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卷第4章《城市的变化》之一

二卷第4章《城市的变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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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国到汉朝,都城的概念逐渐由一个拥有宗庙的城市,演变为一个坐拥宫殿与城楼的城市,而且,都城还得是个符合《周礼》观念的祭典中心,并且要与儒家教义中的建筑形态相吻合。这反映出了国家在概念上的转变:从一个古老的、基于祖先崇拜和贵族统治的神权国家,变为一个以君权为中心的、划分疆域的国家,再变成一个以经典文献为基础的、面向世界的帝国。

现在,到了南北朝时期,城市生活继续发生转变。首先,中国的分裂以及人口向南方的迁移,创造了遍布各地的都会,这些城市因各地地理风貌和文化氛围不同而相互区分开来,比如南方的城市就和北方城市截然不同。其次,新的文学与文化形式的出现,决定了精英在城市中需要开辟新的空间来从事这些活动。有一点在南方尤为显著,就是出现了半公开的园林,还有地处乡间的庄园。第三,制度化的宗教兴起了,特别是佛教,它导入了新式的建筑与城市规划,而寺庙也成为城市里一种新的公共空间。

地方城市与风俗

汉代关于城市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在朝堂上吟诵的 赞美都城的抒情诗赋。到了汉末,有少量的诗歌开始了新的探索,它们将城市当作获得个人体验的场所。与汉赋的宏大不同,这些诗歌的视角是碎片化的——这里一个家庭,那里一处街景,有些甚至是从普通人和穷人的角度来描绘城市。

乐府诗《白头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平生共城中,何尝斗酒会。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

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郭东亦有樵,郭西亦有樵。

两樵相推与,无亲为谁骄。

诗人巧妙地运用城市生活的元素,来诉说一位女性的绝望。酒宴标志的通常是离别,而这里别离的不是旅人,而是一个被抛弃的女人。这个女人沿着环绕宫墙的御沟行走着,想自杀,却也犹豫徘徊。城墙标志着有序世界的边界,走出城门,通常面对的是绝望与死亡。眼前看到的那些拾柴者是最贫困的人,但他们还有亲人陪伴,也比被抛弃的女人更幸福。

东汉晚期的《古诗十九首》中,主题多伤怀于别离以及人生的短暂,即“人生无常的悲痛”。其中第二首诗以一个女人回忆自己的酒馆歌伎jì生涯为结尾,而这个角色通常等同于城市欢场中的妓女。 女人的哀歌也出现在第五首诗里,歌声从与云同高、有着雅致窗栏的高台上飘下——这是中国城市中的一种典型建筑。第十二首诗则开篇即描述“东城高且长”,在几句描述时间与季节流转的对句之后,诗中继续写道: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

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

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踯躅。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在这些诗歌中,人生的哀思带有显著的城市特色,如第三首诗这样写道: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这些文人的抒情诗,通过对失意女性或无法获得权力这一事实的描写,将城市描绘成一个悲伤的世界,并激起敏感读者心中的悲伤与无助。

城市不再是理想化、仪式化的都会,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抒情诗中,同样也存在于左思的《三都赋》中。《三都赋》作于公元280年至300年间,时值西晋短暂统一。左思在描写“三都”时,虽然继承了汉赋的形制,却引入了关于都城或城市性质的新观念。他忽略了自己所处时代的都城洛阳,也不再描写帝国之都是如何发展与完善礼仪的。他写的魏蜀吴三国的旧都,通过描写四川、江南及黄河冲积平原的地貌和风土人情,营造了地方文化的生动形象,而不是像汉赋那样只专注于描绘帝国都城。

左思坚持诗歌的新理念:认为诗歌应该描述诗人的实际所见和体验。他预想中的听众是那些生活在清谈世界中以诗会友、对地域风土人情有依附感的士大夫精英们,而非高高在上的统治者。

左思认为汉赋衰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对现实的忽略,沉迷于艰深的语言和戏剧性效果,因此缺乏实质和真实感。他认为:“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

左思的赋详尽地描述了那些带有地方民俗特色的城市,赞美地方的历史、自然和风俗,并精准地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

到公元5世纪,南北之间的分裂进一步加深,许多逸事和演说深入探讨了是什么将北方文化的核心地,即现在野蛮人所占领的区域,与南方的荒芜之地,即现在正统中国政权的避难所,相互区分开来。

其中南北城市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这一点在颜之推的叙述中有所体现。颜之推特别关注邺城妇女的行为。这个地方小镇临近现代河南省的安阳市,在曹操的统治下一度繁荣发展,并成为曹魏的都城。此后,它又成为几个晋代亲王统治的都城,也是石勒建立后赵的都城,530年左右,北魏覆灭,邺城又成为此后建立的东魏和北齐的都城。 当颜之推流亡至邺城并成为北齐的一位朝臣时,邺城已经是北方两大都城之一。

在颜之推的叙述中,邺城的公共领域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有大量的妇女参与其中。与之相反,南方的妇女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甚至无法参与半公开的社交活动。颜之推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归结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不同。北魏及之后北方诸朝的精英都来自草原,那里男女之间相对平等。《北史》中有一则故事,讲述了邺城妇女的时尚潮流影响了这个城市的命运。在这个故事中,北齐的宫廷贵妇中兴起了一种新的发型,并很快在全国流行开来,而这个发型实际上预示了王朝即将面临覆灭。

这一时期,由于几个都城轮流被不同的势力占据、焚毁与重建,我们很难从洛阳、建康和长安的考古发掘中有所收获,但3至6世纪的邺城被相对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邺城的形制呈一个矩形,被一条东西走向的主路一分为二。主路以北包括宫殿群、贵族居住区和一座皇家园林,以南则是呈网格状的居民区。城市北部的主宫殿群坐落在南北中心轴上,从正南门有一条主干道直通至此。靠东的第二个建筑群包括主要的政府衙门、王府和高官宅邸。偏西北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皇家园林——铜雀台,其中间有一座军火库和其他一些设施。

之后,隋唐两代的都城便以此蓝图为范式进行规划,同样,朝鲜半岛上国家的早期都城、地处远东的渤海国以及日本的奈良也都依此形制 进行都城建设。

城市景观、别墅和园林

在南方的都城建康,半公共领域的兴起成为展现文化活动的背景,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城市园林与乡村庄园。这些自然景观的人造复制品,将山林景观移入城市,反过来,也将文明的范畴延展到山峦之间。由于这些空间为世家大族所拥有,因此园林和庄园成为都会中社会地位的象征,就像在汉代社会中,塔楼、院墙与宅邸等能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阶级一样。重要的是,诗赋就是在这些场所被创作出来并进行交流的。随着诗歌与清谈逐渐成为精英的标志,园林与庄园也从地理空间上给权力下了新的定义。

南方园林与别墅的出现,标志着北方移民开始面对和研究长江流域不同的植被及地形。这里降水充足,地貌多山,与北方平原有着极大的不同。北方平原上的森林已几乎砍伐殆尽,而许多南方的山林尚未被开发。逃难者们一路向南,黄河流域散布的温带森林——让位于长江河谷一带的 亚热带阔叶常绿植被。这些被植被覆盖的群山——一个充满各种动物与精灵的异世界——为别墅和园林提供了模型。它们取代了北方常见的狩猎场和帝都,成为中国文化地貌新的重心。

自先汉时期以来,山岳被看作对世俗世界的否定,既是野蛮的,也是神性自由的领域。南方的隐士中,最能在文化上同时体现这两个特点的当属一位叫郭文的人,他穿着从动物尸体上剥下来的兽皮,还驯服了一只老虎做为自己的同伴,他只吃自己耕作的庄稼或从树林中采摘的野果。避开文明与人类,达到神性自由的境界,郭文正好满足了这些条件。他生前就被赞颂,之后也成为道教尊崇的先贤。

尽管如此,郭文还是接受了当朝宰相王导的邀请,入住王氏在建康新建的西园中。这儿的果木、怪石、鸟兽麋鹿都人为地再现了郭文在山野中的居所。这是最早在都城建成的大园林之一。郭文在前来围观他的朝士们面前旁若无人。在都城居住的七年里,他仍然是个隐士,从未离开过西园。他最后尝试逃归山野,却被抓了回来,他下定决心要速死,并准确预测了自己的具体死期。

一种不那么激进的归隐方式是居住在山区,却住在舒适的宅邸里。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就是这么做的。谢灵运在山中的归隐成为他《山居赋》的主题。但是他在序言中就讲得很清楚,人类在自然中有好几种栖居的方式:“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旁。”谢灵运所说的第一种类型与郭文那种归隐的方式相对应;第二种类型指的是谢灵运自己这种山居归隐;第三种是归隐至乡野庄园;第四种则是退居至城中园林。

在历数了环绕他居所的山川河流后,谢灵运描述了他的宅院,包括一座花园、一处果园和一片竹林。他阐释了自己如何将宅院与周围群山融为一体,他的手下如何充分利用山中资源。尽管他坚持从世俗社会中隐退,但他也讨论了如何将居所变成一个聚会场所。除了诗歌活动之外,一些佛教僧侣和道教炼丹术士也来这里进行学习与著述。

最初,南方世家大族的别墅大多建在建康城东南方的太湖一带。后来,与晋朝廷一起南迁的北方移民,则将他们的别墅建在会稽郡以东。这些乡间别墅不仅为文学活动提供场所,同时也成为诗歌与山水风景画的主题,这一点在顾恺之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关乡间别墅最早的文化作品出自东汉末年,最著名的就是仲长统笔下所描绘的理想化庄园。他描绘的宅院被群山及水流所环绕,有果园、竹林、花园以及打谷场,谢灵运引用其文,称之为山居的经典范式。到3世纪的时候,大庄园已经成为精英开展文学与社会活动的固定场所了。

对乡间别墅最为清晰的描述是一系列诗歌的序言,其中一篇序言描写了石崇建在州郡数里以外的庄园。在为返京友人举行的送别会上,石崇大办筵席,还组织了音乐表演和赋诗赛。这些诗歌得以结集成册,其序言描述了庄园和它的社会功用:

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 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

这篇序及诗歌集为后来著名的《兰亭集》提供了新的创作模式,《兰亭集》作于公元353年,并因王羲之的书法而不朽。

除了在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外,乡野中的庄园也帮助塑造一个人的政治生涯。胸怀壮志的文人经常要谢绝官职或干脆辞官,从而建立自己作为文人的声望,或者获得更高的社会声誉。这一点可以从《世说新语》中的英雄谢安身上看出来。谢安年轻时拒绝了所有的辟pì举jǔ,隐居在家族建于会稽山脚下的庄园中。他擅长清谈、作诗及书法,与王羲之、支遁等人结伴出游,形成了一个控制朝堂和会稽社交圈子的小集团。他同时也教育家族内有天赋的青年,并且访游本地的寺院。只有当他弟弟死了以后,他才应朝廷的邀请出仕,并在383年击败苻坚的侵略军,成为南朝无人可与之相比的权贵。这一时期出现很多这样以隐闻达、而后入仕为官的举动,导致许多人对虚伪的隐居者展开猛烈抨击。

王导著名的西园只是京城建康附近的诸多园林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一座是位于建康城东北角的华林苑。从三国时代开始,这里就是皇家园林。数量众多的园林建在东田区,包括沈约和韦黯的园林。《徐勉传》一文中讲述了徐勉如何用他人生中的二十年时间来修缮他的园林。建康城西北角鸡笼山的西坡上,萧子良创办了很有名气的诗社和政治团体。这里有一个精致的园林,据说里面的人造假山甚至超过了这一地区的天然山岳。这些园林与华林苑一起,用人造山景环绕着皇宫的两侧。

园林在南方文人的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谢灵运、沈约、庾信的诗歌中遵循“园林评价”的美学和世界观标准,对园林多有溢美之词。有一则逸事中写王献之“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 在故事中,王献之能为了看一眼园林就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充分表明在4世纪的时候,南朝社会就已经形成了对园林美学的痴迷。

园林鉴赏的原则在不断发展变化,园林设计专家也随之崛起。著名画家、书法家、作家张永,446年时受宋文帝之命,重建华林苑。画家蒋少游在493年和495年,重建了北魏的皇家园林。戴颙yóng是位隐士、佛教俗家弟子,和他的父亲戴逵一样,也是一位画家和专门创造佛祖雕像的雕塑师。宋文帝曾夸他对园林了如指掌。当戴颙死后,皇帝觉得十分惋惜,因为没能向戴颙展示尚未修葺完毕的华林苑。与戴颙同时代的宗炳,是《画山水序》的作者,也是僧人慧远的弟子。宗炳热爱山水,喜欢去庐山这样的地方远游。在其自传中,他提到决定成为隐士,并在衡山修建了小屋,但是因为生病,只好返回江陵。他在房屋墙上画下自己曾见过的山川,并大声弹奏古琴,音乐如此响亮,以至他所画的山野都随着琴声而发出回响。

园林与山麓能够代表都城建康,部分原因是最初那里并没有城墙。早期的吴国君主和东晋皇帝觉得“龙盘虎踞”的地势就足以提供天然的屏障,后来搭建了竹栅栏来加强防御,但这也更突出了这座都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公元332年竹栅栏扩建,外围又种了一圈橘子树,直到480年才第一次建起了砖墙。建康并没有把都城与周围的乡村明确区分开来,而是将二者调和。园林在都城中随处可见,周边的环境也使两者的界限更加模糊。鸡笼山的园林与华林苑都直接建在城墙边上,前面不远便是山丘,故而在园林里完全看不到城市与自然风景之间的明确界线。

这种物理边界的模糊在社交活动中也有所体现。文学聚会常常组织远游,去城郊举行饮酒、创作诗歌与书法的宴会。在南朝,成为社会精英的一员,就意味着会在城市与自然中不断来回——将都城的权势带入乡村,再将自然带入城市,一方面创建园林,另一方面培养“大隐隐于朝”的精神境界。

园林在北方的城市里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杨衒之于547年写就《洛阳伽蓝记》,描述了许多洛阳寺庙修建的园林。这些园林于493至534年间建成,当时魏孝文帝将都城迁到洛阳,之后洛阳又遭焚毁。其中一些园林由皇室成员修建而成,另一些是由富裕的平民或身份不明的佛教中人出资建成。有一些寺庙使用珍稀植物和假山来还原西方极乐世界中花园的样子,正如敦煌石窟壁画上所展示的那样。

杨衒之的著作描述了最美丽的园林:“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祇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加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 如他所说的,园林重塑了山野风光,通过巧妙架设窗户与看台,来引导观光之人的视野与思绪。最后,它还能帮助人们静思与冥想。

《洛阳伽蓝记》中详细描述了20多个园林。住满皇亲国戚的万寿山上,不只是亲王们,他们的嫔妃、女儿和同族亲戚,也都竞相修建精致的园林。据说,司农张伦府中的园林最为显著,其“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

6世纪初,园林也开始出现在洛阳地区的墓葬艺术中,以表现已婚夫妇生前一起分享的快乐场景。可见,北方的都城洛阳,与南方的建康一样,也是园林城市。作为精英群体中的一员,就意味着要经常造访这些经过城市重新演绎的山野风光和人间天堂。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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