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邓颖超为了工作打掉孩子，周总理大怒：怎么不和我商量？

很少有人知道，在战争年代，周恩来和邓颖超曾经受了两次失子之痛，而邓颖超也因此落下病根，无法再生育，这不得不说是个遗憾。但周恩来夫妇并不因此减弱了作为父母的那份情怀，他们把自己无私而又温暖的爱，奉献给了无数和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革命后代。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正式在广州结婚。不久以后，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带领部队出发进行第二次东征，邓颖超则留在广州，和蔡畅一起协助何香凝开展广东妇女运动。

没过多久，邓颖超就经常感到恶心呕吐，浑身酸软无力，她悄悄到医院检查，这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怀孕后的邓颖超妊娠反应很重，她吃不下、睡不好，身体很快消瘦了不少。

当时广东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邓颖超身上的工作任务很重，她不禁心想：这个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我现在哪有时间、精力顾得上生孩子、带孩子呢？

此时周恩来已经东征走了，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也远在天津。邓颖超思前想后，做了一个后悔一生的决定：瞒着周恩来把孩子打掉。

于是邓颖超跑到广州街头，买来打胎药吃下。药性发作以后，邓颖超痛得满头大汗、满地打滚，并且还血流不止，孩子就这样被她打掉了，但她的身体也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不久以后，杨振德来到了广州，她得知邓颖超打胎的事情后，狠狠地把女儿责备了一顿。

11月20日，邓颖超作为广东省党部任命的潮梅特派员，来到汕头见到了周恩来，她对周恩来说：“我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你想不想听？”

周恩来怀着极大的兴趣，催促邓颖超快点讲，但当他得知邓颖超自作主张打掉了孩子后，不禁大怒，他责备邓颖超说：

小超，你怎么会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不是你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便扼杀，而且随便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行动！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任意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

邓颖超只好马上承认错误：“我知道错了，以后一定改正。”周恩来这才消了气。

1926年，邓颖超再次怀孕了，这次她十分注意，母亲扬振德也在广州照顾她。这年冬天，中央调周恩来到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而邓颖超因为怀孕，只得暂时留在广州待产。

1927年４月初，邓颖超预产期到了，她住进了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西关保生医院里待产。但邓颖超在生产时，因为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三天三夜都生不出来，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宫产手术，医院的王德馨医生告诉邓颖超：“如果再拖下去，大人和孩子都很难保住了！必须当机立断，保住大人！”

邓颖超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她这次不想再让周恩来失望了，她流着泪不肯答应。此时杨振德也劝女儿说：“小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还年轻，将来还会有孩子的。”

邓颖超只得含泪同意，随后王德馨用产钳夹住婴儿，将她从母体里拖了出来。孩子是个男孩，体重10磅，但可惜的是，因助产时医生用力过大，孩子的头颅受到了严重损伤，不久后就夭折了。

35年后，当邓颖超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悲痛地对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你这个哥哥如果还活着，比你整整大10岁啊！”

正所谓“祸不单行”，孩子刚刚夭折不久，蒋介石又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突然间，大量的共产党人被逮捕、被屠杀，各大城市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在上海工作的周恩来不得不转入地下，邓颖超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

正当邓颖超在病床上度日如年时，4月15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也开始大规模地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有一天，一位戴着耳环、涂着口红打扮的贵妇人走进了邓颖超的病房，邓颖超起初还以为对方走错了房间，但她仔细一看，才认出对方是和她同在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的共产党员陈铁军。陈铁军告诉邓颖超，国民党右派已经叛变革命，正在到处搜捕中共党员，组织上通知她立刻离开广州。

与此同时，杨振德也收到了周恩来从上海发来的秘密电报，周恩来要求邓颖超马上转移到上海，到了上海后，以母亲杨振德的名义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找他。

从广州直接到上海显然是不现实的，邓颖超决定先到香港，然后乘船去上海。而医院会定期派人乘坐德国领事馆的船去香港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邓颖超决定向王德馨医生求助。

此前邓颖超的孩子不幸夭折，王德馨感到十分内疚，但邓颖超不仅没有责备她，反而安慰她说：“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此邓颖超得到了所有医护人员的同情和尊重，大家都愿意帮她脱身。

王德馨很快就联系到了船，她决定到时候让邓颖超化装成护士、杨振德化装成工人乘船离开。在等待出发的这几天，为提防军警搜捕，王德馨把邓颖超和杨振德藏在医院的一间小屋里，一日三餐都由护士送过来。

果然当邓颖超母女刚离开病房，军警就来到医院，王德馨镇定地对他们说：“是有位姓邓的产妇，但孩子死了，人已经出院了！”

对方却坚持要搜查，此时院长走过来厉声喝道：“这里是德国教会办的医院，决不允许中国军队搜查！”军警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不久以后，邓颖超和杨振德乘船离开了广州，她们历经辗转，于5月1日到了上海。住下来以后，杨振德马上去《申报》发布了一则寻人启事：

伍豪（周恩来的代号）鉴：

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XX旅馆来。

岳母振德

周恩来看到寻人启事后，马上来到旅馆把邓颖超接走，并把她送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养病。医生经过诊断后告诉周恩来：由于邓颖超产后过于劳累，加上精神紧张，她的子宫未能正常收缩，将导致今后不育。

周恩来听后，坦然地安慰邓颖超说：“没孩子就没孩子吧！”就这么简单而又深情的一句话，给了邓颖超极大的安慰。

周恩来的胞弟周同宇有6个子女，周同宇知道周恩来夫妇喜欢孩子，建国初期，他曾主动对周恩来说：“你们没有孩子，我的孩子多，你们挑吧，喜欢哪个，就给你们哪个。”但周恩来还是谢绝了弟弟的好意。

后来周恩来的表姐龚志如也曾对他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

周恩来却反驳说：“谁说没有？我们有10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

周恩来所说的“10个”或许只是一个泛指，可以不必去深究和考证，但他和邓颖超确实把自己的爱分给了许多革命后代，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受到周恩来夫妇照顾的有蔡和森的儿子蔡博、钱壮飞的孩子钱江、钱一平、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其中孙维世更是被周恩来夫妇收为干女儿，在他们的教育下成长成才。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炳文早年参加过同盟会，1922年，孙炳文和朱德一起去欧洲寻求革命真理，他们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孙炳文不幸被捕牺牲，当时孙维世才6岁，母亲任锐只好带着她东躲西逃，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周恩来来到武汉，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了孙维世。

周恩来见到孙维世后，想起了老朋友孙炳文，忍不住泪流满面，他对孙维世说：“孩子，你受苦了！”

此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写信给任锐说：“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周恩来还把任锐也接到了武汉，不久以后将他们母女一起送到了延安。

当时孙维世已经长得亭亭玉立，而且聪慧过人，周恩来夫妇都非常喜欢她，认她当了干女儿。孙维世也直接叫周恩来“爸爸”，叫邓颖超“妈妈”。

孙维世来到延安后，先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由于她表现突出，在1938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孙维世又前往苏联学习，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学习。建国后，孙维世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等职，罗瑞卿曾称赞她说：“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周恩来和邓颖超虽然没有子女，但他们的大爱情怀，让他们拥有了无数热爱他们的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