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幼稚的农业社会中,农人不敢有什么奢望。他们唯一的安慰只是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能本分地过活着。只要能活,吃苦也是本分。在积极方面,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能使农产品丰收,不遭什么天灾人患的困厄,因此一遇到旱灾、水灾,地方上的父母官唯一的办法便是把这责任交给神。只要地方官真能像样地玩一套求神许愿的把戏,机会碰得巧,灵,这一方的老百姓得救,这一地方官也就成了理想的好官,“万家生佛”。居多是神道不给面子,不灵,这一方的老百姓就遭了殃,只好吃草根树皮捧着肚子过日子,反正老天爷要这样,活该挨饿,没办法。在消极方面,老百姓唯一的希望是能过平平安安的日子。一遭了不幸的事,非得打官司不可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像包龙图那样的清官,能一是一,二是二,把案子断清楚,只要不受冤,不吃亏,也就心满意足,愿意这好官永远不离开。在官的方面,碰到没办法的旱、水灾,唯一的办法是求神,在碰到没办法的疑案的时候,唯一的办法也是求神,或者找一个兆头去猜谜。反正判错了案子,大不了丢官,碰巧判准,还可以得一个好名声。求神,又不费脑力,又省事,又显得勤劳,又对老百姓的脾胃,真是一个做官的好办法。
老百姓理想的好官是清官,是包龙图,因此能判案能求神的好官也特别多,下面所引的一些就是那时代的公案。能判案的官分两级,第一级是人官,用一切人事所及的方法去察情,观色,分析,研究,决定所受理案件的是非。第二级是神官。人官所认为办不了的事,才去请教神官。例如卷二八九《黄宏传》:
知万安县。民好讼,讼辄祷于神。宏毁其祠曰:“令在,何祷也。”讼至辄片言折之。
民不祷于人官而先祷于神官,这是越诉。人官所能解决的公案不应诉于神官。人官判案的方法有凭主观的方法,察情观色以定罪人之是非者,如卷一四〇《王观传》:
杨卓……官广东行省员外郎。田家妇独行山中,遇伐木卒,欲乱之,妇不从,被杀。官拷同役卒二十人,皆引服。卓曰:“卒人众,必善恶异也,可尽抵罪乎!”列二十人庭下,熟视久之,指两卒曰:“杀人者汝也。”两卒大惊,服罪。
卷一五〇《刘季篪传》:
河南逆旅朱、赵二人异室寝,赵被杀,有司疑朱杀之,考掠诬服。季篪独曰:“是非夙仇,且其装无可利。”缓其狱,竟得杀赵者。
卷一五八《章敞传》:山西盗发,捕逮数百人。敞察其冤,留词色异者一人,余悉遣生。明日讯之,留者盗,余非也。
卷一五九《刘孜传》:
邢宥出巡福建。民十人被诬为盗,当刑呼冤,宥为缓之,果得真盗。《杨继宗传》:
善辨疑狱。河间获盗,遣里民张文、郭礼送京师。盗逸,文谓礼曰:“吾二人并当死,汝母老,鲜兄弟,以我代盗,庶全汝母子命。”礼泣谢,从之。文桎梏诣部,继宗察非盗,竟辨出之。
雍泰刚廉强直,亦以折狱名。卷一八六本传:
民妾亡去,妾父讼其夫密杀女匿尸湖石下。泰诘曰:“彼密杀汝女,汝何以知匿所?且此非两月尸,必汝杀他人女,冀得赂耳。”一考而服。
和谢士元的辨田券,都是应用科学的考证方法。卷一七二《张瓒传》:
谢士元长东人。天顺七年擢建昌知府。地多盗为军将所庇。士元以他事持军将,奸发辄得。民怀券讼田宅,士元叱曰:“伪也,券今式,而所讼乃二十年事。”民惊服,讼为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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