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徐贲：奥斯维辛-一段历史（上）

本期介绍 

随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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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文稿

大家好，我是徐贲。今天要谈的是英国作家劳伦斯·里斯（Laurence Rees）的《奥斯维辛：一部历史》这本书。这是理想国译丛中的一本。

里斯出生于1957年，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历史纪录片制作人，曾经担任英国BBC电视历史节目的负责人。在他的多种著作里，关于希特勒和纳粹的作品最为有名。《奥斯维辛》这部作品是他2005年为BBC录制的一部六集纪录片，是为纪念战胜德国纳粹60周年而制作的，制作目的是通过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前囚犯和看管进行访谈，来呈现和还原相关的历史真相。

这部系列纪录片2005年1月在英国BBC一台首次播出，同年年初又在美国播出，题目改为《奥斯维辛：纳粹国家内幕》。它的中译本《奥斯维辛：一部历史》就是从这个文本翻译过来的。

里斯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很讲究历史研究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史实的求证，以及明确写作历史的目的。

为什么要反复研究奥斯维辛发生了什么？

第一，他采取“孤证不引”的方法，也就是说，他记录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历史记录”。

第二，他认为，历史的回顾必须以揭示和再现真相为宗旨，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事实上。我们回顾历史，是要从历史中得到对我们今天有用的经验和教训。里斯在一次访谈中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桩“罪恶”，“历史学应该致力于引导人们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罪恶，还有什么比这个目的更为重要呢？倘若不能懂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罪恶，你就不能环视这个世界，思考为什么它还会再次发生。”

里斯还特别强调，他说的不只是关于奥斯维辛的故事。他说：

“我们用奥斯维辛来讲一个更大的故事，把奥斯维辛当作棱镜来认识灭绝屠杀的全过程，并对犯下这一罪恶的人们的心态有一些了解”。

第三，里斯要揭示的犯罪者心态不是少数虐待狂或变态者的心智失常，而是无数心智正常者的心灵的黑暗之地。他们不仅是社会中普通的“好人”，“好人”两个字要打引号，而且他们当中甚至不乏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社会精英们。

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比如斯坦利·米尔格伦的“对权威的服从”实验，比如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了正是“好人”如何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变成恶魔。津巴多把它称为人性中的“恶”，他对此写道：“我们曾目睹透露人性残酷面的各色症状，惊讶于善人如何轻易被环境改变，成为十分残酷的人，而且改变程度可以多么剧烈。……虽然邪恶存在于任何环境中，但我们更近距离地检视了邪恶的繁殖地——监牢和战场。它们总是成为人性的严峻考验，在这两个地方，权威、权力以及支配，彼此混杂，受到秘密的掩饰时，这股力量会让我们搁置自己的人性，并从身上夺走人类最珍视的品质，也就是关爱、仁慈、合作和爱”。

【今天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下面我们讲讲集中营的“累积式激进”，它的意思是说，集中营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而是一次次调适和改变所累积的结果；它并不是只靠一个人下达命令，而是许多下层主动的尽心尽力和推波助澜而形成的。

究竟是什么人铸就了奥斯维辛这样一所地狱？

奥斯维辛是一个被纳粹既当作监狱又当作战场的地方。集中营不同于一般的监狱。监狱是关押罪犯的地方，他们是通过正常法律程序被判罪的。而集中营不同，集中营是为政治犯或者特定种族、特定群体成员设立的拘留中心，他们被关押不需要通过法庭审判，而是按照行政或者军事命令来执行的。他们被关进这种集中营，往往是因为种族或者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因为有了什么不当的个人行为。集中营是对他们公民权利和人权的侵犯，经常只会发生在专制和极权国家，是一种国家恐怖统治的手段。里斯描述的就是纳粹极权恐怖统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这本书的目的是还原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真相：奥斯维辛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的集中营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变、发展而成的？

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从1940年开始正式运作，1945年被苏联红军解放，期间被杀害的遇难者达100万人以上，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然而，建立这个集中营的最初目的，却并不是要在那里屠杀犹太人。关押进奥斯维辛的第一批囚犯并不是犹太人，而是德国人——准确地说，是30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

奥斯维辛后来成为关押纳粹认为“有危险的”波兰人和苏联战俘的地方。纳粹用它来威吓当地人，囤积奴工，“按照最初的设想，奥斯维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国其他集中营之前暂时关押他们的场所，用纳粹的术语来说，是一座’隔离’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维辛的功能明显发生了变化，这里后来成为了只有进、没有出的人间炼狱”。

通过揭示奥斯维辛的演变过程，里斯要告诉读者的是，纳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并按部就班地要把奥斯维辛建成一个杀人魔窟的。这座现在恶名昭著的集中营，是纳粹在不断出现新问题的过程中，一次次临时调适和改变所累积的结果。它的演变成为纳粹极权统治“累积式激进”（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的一个缩影。

奥斯维辛如何演变成一所人间炼狱？

累积式激进指的是，灭绝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下达的命令，而是“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战争结束之后，那些以各种方式参与灭绝犹太人的纳粹“试图让这个世界相信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不少历史学家作出的也是这样的解释。

《奥斯维辛》这本书的目的和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用揭示“累积式激进”的过程来纠正一个历史解释的常见错误。里斯指出，“战争让一切都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集中营也不例外”。犹太人隔离区也是一样，它后来成为纳粹迫害波兰犹太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成为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先导，但是，里斯同样也指出，“它建立之初的用意并非如此。与奥斯维辛和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样，它们都朝着最初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演变”。里斯在《奥斯维辛》这本书中清楚地展现了大屠杀的“累积式激进”过程，他强调的是普通纳粹在大屠杀中积极发挥的“创造力”和“自主主张”。

【二战时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

里斯详细叙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波兰犹太人隔离区，都是为了说明，纳粹一开始并没有屠杀犹太人的计划，更不用说消灭所有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了，大屠杀本身也是一个“累积式激进”的结果。里斯指出，即使是纳粹的首脑人物——如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开始也没有大屠杀的计划。他们甚至不同意“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因为那从根本上很不德国（un-German），也不可能实现”。

但是，纳粹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从解决因为德意志人迁移而造成的住房短缺，到战时的粮食短缺，使得他们在制定应对政策时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残酷，也越来越邪恶。这种“累积式激进”是纳粹极权制度的暴力统治逻辑所无法避免的，也只有在这个制度中才会如此迅速地加剧和恶化，奥斯维辛就是纳粹制度的一个产物。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他的著作《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这本书里对集中营的存在做了本质的分析。在这本书里，他把集中营称为“收容所”。他指出，

收容所中所发生的事件超出了关于犯罪的司法概念，收容所是一个例外的空间，它被置于监狱法以及刑法的权限范围之外，是被置于正常法律秩序之外的一片领地。

收容所与这些法律无关，“达豪以及后来很快增设的其他收容所（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利希滕贝格）实际上一直在运作。……这类收容所已经在德国成为了永久现实”。在这样的地方，合法的居民“已经被剥夺了所有政治身份，并且被完全还原成赤裸生命，人类被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利和特征，以至于达到对他们做任何行为都不算是犯罪的程度”。

集中营并不是纳粹的发明，但是集中营在“累积式激进”过程中变成死亡营和灭绝营，却是史无前例的纳粹邪恶罪行。集中营的本质，是用专制法律，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名义建立的“法外之地”。它一旦启动，就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残忍、恐怖和暴力的人间地狱。

纳粹统治时期，最早的达豪集中营建于1933年3月，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到两个月，从概念上就与特雷布林卡这种在战争期间才建成的灭绝营不同。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纳粹的政治敌人，他们被视为对纳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犹太人则还不是。当时的德国民众也为此而支持建立集中营。

里斯指出，

“在所有接受我们拍摄的德国人当中，没有一个（包括当年狂热的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他们对灭绝营的存在“满怀热情”，但很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集中营的存在感到相当满意”。

他们将集中营视为一种防卫性的，正当的例外措施。正如里斯指出的那样，他们所不清楚的是这样的集中营可能多么暴力和残酷，“达豪集中营的管理制度不仅残酷无情，更能摧毁囚犯的意志”。尽管肉体虐待已经十分残酷和恐怖，“但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这是为了彻底摧毁反对纳粹人士的抵抗意志。

下集预告 

为何许多抵抗住了拷打和严刑的犹太人，最后倒在了精神折磨当中？在今天关注奥斯维辛这段历史，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