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命拍出来的电影，时隔20年依然震撼

它看似在讲苦难，其实在讲“人应该怎么活”。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这是一场无能为力的告别。

占领华沙后，德军将犹太人大规模地从隔离区转移到集中营。

火车进站，德国士兵和犹太警察把犹太人像畜生一样，赶进臭气熏天的车厢。席皮尔曼一家六口就在其中。他们拿着行李，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眼前的“死亡列车”，对即将到来的厄运一无所知。

就在这时，一个犹太警察把席皮尔曼从人群中揪了出来，低声说：“滚开，笨蛋，快走！”席皮尔曼看着渐行渐远的家人，两眼含泪。父亲看着他，朝他挥挥手，没敢出声。无言，却是永别。席皮尔曼想说点什么，可犹太警察却警告他：“你以为自己在干吗，席皮尔曼，我救了你一命，现在快滚！”至此，席皮尔曼如梦初醒，慢慢走回了犹太隔离区。

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开往催布林卡灭绝营的火车。那个与他相熟的犹太警察，因为一瞬间的善念，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出经典桥段，出自电影《钢琴家》。创作这场戏时，剧组人员一头雾水，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场戏该怎么拍——如何才能在纳粹眼皮底下逃离队伍，绕开侦察？

多亏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提醒，才让他们茅塞顿开：“用走的，千万不能跑”。因为跑会引起纳粹的注意，只有若无其事地走过去，才能蒙混过关。这是父亲传授给波兰斯基的救命法则，幼时他曾用这条法则逃出了纳粹的魔掌。

波兰斯基在二战期间，有过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经历。他的母亲、父亲和叔叔相继被捕，母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惨遭杀害。据说，8岁的波兰斯基钻过铁丝网的缝隙，逃出集中营，后来被一个波兰农夫收养，才侥幸存活下来。

二战时的这段经历给他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痛，甚至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对此，他曾自嘲：“我非常有幸生活在战争年代，没有什么比感受战争更痛彻心扉。”

普通人的善恶选择

作为二战题材电影，《钢琴家》本身非常独特，片中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主人公也跟军事毫不沾边，是个搞音乐的文化人。

影片主要围绕钢琴家席皮尔曼在纳粹迫害下绝处求生的故事展开，有点像是战争年代的《鲁宾逊漂流记》。不同的是，鲁滨逊是荒岛求生，席皮尔曼则是在沦为废墟的华沙求生。战争让这座曾容纳131万人的城市变成了荒原，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断壁残垣。

《钢琴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克制。导演试图通过镜头上的隐忍旁观，找到最冷静、最不带情绪的方式进行讲述。

影片前半段，波兰斯基用了大量笔墨去表现犹太人的正常生活。他们和平常人一样，也有快乐的时候，也会上街约会，看到咖啡店挂着“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还会自嘲。这些桥段看似只是闲笔，却为后来的纳粹暴行做出了重要铺垫，告诉我们：所有美好事物遇到战争，都会被碾得粉碎。

波兰斯基在片中并没有输出太多“金句”，他不谈主义，不谈人权，也不谈什么人性光辉，只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去呈现现实。

于是，你能看到德国人屠杀犹太人和波兰人；你也能看到波兰人和犹太人自己害犹太人；你还能看到犹太人、波兰人及德国人救犹太人……历史是复杂的，现实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因为够复杂，所以够真实。

席皮尔曼依靠众人伸出的援手，艰难地活了下来。影片以席皮尔曼为核心，展现了战争背景下的生活群像，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全都让人难以忘怀。

有的犹太人会为了自保，充当犹太警察，去残害同胞。但这些犹太警察也有良知，他们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救下自己的亲戚朋友。比如，救下席皮尔曼的海勒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坏人，如果没有他，或许电影演到一半就该结束了。

有的纳粹军官，也会用心中的良善守护世间的美好。比如，最后救助席皮尔曼的那个德国军官，他不但给席皮尔曼带来食物，还安慰席皮尔曼：“苏联军队已经到了维斯瓦河东岸，最多只有几个星期了，你一定要挺住”。

探讨战争与人性的关系，一直是二战题材电影的一大主题。

《辛德勒的名单》中，军官阿蒙·哥特是个无情的杀人机器，但面对犹太女仆海伦，他又会显露出自己绅士温柔的另一面；《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中的纳粹军官，一边主持惨无人道的毒气实验，一边对儿子呵护备至。

这些影片通过独特的人文视角，展现了战争环境中个体的生存状态和思想行为，并对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以及它们的相互转化，进行了真实的艺术再现。

种族间的对抗与仇恨，投掷到个体身上，有时会变得很轻很轻。大多数时候，普通人的行为动机，不只关乎善恶，更关乎选择。人们只是一门心思地想活下去。只不过，有的人是受害者，有的人是加害者，有的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

二战版的《活着》

今年是《钢琴家》上映20周年。

改编自真人真事的它，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电影之一。它不但将戛纳金棕榈、奥斯卡金像奖等诸多大奖收入囊中，还是波兰斯基最重要的代表作。“我有一种感觉，我之前拍的所有电影都是为《钢琴家》做准备。如果要在我的墓碑刻上一部电影的名字，那就是《钢琴家》。”

成为电影导演后，波兰斯基一直想拍一部与大屠杀有关的电影。早在九十年代初，斯皮尔伯格就曾将《辛德勒的名单》剧本交给他，把他视为拍摄该片的不二人选。可波兰斯基却拒绝了。在他看来，那是他无法面对的黑暗和痛苦，而且《辛德勒的名单》夹杂着的“美式个人英雄主义”，也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直到2002年，波兰斯基无意中看到了钢琴家瓦迪斯瓦夫·席皮尔曼的自传《城市之死》，他才发现自己究竟想拍什么。据说，刚看完第一章，他就迸发出了要把这个故事搬上银幕的念头。“他找到了幸存者的力量，能帮助人们走出困境的力量”，这种力量最终成就了《钢琴家》。

《城市之死》源于席皮尔曼二战时的逃亡生活。它于1946年问世，由于书中描写了部分波兰人和犹太人曾参与屠杀同胞，以及苏联军队的一些不端行为，所以该书经历了长时间的封禁，直到九十年代才重见天日，，并改名《钢琴家》在美国重新发行。它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受到波兰斯基青睐。

可惜的是，席皮尔曼生前并未看到这部改编电影，他在2000年7月6日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去世前，他把改编权授权给波兰斯基，并向媒体吐露了他多年来不曾触及的伤痛：每天清晨醒来，我都会想起那个火车站。我想念我的家人，他们在哪儿？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

● 电影中的席皮尔曼VS现实中的席皮尔曼

就本质看，《钢琴家》相当于一出“二战版的《活着》”。它让人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悲悯于人性的扭曲。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不光是肉体和精神上的，还有人格上的。

战前，席皮尔曼在波兰广播电台担任钢琴师，是一个体面的艺术家。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他到获救时，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会为食物而疯狂，为生存而不惜代价的人。他会因为掉落一堆砖头，向纳粹跪地求饶；也会在千钧一发之际，伪装成死尸，让自己逃过一劫。

波兰斯基用近乎纪录片式的手法，让观众跟随席皮尔曼逐步深入风暴中心，近距离体味身处战地的残酷：一个孩子为获得物资偷偷钻洞，被纳粹打断脊椎骨，他的身体像煮熟的面条一样瘫软；一个老奶奶的半碗稀粥被人抢劫，劫犯是个比她还苍老的爷爷。稀粥掉到地上，爷爷不体面地趴在地上舔舐；一个残疾人被纳粹直接从三楼丢下去；一个母亲在慌张中，闷死了自己未满周岁的孩子；一个年轻姑娘，因为多问了一句话，被近距离爆头……

相较这些人，席皮尔曼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他的家人死了，朋友死了，帮助过他的人死了，陷害过他的人也死了，唯独他没死，吃了30颗安眠药都没死成。

这种苦难叙事，虽无法让人感同身受，却让人非常动容。类似古希腊的悲剧美学，“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苦难叙事展示的不只是饱经苦难的血与泪，还有生命的热情与意志。

余华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以苦难为主题。无论是《兄弟》还是《许三观卖血记》，苦难作为人物的宿命，一直挥之不去，并且循环往复。但他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没有被苦难击倒，而是在泥泞中艰难起身，顽强地生活下去。

它们让我们看到了苦难的根源，看到了苦难对人的戕害，以及人们面对苦难野草般的坚韧。正如诗人荷尔德林所说：“生命充满了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这块土地上。”

许子东曾这样评价以小说《活着》为代表的苦难内核：“很苦，是记忆积累，又是宣泄需求，是畅销保证，也是社会安全阀门。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书写策略，是政治正确，也是中国的宗教。”简言之，就是起于苦难，却不耽于苦难。

小说也好，影视也罢，人们偏爱苦难叙事，都源于它对社会的无声控诉，对历史的逼真还原。

人应该怎么活

《钢琴家》看似在讲苦难，其实又不单单在讲苦难，而是在讲“人应该怎么活”。钢琴家这个身份对席皮尔曼来说至关重要，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纳粹入侵时，他可以利用自己积累的声望，为父亲谋得一张工作证。犹太警察海勒邀请席皮尔曼当警察，被席皮尔曼断然拒绝。尽管如此，基于对席皮尔曼的欣赏和尊重，海勒还是提供了无偿的帮助。因为失去这个天才钢琴家，对波兰来说是个偌大的损失。其他人也基于同种考量，纷纷对席皮尔曼伸出援手。

可以说，如果没有钢琴家这个身份，席皮尔曼的故事就会变成另一种模样。席皮尔曼的钢琴家身份，是这部电影变得独特的关键因素。

同时，往内挖掘，音乐也为他提供了短暂逃离现实的精神慰藉。住进“安全屋”后，屋里放置着一架钢琴，因为朋友告诫他要避免发出声响，所以席皮尔曼没有触碰琴键，只将手指悬空，无声地弹起肖邦的《大波兰舞曲》，以此展现出他对生的渴望，对暂时安定的庆幸。

尽管身处极端环境，可席皮尔曼还是在不确定的年代努力寻找内心的坚定，守护他钢琴家的身份。

这种身份危机，并非战争背景下的特定产物。当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地面临着危机。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内心慌乱的时代，既要解决温饱、住房问题，还要为各种焦虑而烦恼：身材焦虑、外貌焦虑、婚姻焦虑、生育焦虑、健康焦虑……

据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09-2021）》显示，在4556个青年网民样本中，有69.8%的受访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焦虑感，只有0.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存在焦虑感。

或许，我们无法像席皮尔曼那样求助于音乐，完成自我找寻，但也可以从“如何自救”、“如何提升幸福能力”入手，去试着找到内心的安定，让自我和生活的时代变得清晰。

因为电影里的席皮尔曼，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的内在力量可以改变外在命运。正如许知远说所说：焦虑的现代人唯有建立起自己的“意义空间”，才有“摆脱内心慌乱”的可能。

● 参考资料：

1、《报告称近七成青年网民有“焦虑感”，主要源自学习、工作、外貌、健康》，中国青年报，记者王烨捷；

2、《二战题材电影的人性思考》，江苏大学学报，作者徐光萍；

3、《“珍惜和平”，这是他拿命拍的电影》，局外人看电影，作者CharlesMING；

4、《不要忘记枪炮之下的琴声》，电影频道，作者杨卓；

5、《伟大的人性史诗： 》，电影最TOP，作者发条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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