肿了脚跟,这不是不爱惜自己的躯体么?《墨经》中说任侠乃是"士损己而益所为""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他们正是要用自己的行为实践这种侠义精神。最后墨子终于说服楚王,使之打消了进攻宋国的念头,弱小的宋国得以保全,这不是"存亡生死"么?墨子止楚攻宋后,回归途中经过宋国,恰遇大雨,他准备到闾门中去避雨,守间门的人却不让他进去,这不是"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么?
墨子著作中,除了谈哲学、谈政治、谈修身道德,还谈军事。这与儒家羞于言战,形成一大区别。在《墨子》中,自第五十二篇《备城门》至第七十一篇《杂守》,除去阙篇,现存共十一篇,都是谈兵。有意思的是,他谈兵,不谈攻,只谈防守。他著《非攻》反对攻,当然尽力研究守。司马迁说他"善守御",显然是把他看成军事家了。这十一篇完全谈防守的技术,若和《孙子兵法》参看,是很有意思的。孙子能从哲学与政治角度讲战争,墨子却纯从技术角度谈战争。孙子颇重视战略,墨子却只留意于战术。墨子因为一味地反对攻,所以他不理解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他彻底否定"攻"(注意,墨子讲"非攻"而不是讲"非战",看来,他反对一切主动的战争),否定战争的一切正面价值,以至于也否定了主动进攻的价值与意义。这是因为他的思想不允许他有这样的念头出现。他自居于弱者一方,不想进取,只图保全,这就使他的防守思想很保守。所以,他的防守之所以成功,或说在当时之所以有效,只是他的工具先进,设计科学,禽滑厘等三百弟子在宋城上守御,使得楚国千军万马望而却步,除了他们那"死不旋踵"的可怕的勇,还凭借他的"守圉(御)之具"的先进,超过了公输盘的"攻城之械"。从他这十一篇兵书看,他是一位专业木匠、科学,看来他讲勇,其实更讲科学、讲技术。他挖隧道,其长度、宽度,他造器械,其尺寸、方圆,都一一标明,宛如现代兵工厂的兵器设计图。孔子是不谈战阵之事的,卫灵公向他讨教这方面的知识,他说他只学过"俎豆之事"(礼让揖节),而"战阵之事"不曾学过,孔子反战,乃不言战。墨子反战,却是以战反战、以守反攻。这又是儒侠之间的大区别之一。
关于墨子,可以有这样的一些身份: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平民思想家、逻辑学家、军事家、科学家、宗教领袖......但我想从另外的角度,换一种说法来介绍他:他是一位剑侠,是一位伟大的反叛的剑侠。
配音很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