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不能对这些工作人员态度好一点吗?你用这样的态度问话,还让人家怎么回答?我都觉得紧张,他们还都是孩子能不紧张吗?听说你把晓兆的领章帽徽都撕掉了,我真替你难过啊!”
说出这番话的人是周总理,向来温文尔雅的他,如此气愤的原因恰恰是江青的无理取闹,这便是当年江青处心积虑惊动政治局的“毒药”事件。
1972年3月4日晚上,与往常一样服用三次安眠药才能入睡的江青,在护士晓兆的协助下来到卧室准备入睡,晓兆照例将另一份安眠药放在床头柜上,以备江青睡不着时自己服用。
直到3月5日凌晨4时,江青才安静地躺下来休息,没成想,仅仅过去一个小时,她便再次呼叫晓兆。
“你今晚为什么不给我放备份药?我就睡了一小觉就怎么也睡不着了,想吃备份药都没找到,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工作认真负责的晓兆笃定自己的确准备了备份药,随即好心提醒江青是不是吃过又忘记了,江青顿时变得火冒三丈。
“我敢肯定,就是你忘记给我放了,我根本就没吃,你竟然敢撒谎,难不成,我堂堂政治局委员要诬陷一个小护士吗?”
最终,在晓兆委屈地请示医生后,江青又一次服用了安眠药,要知道,这已经是她当晚第五次服用安眠药了,即便如此,她却变得更加精神亢奋。
曾经为江青服务过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她需要长期服用大剂量安眠药维持睡眠,要说当晚的事并没什么特别之处,可对于极度张狂的江青来说,却成了她兴风作浪的理由。
在得知晓兆曾在广州军区做护士,江青开始捕风捉影,认定她是林彪干将黄永胜安插在自己身边的人。
就这样,江青从3月5日清晨一直折腾晓兆到晚上9点多,更加令人惊讶的是,当晚的她还因此惊动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此前,因为自己有着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江青没少折腾除了主席和林彪以外的政治局委员,尤以在京的委员们为甚。
3月初的北京寒风刺骨,在接到江青办公室的通知电话后,6名政治局委员匆忙赶到17号楼,这其中就有已经年过七旬的周总理和叶剑英老帅。
在17号楼大厅北侧,包括江青在内的7名政治局委员坐在长条会议桌一侧,就在大家面面相觑之际,江青厉声命令杨银禄、达洲、晓兆坐到了对面,随即开始了她的“表演”。
在江青口中,护士晓舟是林彪派来的坐探,晓兆正是在她的指示下给江青吃了大剂量的安眠药,偏偏她的厉声质问被眼前三名工作人员不卑不亢地解释清楚了。
如此,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场景,面对如泼妇一般的江青,周总理也感到气不打一处来,甚至因为太过激动而被迫服药休息。
眼看搞事情没能得逞,江青悻悻地离开了,可这件事却引起了总理、叶帅、汪东兴的高度重视,三人当晚在17号楼的小客厅商议,决定由汪东兴将江青对工作人员兴师问罪的可恶行径汇报给毛主席。
要说三人的如此决定并非刻意针对江青,而是发觉到其中极为可怕的苗头,倘若置之不理,得寸进尺的江青极有可能闹出更大的问题,他们的苦心不过是让主席劝诫江青有所收敛。
第二天,在总理的催促下,汪东兴找了个合适的时机将这件事汇报给了主席,只见主席气愤异常:
“江青这是要私设公堂,狐假虎威,绝不轻饶!”
可此时的江青却丝毫没有悔改之意,因为自己陷害工作人员的险恶用心没有达成,为了欲盖弥彰,居然又做了一件蠢事。
3月6日中午,起床后的她顾不上梳洗便要求秘书杨银禄代笔为主席写了一封密信,依旧声称自己受到了他人的迫害,导致她长期大量服用毒药,希望主席为她做主。
没成想,主席看过密信后没有任何批示,其他中央领导也没有任何表态,密信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江青手里,遭到冷遇的江青却将信件当做宝贝一样锁进了保险柜。
在杨银禄的回忆录中,江青的无理取闹行径还有很多,单从这一点看,她的黯淡结局注定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果!
稍微有点人体生理病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女人为什么容易发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