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踢好自己的比赛

05 和苏格拉底一起踢球

物质的东西本身无关紧要，但如何处理它们至关重要。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2：5

我们在上一章谈到“依从自然去生活”时提到斯多葛派信徒总喜欢把他们的哲学思想总结得简明扼要。我认为这正是他们的可爱之处，原因如下。

首先，这强有力地表明他们不爱纸上谈兵，热爱付诸实践：他们的格言是为了让斯多葛派学生从中受益——帮他们取得进步。不像现代那些在汽车保险杠上贴贴纸、在T恤上印口号的人，总想表明自己属于某个团体，借此武装自己，打击那些异见人士。斯多葛派的名言常被实践者用作自我提醒、辅助日常冥想，或作为疑惑时的行动指南。换句话说，斯多葛派信徒并不一定要公开宣扬自己的观点（除非你是那种不得不做的人，比如老师）。马可·奥勒留把这一态度发挥到了极致——他的著作《沉思录》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个人的反思，并没有打算公之于众。而在古代，这本书名为Ta Eis Heauton，即《自言书》。

另外，我也很欣赏斯多葛派的格言警句，因为这些短小精悍的句子从表面上看往往自相矛盾，正着说反着说都行。一方面，这些格言警句长久以来给斯多葛派惹来了不少麻烦，因为斯多葛派学者必须不断向误解这些句子的人们解释他们学说的真正含义；另一方面，这也是一次教学机会：当被问到这些句子里“自相矛盾”的地方时，斯多葛派学者可以通过这次绝佳的机会将自身从保险杠小广告的水平至少提升到电梯演讲的水平，不论是面对面交谈还是借助社交媒体，这种方式似乎是现代人谈话所能做到的极致了。其中，“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还有“不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这句短语看上去最为矛盾，因为“无关紧要之物”几乎指的就是除去优秀品质（或者说美德）之外的一切事物。我们最好把斯多葛派信徒口中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搞清楚。

一如往常，我一边和爱比克泰德散步，一边向他讨教这个问题。这次我们在罗马卡萨尔帕洛克地区散步，碰巧看到了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我这位朋友向来十分谦逊，所以这让他大吃一惊。）像往常一样，爱比克泰德讲到了苏格拉底，斯多葛派学说深受他的影响。他说：“（苏格拉底）就像一个正在打球类比赛的人。那么他打的是什么球？生活、监禁、流放、饮毒、妻离子散。这些便是他手中的球，但他仍然可以做到打球和弃球相平衡。因此，可以说我们应使出浑身解数投入到比赛当中，并时刻保持谨慎，但要把球本身看作无关紧要的东西。”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比喻，显然，这是把我们的生活比作一场球赛。我不确定爱比克泰德指的是哪种球，就当是希腊-罗马式足球吧。上述类比的要点在于：在整场比赛中，尽管足球是比赛的核心，也是大家注目的焦点，但是它其实无关紧要——这个球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形状、质地、大小等，但它本身毫无价值。球仅仅是完成比赛的手段，无足轻重；球员怎么踢球才决定了这场比赛是否精彩、谁输谁赢等等。诚然，优秀的球员并不会太在意如何运球、传球或传球给谁这类问题。顶级球星是那些能展现出创造力（fantasia）的球员，他们能想象自己在赛场上该做些什么，也能找到新办法扭转局面，用马可·奥勒留的话来说就是“化障碍为通途” 。此外，一名运动员是否受人尊敬，并不取决于他是否赢得了比赛，而在于他是否不计输赢、拼尽全力，毕竟，比赛结果也不在他的掌控之中。

苏格拉底也一样：命运将某些材料递给了他，包括他出生的时间和地点、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制度和政局等等。他运用这些材料努力追求好的生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参军作战完成任务，此外还给同胞们教授哲学。当莫勒图斯在阿尼图斯和吕孔暗中支持之下指控苏格拉底“不虔敬”（也就是不敬城邦认可的神），他站在自己同胞们面前为自己辩论——尽管对他的指控明显是由于控告他的人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感情上都对他积怨已深。

在苏格拉底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后，他原本有机会在朋友的帮助下轻易逃脱，因为他的朋友们很乐意为他贿赂狱卒（这一做法至今也很普遍）。但苏格拉底却将慷慨赴死视作对雅典尽责，因为这座城市给了他生命并哺育了他一生。柏拉图在《克力同》一书中写道，在面对忧心不已的朋友时，苏格拉底说他有道德义务去接受法律判决，即使法律被滥用也在所不辞。因为我们不能因为法律规则恰巧于我们不利便去更改它。所以他愿意就此饮下毒酒，永远离开自己的朋友、学生、妻子、孩子，只为保护他认为重要的事——正直。而其他的都“无关紧要”，这并不是说苏格拉底不在乎他的朋友和家人（或者，在这件事上还有生命），而是从更深层意义上说，他不愿为了拯救自己的皮囊而损害自身的美德，即使会让自己所爱的人遭受苦难也在所不惜。正如爱比克泰德在谈话中告诉我的：“我怎么会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呢？我要做的就是凭借勤奋和技巧，对现有的东西加以运用……你应该把握自己拥有的东西，并做到物尽其用。”

此外，美国的告密者爱德华·斯诺登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现代的例子。众所周知，斯诺登曾供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承包商。2013年，他泄露了一系列机密文件，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公开使用的一套牵涉广泛、疑似非法的监视系统，由此引发了一场极有必要的争论：在开放的社会中，监视和民主价值观该如何平衡。可以预见的是，提到斯诺登往往会引发两极分化的反应，就像在苏格拉底时代提及苏格拉底一样：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个英雄；而对其他人来说，他则是叛徒。事实上他很可能被认为两者都是。先不论斯诺登的所作所为在道德上正确与否——这就类似于思考苏格拉底的教学和政治行为正确与否一样——我们理所当然会对斯诺登的行为是否道德怀有疑问，因为他在国外 （许多地方，比如俄罗斯）寻求庇护， 而不是直面美国政府以违反1917年颁布的《反间谍法案》对他提起的两项指控。老实说，我不知道答案。苏格拉底决定留下来，而斯诺登决定不回国， 但即使你认为斯诺登本应该直面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无论正确与否），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很少有人能高尚如苏格拉底——这就是为什么斯多葛派将苏格拉底作为他们的榜样。

幸好，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用面对苏格拉底和斯诺登陷入的道德困境。然而我们也有很多机会来决定怎样接好生活向我们扔过来的球，踢好自己的那场比赛。我来举几个例子。和爱比克泰德谈话后不久，我碰巧需要一些现金开销，我来到位于纽约住处拐角的当地支行，用自动取款机取了钱。然后我在路上就怔住了。你看，如果你与斯多葛派为伍，你很快会发现一切事物都有一个伦理的维度。在当时情况下，我突然想起我这张银行卡的开户行有不少臭名昭著的暗箱操作（比如去向不明的投资、未公开的金融工具等），都会波及自己的员工甚至整个社会。这意味着我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每次我需要钱的时候，就能方便地从账户里取钱——正和我的所作所为相抵触，因为我其实恰恰间接支持了我本来原则上反对的东西，啧。

经过反思，我走进那家支行注销了账户，并对一脸困惑的客服代表解释：我这样做，并非不满意他们的服务（其实服务十分到位），而是在如何用钱这一点上，我和银行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用的毕竟是我的钱。之后我换了一家银行，做了些调查，尽管他们的投资行为在伦理上也不能说毫无瑕疵，但肯定比我刚舍弃的那家要好。我把理财业务交给他们做，感觉好多了。

与之类似，我在意大利长大，从小什么都吃，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根本不理解何谓“素食主义”。到现在我都不太吃素，但我逐渐开始关注食物的来源和生产食物给动物带来的灾难，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消耗了多少劳动力。这个问题很复杂，没有简单的解决之道，并在可取和不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之间造成了很多冲突。例如，和标准的素食主义论点正相反，假如你吃素，将有无数的动物受苦甚至死亡，因为大规模种植人类食用的农作物会大大改变地球的环境，剥夺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如果你认为吃本地食品和有机食品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只需查阅一点相关文献或粗粗估算一下，眼前的结果就会让你大跌眼镜。即使是以身作则的新闻工作者，如写出畅销书《杂食者的两难》的迈克尔·波伦也赞同：仅仅靠那些绿色食品专营店里随手可得的食品，是养活不了几十亿人口的。但反过来说，认为我们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而对因此造成的苦难和生态破坏置之不理，也太过于不近人情。

可能正因为陷入了这种两难，不少斯多葛派信徒才选择了素食。以塞涅卡为例，他写道：“我受到（素食主义）思想的感染，开始戒掉动物食品；一年下来，保持这种习惯便很轻松且令人愉悦了。我觉得自己的思维更加活跃了。”塞涅卡最终放弃了素食主义，因为他不想与某个政治派别有关系——这个派别也提倡吃素。塞涅卡是个投机分子，还是在道德上软弱屈服了？应该不是。我们不知个中详情，但他可能经过了深思熟虑，觉得跟那个特定的政治派别划清界限比吃素更有利于世界（对他而言是更有利于罗马社会）。吃素本身不能说明你品德高尚，但如果没有其他更重要的考量，它不失为一件好事。一个智者，应当在复杂的形势下找到方向，而不是眼见善恶难断就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