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第七讲 凯撒与屋大维：帝国与共和互为表里

对代表共同体过去的古老传统友好，大立法者才能凝聚更多的人心去实现立大法。大立法者当然是带着镣铐跳舞的，镣铐究竟是障碍还是资源，恰恰是考验大立法者智慧的试金石。

点击【查看原图】即可一键保存哦

你好，我是李筠，欢迎来到《通往文明之路100讲》，今天我们聊凯撒和他的继承人屋大维。

罗马帝国在凯撒手里已经成型，但还没有完全竣工。从结构上看，好像屋大维只是沿着凯撒的道路锦上添花，殊不知，没有这些“小动作”，新生的帝国很可能功亏一篑。你看，秦始皇没有选好接班人，他死了没多久不可一世的秦朝不就被推翻了嘛！看来二世的活儿不比一世的轻松，哪里有什么轻轻松松的“二代”，成大事的人都是自己干出来的。

在屋大维接续凯撒完成帝国建造的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秩序建造的连续性，不只是看得见的屋大维和凯撒之间的连续性，更重要的是不那么容易看见的罗马共和和帝国之间的连续性。看懂了这一层，才能明白罗马究竟拥有多少政治内涵。

我们对比凯撒和屋大维的三个方面，怎么获得权力、获得权力之后干了什么、怎么干的，来看他们父子之间还有罗马共和和帝国之间的连续性。

我们先看他们都是怎么获得权力的。

凯撒是一代，权力完全是靠自己挣来的。你说不对，凯撒的爸爸做过执政官，岳父秦纳做过执政官，姑父马略更是罗马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军阀。可是你别忘了，这一切都被苏拉的恐怖统治清零了，父亲、岳父、姑父都不在了，他要是不跑路，很可能小命不保。苏拉死了，凯撒回到罗马，得从头干起。凯撒在罗马官场混了十几年才当上执政官，这时候他已经40岁了，一年任满后出征高卢，建立了盖世功勋。有人说凯撒是大器晚成的典型，其实是他花费了太多时间去爬坡。

屋大维作为二代，他的权力来自一代的指定。所以一般人都会以为屋大维出场就手握神兵利器。表面上是这样，实际情况却差很远。凯撒遇刺后，他的遗嘱公布，屋大维是继承人。这个时候罗马人都在问“谁是屋大维？”屋大维既不是凯撒的亲儿子，也不是亲侄子，而是侄孙，是凯撒的外甥女的儿子。罗马人有此一问，看来当时屋大维确实籍籍无名。

天上掉馅儿饼了，籍籍无名的黄毛小子接得住吗？这其实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情。无上大权和海量财富，谁不想要？不要说没人认识你，即便是有人认识，即便是老皇帝还活着就指定的太子，还不是照样被野心家干掉——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唐太宗李世民不就是发动玄武门之变干掉了太子大哥吗？跑过接力的人都知道，交棒的一瞬间是最容易掉棒的。果然，屋大维遇到了一堆麻烦，遗嘱执行人安东尼拒绝移交凯撒的财富，老政客西塞罗包庇了刺杀凯撒的坏蛋们，而且还想控制屋大维，让他变成自己的棋子。你要是屋大维，找谁说理去？

这个18岁的孩子显示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冷静和冷酷，一步步拿到了凯撒给他的一切。第一步，和西塞罗通信，亲切地称他为“仲父”，安全地回到罗马。第二步，找银行家叔叔伯伯借了巨款，干什么？建立军队打安东尼吗？不是。他借来巨款之后发给罗马人民了，每人300块，人人有份。屋大维是傻吗？不是，他精明透了。因为给大家发钱是凯撒的遗嘱的要求，所以，兑现这个要求的只可能是凯撒的继承人，再加上隆重的葬礼一办，这下子人人都知道屋大维是凯撒继承人了。第三步，倚老卖老的西塞罗对专横跋扈的安东尼发动弹劾，推屋大维做执政官对付安东尼，屋大维坐山观虎斗，高高兴兴当上了罗马的一把手，顺路就去祭司长那里完成了所有继承手续。出来之后，屋大维宣布将凯撒封神，而他就是神之子，然后率兵出城。他没有和安东尼大决战，反而伙同安东尼、雷必达一起结成了“后三巨头”，他们的旗帜是为凯撒报仇。他们杀回罗马城，开出黑名单，实施恐怖统治，和刺杀和背叛凯撒的人算总账，罗马又是一场腥风血雨。黑名单上的第一人就是西塞罗。至此，屋大维坐稳了罗马第一人的位子，打败安东尼只是时间问题了。

屋大维这一通操作的时候，才18岁，这哪里是个孩子啊，他凝聚权力、夺取权力、利用权力的手段简直让人背脊发凉。面对权力，哪怕是亲爸爸留下给你的权力，也从来不会有什么躺赢。

大权夺来了，下一步就是用权力做什么？这是一般人都不太会想的问题，其实拿到大权的人在拿到之后也懵圈。因为在夺权路上，目标非常明确，而登顶之后，却是一片茫然。在登顶之后依然脑子清醒的，其实是极少数，屋大维是其中之一，堪为掌权者的楷模。我们来看看他用无上大权怎么完善凯撒新建的帝国。

第一，为罗马皇帝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名号。

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当然是皇帝啊，你有这个当然的想法是因为秦始皇选的这个名号在中国人心里太根深蒂固了。《史记》详细记载了这个名号是怎么出炉的，那就是什么词最好就堆一块儿，秦始皇之前中国最高的称号就是三皇五帝，秦始皇觉得三皇五帝都不够用，干脆直接把他们合并，叫皇帝。按这个思路，屋大维应该把自己和后世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名号也起得神性十足，才能无比响亮。但他没有，他小心翼翼地选了“奥古斯都”这个词，它的意思大概是“国家的保卫者”，而且宗教守护的意味多，军事征战和政治决断的意味少。为了获得这个名号，屋大维还演了一出大戏，宣布还政于元老院，意思是共和还在，然后趁大家欢天喜地的时候让元老院也很信任的一位将军提出动议，再加上名号又很温和，一点咄咄逼人的味道都没有，于是大家欣然接受。自此之后，奥古斯都成为罗马皇帝的正式名号。

我们先看完屋大维的种种做法再来讲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干。

第二，屋大维裁撤军队，划定帝国的边界，划分行省，布置兵力部署。

罗马不是以武立国吗，怎么有了皇帝反而不打了？屋大维深知百年来罗马所有乱象的核心就是这支躁动不安的军队，它的动能几乎是无穷的。只要罗马在不停地打仗，军队就会把所有力量都卷进去，谁也安生不了。他凭借剿灭贵族派、打败安东尼和开辟了很多新疆土的威望，实现了裁军，把罗马军队从50万缩减到15万。按比例来看，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军，一个大国居然裁掉了自己七成的军队。

这15万军队分为十几个军团，布防在帝国边境。有边境可布防，是因为屋大维基本上划定了边境，外面的不要了，罗马不是越大越好。相应地，由于防守压力不同，兵力分布不同，行省的设置也不同。边境行省，重兵把守，由皇帝直接掌握；意大利本土，相对安全，传统上就是非军事区，由元老院掌握；埃及，由于特殊的君权神授传统，法老是神，所以只能由神之子直接统治，成了皇帝的自留地。凯撒设计的分层纵向治理完全体系化了。

第三，建立系统化的官僚团队。皇帝的核心班子叫办公厅，由15个人组成。元老院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权力。元老院的荣誉性质没有改变，不过屋大维也没有把办公厅变成清一色的自己人，而是容纳那么三五个反对派，事情尽在掌控就好。

第四，建立新型的社会管理制度，比如税务制度、警察制度、粮食发放制度、粮食储备制度、消防制度、城市分区管理制度，等等。就拿警察制度来说，确实非常先进。这是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治安管理事务从军队的军事职能中分化出来的结果，屋大维顺势把它建立起来。要知道，现代第一强国英国是在1856年才建立警察制度的，而中国是在满清王朝快要覆灭之前的清末改革建立起警察制度的。

第五，大兴土木，不是建宫殿，而是建公共设施，像神庙、剧院、广场、浴场等等，建筑史学家们说，罗马城到了屋大维手里才变成我们熟悉的大理石的模样。

第六，鼓励文学和艺术，实行对诗人、剧作家、画家、建筑家非常友好的文化政策。屋大维统治的时代，罗马的文化空前繁荣，进入了黄金时代，出了顶级的史学家李维、顶级的诗人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等。

屋大维在位时间足够长，他统治了罗马40年，有充足的时间把所有规矩立得妥妥当当，凯撒留下的帝国大厦完全竣工了。大立法者创造秩序就是把各种乱糟糟的事情分清远近、轻重、先后，巧妙地运用权力建立起系统性的规则，指引混乱中的人们重回有序的、安稳的、和平的生活，繁荣昌盛自在其中。屋大维统治的时代成了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历史上称之为“罗马治下的和平”。

说到巧妙运用权力，最后我们得来分析和比较一下，屋大维是怎么运用无上大权的，和凯撒有什么共同点。

皇帝要威武霸气，说一不二，那是凯撒的做派，秦始皇也是如此。屋大维完全不是这样，他把所有事情都拐着弯地做成了，自己却不显山不露水地躲在幕后。我们通常对皇帝的形象以及皇帝使用权力的方式，都接近凯撒或者秦始皇那样，很少有屋大维这样的。皇帝当得这么阴，到底是为什么呢？这背后有三重原因。我们从小到大一个个看看。

第一，小心使得万年船。老百姓的俗话是这么说的，西方的哲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教导政治家们“审慎”是第一政治美德，中国的孔夫子也讲执政者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是，掌权者真的很少做到，相反，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甚至目空一切的，是大多数。

屋大维行事风格低调周全，直接原因是凯撒遇刺让他刻骨铭心。凯撒大获全胜、一把好牌、踌躇满志，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雄才大略如凯撒仍然遭遇不测，做成大事不是应该谨慎行事吗？尤其在乱世当中，势力众多，各有盘算，心怀叵测，暗箭难防，所以，他一辈子都是尽力把所有事都想周全、做周全，不仅让人民和自己的兄弟们觉得妥当和舒服，也让反对派都觉得很妥当，很舒服。凯撒在这一点上远不如屋大维，他狂傲不逊、目中无人、霸气外露，招致杀身之祸实在是在情理之中。

如果你能算到这一层，说明你跟上了屋大维的政治成熟，也更容易看清楚大立法者做大事最妥当的政治姿态。不过下一层，就不是肉眼可见了。

也就是，第二，共和传统必须得到珍视。

凯撒和屋大维都珍视共和传统，在它面前，两位人格无比强悍、手握无上大权、心有无限抱负的大立法者，都算得上毕恭毕敬。狂傲如凯撒，在正面遭遇共和传统的时候，也绝不会造次。

安东尼造势说凯撒就是罗马的王，凯撒知道后严厉训斥，而且对罗马人民和元老院公开表态，他不是王，只是凯撒。因为他深知共和在骨子里就是反对王制、反对独裁，众怒不能犯。屋大维更是如此，无论是还政于共和还是小心翼翼地打造奥古斯都的名号，他都是煞费苦心，让人觉得他是共和制度的保卫者。

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说一不二的君王，而且把罗马的权力结构已经改造成皇帝和官僚队伍主导的帝制，那他们还装什么热爱共和呢？即便是装，也要装下去，屋大维一装就是一辈子。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大立法者立的大法很可能实质上对传统具有高度的破坏性，如果在面子上也大肆加以破坏，里子面子都没了，传统直接断裂，共同体从上到下都是很危险的。里子既然必须得改，面子就必须给足，你说这叫旧瓶装新酒也好，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罢，总之，对代表共同体过去的古老传统友好，至少让大多数人觉得你对它友好，大立法者才能凝聚更多的人心去实现立大法。大立法者当然是带着镣铐跳舞的，镣铐究竟是障碍还是资源，恰恰是考验大立法者智慧的试金石。

大立法者必须对传统进行最大化利用，而不是轻率的抛弃，如果你能想到这一层，说明你城府已经很深了。不过我们还必须往深了继续走。凯撒和屋大维都发现了共和蕴含着共同体底线的秘密。什么意思？共和意味着共同体属于人民，政治姓公不姓私，权力必须是公器。不然的话，人民会败坏，政治会腐败，权力会腐化，共同体会瓦解，也就是说，公共性不是政治的高要求，而是底线要求，事关集体的生死存亡。从小处看，凯撒在任期间主导通过了《尤利乌斯国家公务员法》，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规定了公务员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是犯罪。

从大处来看，要命的是大立法者的清白，因为他们立大法、建秩序、造文明，他们的清白就是大法、秩序和文明在根子上的清白。但你知道的，他们上位的路上谁不是杀人无数、勾心斗角、不择手段，要他们清白，简直比洗干净河底的淤泥还难。那大立法者、共同体必需的清白，从哪里来？公共性。他们必须不断向所有人表明以往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不是为了自己。唯有如此，过往一切的恶行才可能被谅解。

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凯撒和屋大维一辈子都背负着独夫民贼的骂名，他们都想洗脱骂名，为自己，也为罗马。如果必须证明所有的腥风血雨、恐怖独裁、卑鄙无耻都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罗马，共和就不是包袱，反而是必须紧紧依靠、竭力开掘的宝藏。

第三，大权必须善用。原则上来说，大权的正确使用方向是唯一的，就是立大法。不用来立大法的大权，不仅多余，而且有害，不仅害人，而且害己。后来的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尼禄，中国的皇帝明英宗、明武宗，都是误国害己的典型。怎么才能朝着这个正确的方向走，不偏航呢？

我们用一对概念来解释，它们叫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怎么，权力和权力还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心里的权力，基本上都是专断性权力的样子，说一不二、杀伐决断，好像有权就是任性。和它不同的是基础性权力，其实在我们生活里很常见，它是规范的权力、职务性的权力、合逻辑的权力，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开车闯红灯，被警察叔叔拦住了，扣分、罚款、批评教育。没有人——包括你自己在内——会认为警察叔叔对你使用了专断性权力，法律这么规定完全是对的，他的判断、处罚是有法律依据的，他也有执法的权限，执法的过程也完全合法，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甚至感觉不到他的个人意志，怎么会有专断呢？基础性权力天然是姓公不姓私的，它不为任何人独有，也不针对任何人为难，它是我们维护日常生活的公共基础设施。

那你说，对，要是权力都这样，不就没专断了吗，权力都在法律下运行，这就是法治啊！但是我们的社会总是会遇到太多法律没有规定的大问题，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必须让法律留出空间，让权力去决断这些还没有规矩的事情。也就是说，专断性权力客观上不可能被消灭，需要它来专治疑难杂症。两种权力的关系就明了了：基础性权力是常态的权力，专断性权力是非常态的权力；前者用来维护日常生活的有序运转，后者用来应对突发重大事件或者根本重大问题，两者不能相互取代，因此不能相互混淆，混了，就乱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凯撒和屋大维就明白为什么他们即便干了很多独夫民贼的事情，仍然成为名垂青史的大立法者：他们运用无上大权的基本操作模式是用专断性权力去铺设基础性权力，使得需要专断的事情越来越少，更多的事情有规矩、有法律、有制度，不再需要专断。建造秩序，就是规范性权力的结构化地立起来。

用这个标准我们再回头评判大立法者，创造秩序、推进文明的大立法者其实可以不用诛心之论去猜测，只要看他的制度遗产就行了。留下了优秀的制度遗产，创造了让亿万生民合理有序生活的秩序，上位夺权的、在位弄权的各种污点，都可以被谅解；没留下制度遗产的，只有专断性权力的任性妄为，没有基础性权力的大规模铺设，那就是万世唾骂的独夫民贼。罗马在共和转向帝制的关键时刻，为我们提供了凯撒和屋大维两个好标本，可以看清楚大立法者的行动逻辑，也揭示了权力在秩序当中的合理分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