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若隐若现的上帝
这里是约翰.詹姆特的长眠之地,
仁悉的上帝,请赐予他更多的怜恤,
如若他是上帝,他也会这样做,
这就是约翰·詹姆特。
这是林肯为一位印第安人写的墓志铭。兄弟般的情谊,互相怜爱,互相搀扶,形成了他宗教信仰般的思想核心。这完全出于他对人类仁爱的本能,也是他最主要的人格特征。即便是一位穷苦之人,他的灵魂也应该与众生平等,这也是他对于正义的追求。在他的眼中,主人与仆人,受奖者与受罚者,本就不应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他所有的朋友都能为他证明,无论在20岁还是50岁时,或者是在之后的日子里,他的这种宗教思想从未有过任何改变。在正派的基督徒眼中,这位无神论者早就已经是神的孩子了。在纽撒勒人的心目中,他是个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宿命论者。当他发现《圣经》并不能挽回未婚妻的性命时,他对神灵的怀疑达到了极点。
他的另一位朋友也说道:"他相信灵魂永生不灭,并不认为灵魂会受到永恒的诅咒和责罚。"
还有一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他相信世间必定存在一位万物的主宰,不辞辛苦地运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为这个世界制定了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世间万物,各行其道,一切生灵也将照此繁衍。因为林肯看到了万物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良好秩序,并认为这一切绝非偶然,一定是一股异常强大的力量,经过了一番极其缜密的计划和安排的结果。虽然上帝的神圣非常令人怀疑,但基督教的体系确实顺应了天意,至少它向人们传播了'善'的思想。"
赫恩登还说道:"没有人比他对于命运的信仰更加坚定,在他的后半生中,他经常会提到'上帝'这个字眼,很显然,他指的就是一个人的命运。我在185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上帝'一词,让他给我提意见的时候,他却把这个词划掉了,因为我表达的全是对于上帝的信仰,而他一直坚信,世上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上帝。
"从他的行为中不难看出,他对于宗教和道德的态度,一直都是非常坦诚和直爽的。在这一点上,教会里的一位老人给了他深远的影响。那位老人曾对他说:"我做善事的时候,会觉得世界非常美好;而我做坏事的时候,内心会觉得非常不安。这就是我的宗教。"除此之外,他无法接受任何宗教。虽然如此,他也曾读过伊利诺伊州共济会的著作,以及苏格兰的一元论,但这些都没能引起他的兴趣,自然也无法打动他的心。他在为一位老妇人立遗嘱的时候,被要求背诵一首诗歌,他也会照做。在他的小儿子艾迪不幸天折之后,玛丽加人了长老会。林肯也经常会在教堂中跟牧师交谈,但一直不愿加人教会。他说:"恐怕我只能在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候,用自己的感情和理智来探寻生命的真谛。"
他从小就生长在一群单纯、质朴的农夫和伐木者中间,不仅无法摒弃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迷信观念,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迷信了起来。但这对于林肯来讲,也是无可厚非的。孤僻的心灵和古怪的脾气,自然会让他把一些奇妙莫测的事情,归结于某种神奇的力量。"哲学中从来没有偶然的事件,每一个结果都有其原因所在。过去是现在的原因,而将来则是现在的结果,如此循环往复,无尽无穷。"对于意志的自由,他一笑而过,但在谈论到灵魂的自由时,他说道:"我们头脑中的目的完全接受灵魂的驱使,也许其中还夹杂着一点意志的成分。"
他完全相信自己的预感和宿命,他曾说道:"布鲁图斯被迫杀死了恺撒,他的意志已经超越了法律和情境的限制。"妻子则对他的这种想法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林肯唯一的哲学就是,他预料到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任何祈祷都是徒劳无功的。"他还曾对赫恩登表达过自己的悲观:"恐怕我将来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
一件又一件不期而遇的事情,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预感。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事情的结果,尽管如此,林肯还是在关注着每件事情发生之前的异动。也许他能够给别人一些忠告,但却根本无法避免事情的发生。他虽无法改变即将发生的事情,但还是希望能够尽早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连遇刺的前一天,他都预感到了即将出现的黑暗。
对待任何事情,他都要设法证实自己的理论,所有的信任,全部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之上。所有的事情都早已注定,但我们又不得不去做,我们又为什么要费尽周章地去分析某一件事呢?林肯想要研究并改变人类的做事动机。"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原因和动机存在其中。"赫恩登也曾试图反驳这一观点,但最终还是倒在了动机论的面前。这也正是两人现实中思维意识的真实写照。赫恩登希望通过一次坚决的斗争,彻底废除奴隶制;而林肯的思想重心则倾向于怎样阻止奴隶制继续扩张。相比之下,赫恩登是一位理想家,林肯则是一位实干家。
"林肯会更多地关注事物的静止形态,而忽略其运动性。他的心已经超脱了幻想的境界,眼中容不下任何虚无缥缈的东西。犀利的目光总会聚焦在事物的正反交点之上......这些优秀的品质完全来自于严密的思维逻辑。"
不断徘徊于仁慈与怀疑之间,寻找冷漠与同情之间的平衡点,是一位伟大政治家的必经之路。他将在经历过黑暗与荆棘之后,昂首迈向人生最伟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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