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周总理对侄女说：你能不能学王昭君，嫁一个蒙古小伙啊？

周恩来没有后嗣，但对于自己的侄儿侄女，却视如己出，言传身教，留下了不尽的人间佳话，他的侄女周秉建就是其中一个。

1952年10月，周秉建出生在北京，她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最小的一个孩子。尽管是总理的侄女，但周秉建小时候和普通人的孩子一样，春天的时候，她会与邻居家的孩子一起种向日葵、蓖麻；夏天就跟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跳房子；冬天要跟着大人去副食店排队买过冬吃的大白菜和土豆。

等到周秉建上学后，父母就提醒她，不可以对外透露她和伯父的亲属关系。周秉建在学校时也一直很低调，考中学时，她没有报名牌学校，而是报考了以勤劳朴素著称的北京33中。

1968年，周秉建中学毕业，她被当时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深深地迷住了，于是就瞒着家里悄悄写了申请书，要求到“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一番。

几个月之后，周秉建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她被安排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当天周秉建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非常高兴地说：“秉建，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草原去，希望你沿着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下去，和蒙古族人民一起建设好边疆！”

周恩来还叮嘱侄女：“你去的是少数民族地区，要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你在家不吃牛羊肉，到牧区要锻炼吃，首先要过好生活关，这很重要。”

一旁的伯母邓颖超也鼓励周秉建说：“不但要有革命的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希望你努力做好。”

当时晚上，周恩来留周秉建在西花厅吃饭，周恩来为自己定下的伙食标准是两菜一汤，但这顿饭他专门加了一盘苦瓜。邓颖超笑着告诉周秉建：“你伯伯要用苦瓜菜为你送行！”

周秉建马上明白了伯父的意思，这是让自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

不久以后，周秉建来到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一个牧业大队插队，当她住进蒙古包后，要吃的苦就一下子围住了她：牧民们一天只吃一顿面条，另外两顿要喝奶茶。这种生活习惯让她尝到了饥饿的滋味。

而且当地牧民都说蒙语，语言不通也给周秉建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不便。有一次周秉建去公社买粮食和日用品，赶着牛车回来晚了，遇到风雪迷了路。牧民们急了，20多人打着手电连夜在风雪中找到了她，此时她的脸已经冻得脱了一层皮。

但周秉建的个性很要强，她凭着年轻人的朝气和干劲，硬是把骑马、放羊、挤奶、接羔等技能全部学会了，她还学会了说蒙语。后来当她穿上牧民的服装，别人都认不出她是个汉人，更不知道她是周总理的侄女。

在草原的生活习惯以后，周秉建给在北京的伯父伯母寄去一张自己在草原上骑马的照片，周恩来看到照片以后，高兴地说：“我们的秉建已经成了一个草原上的姑娘！”

两年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970年年底，北京军区到内蒙古牧区征兵，周秉建通过自己插队时的良好表现，成功应征入伍，并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后，怀疑周秉建是通过自己的关系回来的，于是马上让自己的秘书了解情况，最后发现并没有什么人打过招呼，手续完全正当。但即便是这样，周恩来仍然希望侄女回到牧区。

1971年元旦，周秉建穿着草绿色的新军装，高兴地来西花厅看望周恩来，周恩来见到她后却说：“你能不能脱掉这身军装，再回到内蒙古草原继续当牧民？”

周秉建听到周恩来的话后，一脸茫然，周恩来又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这么多人里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儿也不能。”

周秉建从小就梦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此时她的心里虽然想不通，甚至有些委屈，但她相信伯父让自己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道理，于是只好答应了。

但部队并不想让周秉建退伍，所以一直没有给她办手续。后来周恩来工作忙，就暂时忘了这件事，等他想起来时，已经过去了4个月，他非常生气地给军区领导人打电话说：“你们再不把她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

周秉建回草原前，周恩来问她：“我的秉建同志，你想通了吗？”

一旁的邓颖超对她说：“秉建，听见了吗？你伯伯叫你同志了！”

周秉建忍住泪水，点点头说：“想通了！”

周秉建回到大草原后，下定决心就在这里扎根，当一辈子牧民，她更加努力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她最“鼎盛”时一次喝过一斤白酒，后来牧民们都没有把她当成知青看，而是当作他们中的一员了。

1972年春节，周秉建回到北京探望周恩来，在吃晚饭时，周恩来问她：“秉建，你今年多大了？”

周秉建回答：“19岁了。”

周恩来说：“古代有个叫王昭君的远嫁匈奴的女子，过去的匈奴逐步形成了后来的蒙古族。你能不能学王昭君，嫁一个蒙古小伙呢，蒙古族小伙子是很不错的！”

周恩来希望周秉建能在内蒙古安家立业，为汉蒙和睦再传一个佳话。周秉建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她自己经过在草原多年的生活，也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于是欣然同意说：“可以啊！”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在内蒙古的周秉建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悲痛欲绝，她想马上赶回北京奔丧。但当天晚上她就收到了一条从北京发来的电报：

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回京。

周秉建知道，不能因为私事影响正常工作和学习，是伯父伯母一贯的要求，这一次也不例外。但她还是和领导进行了沟通，终于在1月10日晚上赶回了北京，并参加了周恩来所有的悼念活动。

后来邓颖超告诉周秉建，可以留一些伯父的遗物做纪念时，她选了周恩来一件穿了20多年的老中山装和几支用过的红蓝铅笔。

也是在这一年，周秉建考上了内蒙古大学，学习蒙古语言文学专业，这使她原来就不错的口语更是如虎添翼。1977年，由于周秉建的政治表现和成绩都十分出色，她在这年春天有幸成为了访问朝鲜友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在开往朝鲜的列车上，她认识了另一位代表拉苏荣。

拉苏荣比周秉建大5岁，是著名的蒙古族青年歌唱家，周秉建在见到他之前，已经听了七八年他的歌，对他印象非常好。访问期间，周秉建发现拉苏荣的性格很豪爽，经常帮助贫困的牧民，对他的爱慕之心油然而生。

拉苏荣在与周秉建的接触中，发现她不仅美丽大方，而且珍重少数民族文化，他也对周秉建产生了好感。

但拉苏荣此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而且他每个月只有32元的工资，却要养活母亲、两个妹妹、与前妻的一个8岁的儿子。对方又是周总理的侄女，这让他有些犹豫了。

但周秉建还是经常去拉苏荣家里，并主动帮他的老母亲干家务活，拉苏荣的母亲也很喜欢她，每次都会给她做吃的喝的。有一次拉苏荣在外参加演出时，儿子不慎跌伤了手，周秉建就把他送进医院治疗并亲自照顾，直到他伤愈出院。

就这么过了一年多，拉苏荣还是没有表态，周秉建只好问他：“你为什么还不成家？”

拉苏荣回答说：“我这个条件，谁敢嫁给我？”

周秉建却说：“不一定，若是我就会考虑的。”

拉苏荣当然明白周秉建的意思，他想了好久，终于说：“秉建，你是一个好姑娘，你有你的伟大理想，我不能耽误你的前程！”

周秉建却说：“只要我们相爱，任何困难我都不怕！”

拉苏荣沉默良久，最终他决定接受周秉建的感情，不再放手。

但周秉建和拉苏荣的相恋却在草原上引起了一场风波，有人甚至写匿名信给邓颖超，说拉苏荣这个搞文艺的人不可靠，而且家里太穷，周秉建如果嫁给他，只会过苦日子。

但不管别人怎么说，周秉建的态度却依然坚定，她对身边的朋友说：“拉苏荣心地善良，还有那样强的事业心，不就是穷吗？穷艺术家也应该享受爱情啊！他把自己的心交给了我，我对他也是如此，这就是我们的基础。”

1978年，周秉建利用到北京参加“共青团十大”的机会，亲自把拉苏荣的情况告诉了邓颖超，邓颖超十分支持她的决定，并鼓励她说：“年轻人谈恋爱，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种感情，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干涉。你们看准了以后自己决定。你已不是十八九岁的小姑娘了，你看准的人，伯母也相信。”

1979年的国庆节，周秉建和拉苏荣来到了北京，在周秉建的父母家里举行了婚礼。第二天，邓颖超又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鼓励他们说：“只有事业上的甜蜜，才有爱情上的甜蜜。要记住民族团结，要记住伯伯生前的教导，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周秉建夫妇离开北京前，邓颖超把周恩来生前用过的一台照相机送给他们作为纪念，这是周恩来当年参加万隆会议时，一位日本友人送给他的。

周秉建夫妇回到草原后，有人问拉苏荣：“邓妈妈送给你什么礼物了？”

拉苏荣高兴地回答：“邓妈妈送给了我非常贵重的‘礼物’，她把女儿人我了！”

婚后周秉建每天除了工作，还要忙着买菜、洗衣、做饭、服侍病中的婆婆。拉苏荣经常外出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她就把家务全包了。后来她和拉苏荣生育了一个孩子，但她依然善待拉苏荣前妻留下的孩子，孩子也喜欢这位“新妈妈”。

1980年，自治区组织部本来准备任命周秉建为区团委副书记，但她婉言谢绝了，而是去了清贫的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在蒙古文学研究所，周秉建一面刻苦钻研本职业务，一面主动承担机关的行政后勤工作，为别的同志创造研究条件。她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民族团结模范，还当选为自治区人大代表、团中央委员。

由于工作突出，周秉建被提拔为锡林浩特市副市长，她在任职期间，整天往下乡和基层跑，踏踏实实地为牧民做事，不断锻炼充实提高自己。

1994年，由于周秉建的母亲身体不太好，她才从内蒙古调回了北京，由中央组织部安排在国家财政部工作，拉苏荣也调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工作。

尽管周秉建夫妇离开了大草原，但他们在家里还是保持着蒙古族的习俗，见面时不是握手而是拥抱。在他们北京的家里，就像当年住蒙古包一样，经常有内蒙古来的老朋友，一起吃羊肉和喝奶茶。

1998年，中央对国家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周秉建的工作又一次面临选择，她不仅协助领导进行职工分流，而且主动放弃了公务员的职位，去了事业单位——财政部下属的培训中心工作。

2007年，周秉建正式从工作岗位上离休。从2009年起，她连续担任了第十一届和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她积极关注民生领域的问题，每年都会提交关于绕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医疗卫生和涉及内蒙古地区发展的提案。

每次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周秉建一定会先到台湾厅留个影，因为周恩来去世后追悼会的前夜，邓颖超曾把他的骨灰放在台湾厅。所以在台湾厅合影成了周秉建纪念伯父的一种独特方式。

如今已经有了孙辈的周秉建依旧朴素、和蔼，平静地生活在北京唯一的一套住房中。她曾说：“我不是什么女强人，但我可以无愧地说，我是一个女贤人。因为在事业上，我与拉苏荣都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同时，我们共同拥有一个温馨的家。有一个温馨的家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