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传统企业“人治”，数字化平台“技治”

（课程转述：企宽）

你好，欢迎来到《无边界企业：数字化转型认知必修课》。

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对数字时代未来世界的展望，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世界，我们还必须知道人类发展从何而来，在这里有必要做一个人类群体行为模式演进的历史回顾。为什么要回顾这些呢？是为了提高大家对财富创造来源的认知。

我在做深入的企业转型实践过程中，看到的都是非常清晰的产权问题，以及和人性有关的贪婪、恐惧问题。这就引发了我的思考，人类的群体性行为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群体性行为的本质又出现了哪些质的变化？

我查阅了前人的研究，他们多数把人类的群体性行为的变化和文化、制度联系起来。于是这一问题就变成了探讨究竟是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文化。如果是制度决定文化，那么就是制度最终改变了人的群体性行为。反之，文化则是改变人的群体性行为的根源。

但是在我看来，文化和制度是关联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比如，犹太人可以一代一代地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保持原有的文化深度，并一直延续下去。关联关系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关于“喝红酒”和“长寿”的关系，似乎有许多人认为喝红酒的人普遍长寿，但后来发现两者并非因果关系，而“长寿”和“喝红酒”的根源都是富有——喜欢喝红酒的人多数都是富人，而富人因为可以享受更好的医疗、有更多时间锻炼身体，所以有更大的长寿概率，而不是因为喝红酒才长寿。所以，寻找人类群体性行为的决定因素的问题就变成了——是什么关键因素决定了人类的文化和制度，从而影响了人类群体性行为的改变？也就是说，当这个关键因素改变了，人类就会演化出另一种文化，衍生出另一种制度。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对财富创造的认知决定了人类的群体性行为模式的改变，行为模式的改变包括文化、制度的变化。

人类对财富创造的认知，就是人类认为自己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来看这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当人类还在“采集狩猎者”时期，人类普遍的认知是财富由上天创造。

此时，人类食物的来源是树上结的果子、草原上的牧草、森林里的飞禽走兽。基于这样的认知，会触发人类群体怎样的行为呢？树上有果子，我去摘，但是别人也可以摘。每个人都想要防止他人把果子摘走，彼此之间就会发生争夺，人和人就会结成部落，再和其他部落进行战斗，甚至爆发战争。这个时期，社会的治理方式主要靠武力，我们称为“武治”时期。

其实到了文明社会，也发生过这种人类行为，历史上蒙古人曾横扫欧亚大陆，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掠夺财富，他们之所以身处文明社会还发起食物掠夺和人口屠杀，是因为作为游牧民族，他们的认知还停留在上天创造财富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人类进化成为定居者，同时普遍的认知进化成了财富由劳动创造。

有了农业技术，人们就开始从采集狩猎者变成了定居者，人们对财富来源的认知也发生了第一次改变。在定居者的社会，男耕女织，每个人都守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多劳动就能够养活自己，小农思想形成，而勤劳和努力能够创造财富的认知也是在这时形成的。所以，人类开始修筑城墙，以守护自己的土地、粮食，守住自己的财富。

这时，战争的目的从掠夺食物转变成抢夺以土地为代表的资源，所以战争的最终结果是为了殖民，只抢土地不杀人，人作为劳动力变成了产生财富的要素。在农耕文明时期，社会治理模式从“武治”衍生出了“人治”模式。

第三个阶段，经历了工业革命人类开始意识到，分工产生效率、交换创造财富。

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一个社会的贫富水平与人们的勤劳程度没有关系，有些国家的人天天在休闲却更富有，有些国家的人天天在工作却很贫穷，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揭示了这个奇怪现象的原因。斯密写出了对经济学影响至今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国富论》。在读过这本惊世之作后，关于“分工”和“交换”我归纳出以下两点：第一，单纯的勤勤恳恳劳动，远不如做社会角色的分工带来的效率高；第二，交换创造价值，劳动本身只能创造出产品的用途，但只有交换才能产生价值，人类才能拥有财富。

在第三阶段，战争的目的从殖民转换为贸易。因此，我们惊讶地发现，在19世纪初，清政府90%的财政收入都来自海关。

既然要通过交换获取财富，而交换的本质其实是产权互换，那就必须要做好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所以在这个阶段，就催生出了“法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第四个阶段，人类对财富来源的认知进一步发展，发现财富的根源是产权保护。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一个社会的平均财富水平跟这个社会产权保护的成本成反比，社会中保护产权的成本越高，这个社会就越贫穷，社会中保护产权的成本越低，这个社会就越富有。归根结底，财富源自对产权的保护。

为了方便理解，我举个例子说明，某个小区门口有一块空地，居民出入小区都要经过这块空地，所以如果能在这卖早点就能够赚钱。于是，小王每天早上6点就到这卖早点，但是小陈也想在这卖早点，他第二天早上5点就来抢地盘，接下来小王第三天早上3点就来了……这个恶性循环到什么地步才会停下来呢？当为争夺一个资源所付出的成本等于这个资源所带来的收益时，对资源的争夺行为就会停止。

这个争夺的过程就造成了资源的租值耗散，也就是说，原本能带来价值的资源，因为产权没有被界定清晰，导致了“公地悲剧”，最后资源的价值就被无谓地消耗掉了。但如果产权界定清晰后，把这块地以100万元70年产权的售价卖给小王，再给小王一个产权证确保他的合法权益，小王就可能再花200万元在这块地上盖一栋房子，开一个饭馆，按照正常时间开店迎客，不用再早起占地盘、不用担心这块地被别人侵占。如果小李说希望以每个月1万元的价格向小王租用这块地，小王就会算一下，如果自己开饭店，每月只能赚5000元，那小王就会选择把店租给小李，这块土地资源就会流转到能让它发挥最大价值的人手里，这就是在产权确定后，通过交换最大化释放资源的价值。

如果产权没有被充分保护，所有人都在忙碌地做事，但是人们争夺资源的成本已经冲抵了可以获得的收益，这就是“内卷”的根源。因此，财富来自对产权的保护。但是，基于对中心化组织的不信任，越来越多人更相信技术能给产权、给交易带来更多的确定性。区块链技术应运而生，组织不可靠，技术才可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核心节点无法篡改的分布式记账，实现规则的确定。

于是，社会治理模式从“法制”升级为“技治”，也就是在数字时代，社会治理要靠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些技术包括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5G网络等的综合应用。

在数字时代，只要产权得到保护，财富就自然而然产生。所以，如今国家大举推动数字化建设，对于身处其中的企业家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5G、AI、物联网这些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提高对财富创造来源的认知。

需要强调的是，人类社会进步到新的阶段并不意味着后一阶段要把前一个阶段的模式抛弃掉，而应是在上一个阶段进行升级：当从野蛮时代进入农耕文明时，武力依然很重要；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期，武力依然很重要；当人类进入数字时代时，武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只是这时的社会治理是把“武治”“人治”“法治”“技治”四者结合在一起。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关于财富来源的认知，现在我们把这一理念应用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之中，企业家一定要跳出舒适圈，不能用工业文明时期的企业经营方式来经营数字时代的企业。在工业文明时期，企业通过管理能力的提升，已经将比拼利润、提升效率基本做到了极致。而传统企业的产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对公司进行管理、治理，从管理要效益到从治理要秩序，秩序、规则定好之后，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取财富。

公司治理模式从“人治”到“技治”，从单纯地对企业内部进行“管理”到对整个公司所处生态的“治理”。显性呈现出的是传统企业的“规章”，背后隐性驱动企业内员工行为的是企业形成的“文化”。对于数字化平台型企业，显性呈现出的是每个参与个体的“动作”，正如网约车平台司机并不是网约车平台的员工，他接单、送人、要求好评是外显的动作，但驱动他动作背后的是隐性的“规则”。

企业数字化演进的进程经历了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三个时期，传统的企业往往通过针对从企业电子化到信息化的时期获得的数据做决策，从而实现自己对内部资源的调用，这背后发挥作用的是企业的组织力。而一家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企业则会通过计算机的算法来做决策，调用的是社会资源，让资源实现不为所有、但为所用，也就是得以实现动员力。

好，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

我们说，从哲学的角度讲，文明的进步就是秩序的进步。

在当前技术准备充分的情况下，企业家要通过新技术提升自己的治理秩序，而不要拘泥于企业内部的管理效率提升；

企业家要通过制定规则，使用动员力同时调动企业内外部资源，提高自己企业所处的行业维度，从而提升企业的格局，使企业的边界无限扩展到整个行业，最终实现产业的洞穿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