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的发家史，明代官商的资本运作59&60

五十九： 

西门庆的政治投资所得到的回报也是巨额的，在经济方面，朝廷垄断的大型项目这些油水泛滥的肥差就分了不少到他手里，蔡状元特批了扬州食盐买卖执照给西门庆，这一块儿是我们前面专门提到过的；另外宋委员那边相应的回报也慢慢的体现出来了，台面上他样子装完之后，私下里和西门庆马上又取得了联系，在又得到了西门庆大量的孝敬之后，两人很快就狼狈为奸，打成了一片，整个清河县，包括东平府在内和西门庆有联系勾结的大小官员，比如山东军区驻守军长周秀，济州兵马监督荆忠，甚至是西门庆自己的大舅子，月娘的哥哥吴铠，全部得到了宋委员的大力推荐，而获得了升职和表彰，这是人事方面的；而在职权方面，西门庆也得到了大量的好处，而且这个好处是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我也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 


扬州有个大财主员外爷叫苗天秀，带了价值超过两千两白银（人民币100万）的货物乘船去东京拜访亲戚，顺便做点生意，不料他的仆人苗青，见钱眼开心生歹意，与两个船工合谋半途杀死了苗员外，三人换了船在清河县码头停留，准备把货物卖掉之后分账，但苗员外的贴身小厮安童侥幸逃脱，第一时间报案报到了夏局长那边，夺财害命，这放到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性质恶劣的刑事案件啊，所以夏局长也是立即侦派刑警调查，很快就逮到了那两个船工，苗青一看案发了，吓得半死啊，因为他这个死罪的级别在明代相当于是儿子杀父亲，以下犯上，一旦被捕可不只是砍头那么痛快的，是凌迟诶，所以他赶紧暗中打点，拿出一千两赃银（人民币50万）贿赂西门庆，请求一条活路，西门庆一看这顺水人情不做白不做，便和夏局长平分了赃银，只判了两个船工杀人之罪，故意把苗青给放了，安童一看最后是这么个糊里糊涂的判法，震惊之余自然也不会罢休啊，他就又一纸状子递到了东昌府，山东最高人民法院，而中央纪委驻山东特派员曾孝序，是个“极是清廉正气”的人，出来为安童主持公道，上表中央弹劾西门庆和夏局长，要求立即将两人革职查办，并逮捕苗青为苗员外申冤，但是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所谓的正义完全没有被所谓的伸张，蔡总理出面帮西门庆摆平了这个篓子，不但把曾委员革职查办，还把他发配到广西种罗汉果去了 


在《金瓶梅》中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案子，但是结果几乎全部一致，那就是几乎全是冤案，而及具讽刺意味的是，参与案情审判的官员，不管是在这个苗员外案子里的有心伸张正义要为苗员外申冤的东昌府曾委员，还是在前面武松案子里的故意和稀泥出脱武松的东平府陈府尹，书里面都用了同一个形容词：“极是清廉正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案子并排的放到一起来看，你会悲哀地发现在案子审判中，“清廉正气”这我们平时寄予厚望的四个字压根儿起不到任何作用，彻彻底底的沦为了可有可无的龙套，而在案情审判中唯一起到作用的，就是权势，正因为有了权势的庇护，西门庆和夏局长才可以如此的明目张胆，如此的为所欲为 


但这些都还不是《金瓶梅》想要抱怨的，因为在这些阴冷的背后，还隐藏着其他更令我们不寒而栗的地方，把书中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类似于苗员外的冤案先暂时放到一边，我们再来看看和所有这些让西门庆得到好处的冤案形成对立的另一面：越来越多的蔡京集团的类似于宋委员这样的人开始一个一个的如同大串联一样进入西门庆的圈子，与之相伴的是无以复加的一场场穷奢极欲的酒宴，一份份玲琅满目的礼品，一次次声势浩大的迎送排场，周而复始，西门庆需要帮他们打点的应酬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一次迎接押送花石纲的黄司令的酒席的空闲，西门庆无比疲惫的向应伯爵抱怨这些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的无休止的应酬，应伯爵安慰他说： 
“哥啊，虽然烦心，赔了银子，可有这些朝廷大员过来，毕竟也让我们脸上有光啊！” 
应伯爵的话道出了西门庆心中的无奈，常言道“开弓没有回头箭”，在他费劲心思地踏上巴结蔡京的那条路时，他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官商勾结，字面上看上去好像官和商是平等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蔡京可以在翻手之间就轻松决定一个朝廷大员的生死前途时，我们其实就已经明白了，在不受约束的权力面前，任何依附于其上的东西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和西门庆一样的那些千千万万的商人们辛辛苦苦所获得的利润其实从来都不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财产，前途，甚至身家性命其实也都不是他们自己可以掌握的，反而都被牢牢的抓在权力掌控者的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西门庆和苗员外是一样的，本质上他们都是权力这个肆无忌惮的老虎的眼皮下如履薄冰的小白兔，而且西门庆的处境甚至比苗员外更加不妙，因为他离权力的核心更近，一旦有一天西门庆对蔡京失去利用价值之后，他甚至会死得比苗员外更惨，所以西门庆能够得到他现有的这个职权上的好处事实上是非常不稳固的，他已经走上了一条饮鸩止渴的道路，只有义务却没有相应的权利，这也就是那个时代下像西门庆他们这样的资本家的宿命悲剧吧 


好了，在说了这么多有关西门庆生意的事儿之后，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西门庆新上任刑事监察官的那天，这天他就收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案子，那么这是个什么案子呢？我们下回来说。

六十： 

（每十篇插页一次）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上面的这段文字非常非常的有名，给人的第一感觉可以说是振聋发聩，如果你细细品一下的话，会有一种平淡不惊中透出宏大延伸的感觉，宛如《圣经》的开篇，几乎可以和《百年孤独》的那个空前震撼的开头相媲美，她就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关于明朝历史的书籍中最有名的一本，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开头 


黄仁宇拥有传奇的人生经历，早年他是国民党的中级军官，参加过抗日战争，退伍之后前往美国攻读历史，后来就留在了美国做历史学教授，中国的历史学通常都是大而化之的，像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基本可以拿来当小说看，一方面是因为太史公文笔太好了，另一方面嘛，也是因为他经常侃大山侃激动了就扯得漫无边际的，让你看得大呼过瘾的同时又忍不住掐自己一把，“这他妈写得是历史吗？”，比如他最得意的《项羽本纪》那真是写的天花乱坠，哪位导演要是看上了，直接拿去就可以照着拍成贺岁片，编剧费都省了；而西方的历史学却恰恰相反，一板一眼的，相当注重细节和逻辑，像加拿大著名的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他写的关于明朝商业和文化的《纵乐的困惑》，虽然也是写得欢快得像电视剧一样，可是那详实丰富的资料，和步步为营深入浅出的分析，让人如同身临其境于四百年前的明朝，而黄仁宇，正是他的这种独特的经历可以让他身兼东西史家两方之长，写出这本无与伦比的《万历十五年》 


我们现在去医院做常例检查的时候，医生常常会把我们身体的某一个横切面的影像拿出来分析，通过这个横切面就可以看出我们身体到底哪个地方出了毛病，而《万历十五年》就像是一次这种例行的身体检查，对着大明帝国这个病人，在1587年这个时间点上切了一刀下去，而切下去的这一片里面一共包含了六个人物：万历皇帝，内阁首辅申时行，张居正，清官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黄仁宇通过他们的故事和他们故事背后延伸出来的整个大历史脉络让我们看到了明朝，或者说整个中国，失败的根源 


如果我们仔细地把《金瓶梅》中的细节和《万历十五年》做对比，我们会惊奇的发现，《金瓶梅》几乎就是《万历十五年》的一个更加详尽的扩充，两者几乎完美的形成对照，甚至连《金瓶梅》实写的年代（1550年到1600年之间）也和1587年这个点完全一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金瓶梅》可以说是一片完美的大明帝国的人体切片，通过书中的人物，和他们背后所延伸出来的脉络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个帝国在无比繁荣的表面下内部已经无比腐坏的肌理和神经 


正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纵乐的困惑》中指出的一样，欧洲的资本主义终究不可能独立地在明朝以及后继的清朝实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罗马帝国在公元475年的彻底崩溃对整个欧洲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但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欧洲虽然依旧黑暗蒙昧，但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类似罗马那样的大一统帝国使得整个欧洲社会呈现出多元的多样性，各个互相扯皮的欧洲封建领主和他们分封的封臣，以及这些封臣与他们的一级一级往下推行的分封关系使得契约关系开始逐步取代国家权力，各个自给自足的封建村庄并不需要统一的帝国组织却反而更加依赖于采邑制度来保证经济的繁荣，这种自发的采邑保证了村庄自身生产的稳步效率，而分封的最底层，即新兴的封建农奴又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奴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和上一级的分封者的契约关系使得他们的权利得到保证（他们拥有自己土地的地权），他们也拥有宗教的假期和收获期的节日，而作为回报，他们必须耕作分封者的自留地，以及定期服兵役（每年大约40天），在战争期间作为分封者的雇佣兵，这一套系统保证了欧洲农奴有两点基本权力：土地的地权和拥有武器，这两点基本权力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最终使得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雏形，而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毁灭使得教会的势力开始愈发强大，教皇的权威开始与日俱增，所以整个欧洲新兴的多样性社会由以下几点组成：代替皇命的独立教会，代替统一帝国组织的各级封建主，取代罗马奴隶种植园的各级农奴自耕村庄，由采邑制度开始诞生的独特有效的商人阶层 


这种多元社会结构的爆发力和连锁反应很快就开始显现：独立的自耕村庄使得技术革新开始在欧洲兴起，因为新技术可以节省劳动力并提高效率，欧洲各国普遍匮乏的自然资源使得采邑成为必不可缺的环节，大家都需要通过贸易来各取所需，而在各个城市之间自由流通的商人阶层又在大量采邑的同时把各种新技术不断流通推广，同时大量采邑的一个附加结果是欧洲的城市开始成为地方贸易和地方行政的中心，加之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普遍缺乏一个强力的政治中心，各个城市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日益增加，并开始像皇家索取相应的皇家特许权允许商人和工匠组成自己的行会和同盟会以保证自身的利益，这包括统一的产品标准，价格，工作时间等等，商业城市开始逐步成为新的社会力量，市民也不再被封建法律束缚，而城市之间也开始互相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强力统一体，比如1350年，德意志的不来梅，吕贝克等90座城市组成汉莎联盟垄断了波罗的海的贸易，并迫使外国承认了他们的商业特权 


而在罗马帝国毁灭之后，教会开始做大，欧洲各个君主国和教会的关系从最开始的亲密合作到发生冲突撕破脸皮再到最终发生火并的结果则是，欧洲各个君主国的君权虽然最终获胜，但君主和教会双方应此都被严重削弱了，这是因为在和教会的对抗中，欧洲的君主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和新兴的各个城市联盟（也就是他们背后的商人阶层）的合作，这些联盟城市的市民为君主提供财源和管理，他们成为国王的监工，管家甚至皇家货币厂的发行商，从国王的私人事务到整个王国的管理工作，他们渗透到了王国的每一级事务当中，也就是说作为现代社会雏形的代议议会，官僚机构，法院，税收制度等都是从这里打下基础的，而作为回报，君主给予城市联盟的市民高额的保护，免除了大量的苛捐杂税，并精简了各级关卡对货物的关税，这些障碍的清楚使得商人阶层的地位更加一飞冲天，而各个君主国的政体也应此开始悄悄的发生巨变 


在取得王国的实际操纵权之后，欧洲的资产阶级对于资金和资源的调度已经完全成型，整个15世纪作为大航海时代实质上也是他们开始将自己的商业帝国扩张到全世界的时代，这种扩张的信仰基础首先就是基督教的教义内涵，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和对于异教徒的改造热情几乎是狂热到了让人抓狂的地步，从好了一面说，那是要积极拯救全世界堕落的灵魂，但从坏了讲，也是有点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坚定的精神力量支撑着那些开辟航路的伟大航海英雄能够矢志不渝的开天辟地，其次是思维层面的解放，教会势力的节节败退以及各级自治城市的不断发展，使得市民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这也就是“文艺复兴”能够发生的社会学基础，而这种强势的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也特别推崇创造力和果敢力，思维的活跃带来了行动力上的大胆，行动力的大胆又反过来更加刺激了思维的活跃，这两者都是相辅相成的，对于俗世成功的毫不避讳，也就是对于财富赤裸裸的渴求也并不被认为是丢脸反而是值得称赞的个人英雄行为，所有这些都形成了欧洲商人阶层开辟整个世界的思维动力，当欧洲的商人阶层开始控制上到国王的内务下到私人的财务，从一个小小的自治市到贯穿整个世界的海洋的时候，那么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在欧洲成功也就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而这一切在同期的中国都不可能发生，从汉武帝奉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学便开始作为帝国的精神支柱被不断改造，特别是直到朱熹重组儒学之后，这一套具有“非凡理解力和说服力”的新儒学系统的正统地位被推到顶峰，其绝对权威性被最终确立，不容置疑，并被全方位的奉行为官僚系统的正统理论基石，这其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对于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和持续性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这种绝对稳定的代价也是同样明显的，那就是对于独创性和创新性的严重排斥，再加上欧亚大陆东端的暖湿气侯和丰富资源使得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富足而封闭的国家，这种物质上的繁荣再加上和精神上的高度统一使得整个国家非常的稳定但同时也持续僵化和循规守旧并且缺乏自内而外的热情，而中国的贵族阶层始终都是官僚体系在整个国家地方实行统治的具体实施者，他们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于土地的控制，他们拥有不受监督以及不受约束的对土地利率和租金的制定权，这使得雇农自身的权利非常脆弱，及其容易因此失去土地而彻底沦为贵族的私产，所以一个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贵族阶层对于土地大量的兼并，而政府对此无能为力，时常推行的所谓“改革”也只能零星的局部的小范围的重新分配土地，而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因为这会触及到贵族阶层的根本利益，因此始终是治标不治本，所以事实上中国社会一直都是由官僚和贵族共同控制的，整个国家的基本商品生产和分配的实际操控者和代言人都是政府机构，经济的自由发展和商人可以自由不受约束这两个条件在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过，中国商人始终不可能取得同期欧洲同行那样令人羡慕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特权，所以我们看到西门庆所代表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着传统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混合体，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去向统治阶级索要任何权利和提出哪怕任何一点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他们手上那些海量的利润最终也没有变成更大的资本去把这个帝国推向更高的高度，反而是开始不断聚敛到统治阶级手里变成固定的“死钱”，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即使有钱也只能发泄到市井的娱乐当中去，我们看到最终明朝灭亡了，但是这一整套封闭但是非常稳定的体系完好无损的保留到了清朝，换了一个马甲但依然死板地运行着，直到1840年，英国人用暴力才把中国开始重新拖回欧洲的那条资本主义之路，这套系统最终还是只能通过外力才能被打破 社会结构和经济现实的脱节，这也就是《金瓶梅》为我们揭示的明帝国这个病人的病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