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沛林《春秋战国》3 晋楚争霸：信义让位于诡谲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张沛林，欢迎您收听崇贤馆与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二十四史》大师课。

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在上期我们谈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形势，即齐、楚、秦、晋的迭起，并分析了这四国持续强盛的原因，还提出了“尊王攘夷”讲求“信义”，是霸主们称霸的重要条件。这期，我们就来聊一聊，春秋争霸时期的“信义”问题。

宋襄公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38年，这一年是周襄王十四年，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他已经去世五年了，两年后与齐桓公并称的晋文公重耳才回到晋国，登上君位。这时候的宋襄公没有吸取上一年秋天，被楚国抓住作为威胁宋国的条件，直到冬天在鲁等国的调停下才被释放的教训，依然做着自己的霸主之梦。夏天，宋襄公不听宗室大臣子鱼的劝阻，执意要讨伐郑国。秋天，为了救援郑国，楚成王发兵伐宋，双方在今天河南省柘城县西北的泓水上展开了战斗。宋军在襄公的带领下，已经列阵完毕了，楚军尚在渡河之中，这时候宗室大臣子鱼就认为，楚军人数多，此时应该趁其混乱发起攻击，宋襄公不听。待到楚军渡河完毕，但尚未列阵时，子鱼认为不能再错过时机了，宋襄公依然不同意，说要等到楚军列阵完毕后才可以。楚军列阵完毕，宋襄公下令出击，宋军大败，宋襄公还伤了腿，第二年就死了，他的霸主之梦还是破灭了。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泓之战失败，宋人埋怨襄公，襄公辩解道，“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就是说君子要讲求义与礼，别人尚在困厄中，不要再去逼迫别人了，也就是不对没有摆好阵势的军队发起攻击。这话听起来真是义正言辞，但又透露出些许的迂腐。古人对这件事的评价很多，也有分歧，比如阐释孔子春秋大义的《公羊传》和《谷梁传》就不同。《公羊传》认为宋襄公面临这么重要的事情，还不忘了礼义，就是周文王打仗也不过如此了。《谷梁传》则认为，人之道应当审时度势的，显然宋襄公不是这样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更评价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宋襄公的愚蠢或许基于他自身对历史的认识，毕竟古代的那些圣王的兴盛之道都在于仁义，不久前的齐桓公也是靠着仁义达成霸业的。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实力估计的不足，又教条地实践了前人的成功之道，以至失败的。

从儒家学者的立场和春秋时期的现实两方面看，正如孟子所说的，“五霸，桓公为盛”。不仅在于他能够遵守旧的制度，做到“尊王攘夷”，还在于他的实力确实很强大，能率领诸侯进入楚地，迫使楚人会盟，是后来晋国等霸主做不到的事情。后来儒家学者说，孔子门下，五尺的小童，也以称述五霸为耻。但齐桓公和他的辅佐者管仲应该是个例外，比如孔子就夸赞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不懂礼义，但却是个惠及天下的仁者。孔子评价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两代霸主的称霸之法

《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第一位刺客曹沫，有人说就是我们上学时候学的那篇《曹刿论战》中的曹刿，他的事迹就能反映出齐桓公和管仲的这种信义。事情是这样的，齐桓公五年，齐国讨伐鲁国，鲁庄公任命勇猛的曹沫与齐国开战，但均以失败告终。鲁庄公有点害怕，要献上城邑求和。齐桓公同意，双方约定在齐国境内的柯地，也就是今天咱们山东省阳谷县东面会盟。会盟当天，齐桓公和鲁庄公已经登坛了，曹沫突然冲上来拿着匕首劫持了齐桓公。桓公随从们不敢轻举妄动了，忙问曹沫，“你想干什么？”曹沫说，“齐国强大，我们鲁国弱小，大国欺负小国也太过分了。现在鲁国都城的城墙倒了，都能压在你们齐国的土地上了，你们都欺负我们欺负到家门口了。这件事怎么办，您还是考虑考虑吧。”齐桓公无奈答应返还侵占鲁国的土地，话刚说完，曹沫扔下匕首，从容地走下坛去，回到了自己应该站的位置。古人认为，“要盟不信”，就是说你被胁迫的情况下立下的盟誓是可以不作数的，齐桓公想要违背诺言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是管仲说，“不可以，为了点小利在诸侯面前失信，丢掉的是全天下的帮助。”于是便遵守诺言，把土地归还给了鲁国。《史记·齐太公世家》说，“诸侯闻之，皆信齐而附焉。”两年后，齐与诸侯在卫国甄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鄄城县会盟，齐桓公便开始称霸了。

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相较于齐桓公，代表性霸主晋文公的确诡诈得多了。他在逃亡期间就有贤名，做国君后又修善政施惠百姓，但就他个人而言，留恋齐国安逸的生活，并无高远的志向。他能够成为晋国的国君，都是有赖于贤达的辅佐和良好的机遇。他的称霸也常常是以阴谋取胜，所谋求的也不过是抑制秦楚两国的发展而已。比如《史记·晋世家》 记载，在奠定晋文公霸主地位的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开始论功行赏了，以狐偃为头功。有人就说了，“城濮之战，是依据先轸的策略取得的胜利”，应该以先轸为头功。晋文公说，“在交战前，狐偃提醒我不要丢掉信义。先轸则说打仗以取胜为先，可以使诈。我按照先轸的策略取得了成功，但先轸的话是一时之计，狐偃的告诫才能成就万世功业，所以我以为狐偃才是头功。”这话粗听起来似乎晋文公重视信义，但仔细一想，简直是混账话。既然有万世之计，为什么不马上实行，还要使诈？可见晋文公不仅对外使诈，对自己人也是熟练地运用了阴谋之术。我不用你的策略，但我在道德高度上赞颂你的绝对正确性；我虽然认为你的计谋是一时的变通，但我承认它的有效，而且我实行了它。对自己的亲信都如此圆滑，晋文公的诡谲可见一斑。

当然，春秋之世，诸侯国的竞争都是以获得自身切实利益作为首要目标的。从齐桓公开始，争霸中的“尊王”与“信义”成分不断地减少，也体现了历史的现实和时人对天下与天命观念的改变。

楚庄王问鼎中原

周定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在成周郊外阅兵，周天子派王孙满劳军。楚庄王就问起了九鼎的大小重量，这就是成语“问鼎中原”的来历。王孙满答道，“治国在德行，不在于九鼎的轻重。”楚庄王说，“您不要倚仗拥有九鼎，我们楚国军队戟上的钩尖折下来，足以铸成九鼎。”王孙满又答道，“九鼎从夏朝传到殷商，又从殷商传到我们周朝，都是因为无德而丧，有德者得之，当年周成王时占卜，周的天下应当传三十世，享国700年，算而今周德虽然衰落了，但天命还没有改变，九鼎的轻重不是随便可以问的。”楚庄王与王孙满的这一段交锋，反映了在争霸事业中，“尊王”的必要性已逐渐降低。不仅楚庄王认为天下可以凭借武力获得，就连周人自己也承认周德已衰，早晚天命要另有归属。至于“信义”在争霸中的逐渐丧失，那就不必多言了。在兼并战争中，真正的实力可以说明一切。

到了战国时期，这种“信义”可以说是荡然无存了。政治上的诡诈，军事上的残酷，就是为了增强国家的实力。从下期开始，我们就要谈谈这个诡诈、残酷的战国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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