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徐贲：奥斯维辛-一段历史（下）

本期介绍 

随堂讨论

在你看来，士兵在战场上杀害平民，是服从命令的“身不由己”，还是一种个人的作恶？欢迎你将自己的看法留言至下方评论区~

节目文稿

接下来，我们讲讲集中营的“运作者”，以及他们的幽暗人性。在《奥斯维辛》这本书中，党卫军看守对犹太人的酷刑残害会让读者毛骨悚然，难以置信——人怎么能这样残害他人？除了党卫军看守外，残害者还有一种人，就是“卡波”。

集中营里囚犯之间如何相互残杀？

卡波是集中营的管理者从每个片区或者每个工作小分队中选出来的一名囚犯，担任卡波之后，他们对自己的狱友有极大的控制权。毫无疑问，权力常被滥用。他们是身为奴隶的奴隶总管，为了在主子面前表现忠心和顺从，对其他奴隶加倍地残忍，在他们身上有人性最卑鄙、无耻和凶残的表现。

如果不是因为里斯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的证据，读者一定难以想象，怎么短短的几个月间奥斯维辛就能从一个“集中营”累积激进成为一个“死亡营”，而在那里执行杀戮任务的看守们又是如何在心理上迅速适应这一剧烈转变的。《奥斯维辛》这本书中讲述得最多的是鲁道夫·霍斯，他是党卫队中的模范，也是奥斯维辛的指挥官。他本来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家里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在集中营里却如魔鬼般的冷酷和残忍。这样的人格分裂会让人觉得难以置信。里斯指出，

“最重要的或许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所谓’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集中营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发生难以置信的变化的“非人化境地”。

如果说，屠杀的决定是由极少数人，也就是希特勒和他的核心人物所做出，而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执行命令”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极少数人视为“没有人性”的恶魔和虐待狂。但是，如果杀人是许许多多普通人自己所决定的行为，虽然是因为处于某种外力的情景之中，而且事后并不后悔，那么，我们便不能轻易将这些数量众多的人们全都排除在人类群体之外，他们的问题便不是“非人性”的，而正是“人性”的了。

【二战题材电影《波斯语课》（2020）】

里斯关注的显然是人性的问题，他指出， 

“所有认为只有纳粹分子甚至只有希特勒才持有极其恶毒的反犹主义观念的人，也应当认真反思。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欧洲人是在少数疯子的强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灭绝犹太人的罪行”。

参与作恶的普通人，对他们的道德审视，需要我们超越对“人性恶”“人性善”的简单信念或者认知习惯，需要我们思考人性中的那些普遍的局限和阴暗的层面。200多年前，人性局限和阴暗已经使不少启蒙时代的思想者们忧心忡忡，也让他们把政府与人性结合在了一起。麦迪逊曾经问：“政府本身又是什么”“不正是人性的集大成者么？”在美国之父们的远见中，民主，就是要设计成对人性弱点的制约，特别是对领导滥用权力的制约。 

为什么有的好人一旦拥有权力就会穷凶极恶？

对人性的理解存在着两种极端看法：一种是“悲剧观”：它可能导致对人性的缺陷逆来顺受和无条件接受；还有一种是“乌托邦观”：它拒绝承认人性中存在恒久的弱点，也不认为对人性弱点只能遏制、不能改造。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对此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

“根据现代科学，对人性更深刻的理解表明：处理政治问题中的人性，远比上述两种极端的观点更复杂和深奥。人的头脑不是白板，没有一种人道的政治制度应该允许蔑视领导人或者重塑公民。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人性中还有一个系统，它具有递归、开放性和组合能力，来进行推理，因此人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启蒙人道主义的引擎是理性主义，它永远也不会被特定时代下人们推理中出现的缺陷和错误所击败。理性总是能够退后一步，记录缺陷，修正规则，避免下一次再犯错误”。

而这，恰恰是身处极权统治下的人们，所无法做到的。极权统治，会诱发、利用和加强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而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又在这样一种统治秩序中，极度放大了极权的“制度之恶”。不只是集中营里那些特别残暴的看守和“卡波”，而且是身处于这个制度中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带着完整的、未被残害的人性，离开这个体制环境。这个极权体制，是人类的批判理性光芒照不进去、也不被允许照进去的一片黑暗之地。

纳粹统治在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形成了一种对每个人的行为都发生“毒化影响”的环境，统治者全方位、彻底地控制这个环境，而这就是极权主义。里斯指出，

“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所谓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一点在书中的人物托伊·布拉特身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他作为死亡集中营里最坚强、最勇敢的幸存者之一，被纳粹强迫在索比堡灭绝营工作，随后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有人问他：你在集中营里学到了什么？他的回答是：人无法了解自己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

他说：“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之下变成好人或者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极权制度把人放置在两难选择中：要么害人，要么被人害。不管有没有内疚，几乎没有人会自己选择被放在“被人害”的位置上。尤其是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同情、怜悯、恻隐之心，都是奢侈而多余的，人性问题成为非常现实的“生存可能和生存需要”的问题。

【电影《冒牌上尉》（2017） 讲述二战后期德国一个逃兵集中营的囚犯偷跑出来后意外捡到一身全新的上尉服装，穿上服装后改头换面成为冒牌上尉，到最后变成穷凶极恶屠杀其他囚犯的刽子手】

1939年12月，一位17岁的德意志女孩，来自爱沙尼亚，叫伊尔玛·艾吉，和她的家人一起，被安置在波兹南的临时住所。圣诞节前夕，负责住房的纳粹官员给了她父亲几把公寓钥匙，而这套公寓就在几小时前还属于一个波兰家庭。他们全家意识到自己强占了别人的房子，事后艾吉说：“在那之前，我们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人带着这种负罪感过日子，太难了。可是，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去哪里呢？”

德意志人是这样，波兰人也是这样。为了赚钱，约瑟芬和朋友们到比克瑙的焚尸场附近“淘金”，“他们翻动土地，挖出埋在地下的人骨碎片，把这些碎片放在一个碗里，装上水以后从中找金子。约瑟芬说：“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无论自己有没有亲人死在集中营里，大家都觉得不自在，因为这些毕竟是人的骨头。没人乐意干这种事，可是贫穷逼着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波兰人扬·皮夫奇克承认他也曾在焚尸场附近搜寻贵重物品。他说：“我记得我找到一颗金牙，一枚犹太硬币，还有一个金手镯。我现在肯定不会这么干了，对不对？我不会再从人骨堆里刨东西，因为我知道干这种事的都该遭天谴。但那个时候，我们没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做。”

里斯关注的是人性，而不仅仅是德意志人的人性。这使得他叙述的故事也可以成为每个读者自己的故事。

里斯从幸存者和纳粹罪犯那里学到的是，

“人类的行为是如此易变和不可预知，常会被他们身处的环境所左右。当然，人们可以自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但对很多人来说，个人处境，是影响这些决定的关键因素”。

这样的结论可以被用来解释“人在什么特殊环境会作怎样的恶”——人在仇恨和暴力的环境下，会促成和加强许多心理因素，比如：服从威权和命令、从众和害怕、将残害对手妖魔化和非人化、对自己恶行自我辩护与合理化……这些因素会诱发出“好人作恶”的行为结果，而且极少会有例外。

极端环境里作恶的人是不受控制的吗？

最后，我们再讲讲“极权之恶和个人责任”的问题。

希特勒和纳粹在德国进行的是一种邪恶的极权统治。极权统治把人要么变成牲口，要么变成野兽，或者既是牲口又是野兽。这就是制度性的“去人性”，它逼着人变成动物，而集中营更是一个浓缩的“牲人”和“兽人”世界。“牲人”是牲口的“牲”，“兽人”是野兽的“兽”，也就是像牲口和野兽一样的人。

这个地方浓缩了阿伦特所说的“恶”——那种人不再是人，人不被当人后所产生的邪恶。阿伦特在致哲学家雅斯佩尔斯的一封信里，把“恶”简洁地定义为“把人变为多余”。1945年，随着纳粹集中营被解放，大量发生在那里的恐怖事件开始被披露，阿伦特的强烈反应是，“恶，人性之恶的恶，的问题将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基本问题”。

1942年．当有人问阿伦特对灭绝营的看法时，她说，就像打开了一道深渊，“对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我们不可能与之达成和解。任何人都不能”。

对此，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 写道，

“阿伦特感到，集中营所发生的事件是最极端的、最根本的恶的形式。’奥斯维辛’变成了集中体现这场浩劫的名词，并变成了20世纪爆发的其他恶的象征。我们还可以谈到柬埔寨、乌干达、波斯尼亚——这些名称和地点是如此不同，但所呈现的都是可怕的事件，我们将尽全力去理解这些事件，但我们不可能与之达成和解”。

也就是说，无论这样的事件如何被某些人说成具有“正当”“合理”的原因，我们都永远不能原谅和宽恕这样的事件。对这样的事件，我们必须在道义上永远关闭所谓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正当性”的大门。

20世纪之后，“恶”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神学的概念，也不只是撒旦的别名，而是现实生活中一种至今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残害性暴力。我们所遭遇到的恶，和我们对恶的认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戴尔班科（Andrew Delbanco）在《撒旦之死》这本书里就此写道：“我们的文化，在恶的可见性与可以获得的对付它的知识资源之间，已经裂开了一道鸿沟。恐怖的景象从来不曾如此广泛地散播，也从来不曾如此骇人听闻——从组织化的死亡集中营，到儿童在饥荒中饿死，而这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奥斯维辛的惨剧只是一种偶然吗？

20世纪，这个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大规模人道灾难，成百万上千万的无辜者死于非命，人性之恶造成的罪孽从未如此之多，但我们对人性之恶的反应和认知却长期停滞不前。

“恶”普遍存在于20世纪的专制和极权的制度中，大屠杀只不过是极权之恶的一个显例而已。极权之恶不只是少数虐待狂和疯子的事，而且更与众多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的普通人都有关联，对此里斯警告说：不要忽视了纳粹统治环境对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的人性改变效应，正是这种环境效应生产了无数心甘情愿跟随希特勒作恶的普通纳粹，他们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悔意。

鲁道夫·霍斯是《奥斯维辛》里的一个主要人物，也是一个对自己罪行没有悔意的纳粹分子。1946 年 4 月 7 日，美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博士在纽伦堡审判中质问鲁道夫·霍斯 ：“希姆莱向你下达所谓的‘最终解决’命令后，难道你从没想过拒绝吗？”

霍斯回答道：“没有，我们所接受的训练让我们不可能产生拒绝命令的念头，不管是什么样的命令……我想你没法理解我们的世界。服从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要求。”

霍斯和许多其他德国士兵一样，战败后想让全世界都以为他们是一群机器人，不管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永远只能机械地服从上面给他们的各种命令。而事实上，他们跟机器人有着天壤之别。 1941 年下半年和 1942 年上半年，霍斯的创造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他并不是简单地服从命令，而是积极主动地改造奥斯维辛，以便消灭更多的囚犯。

里斯对此写道：

“在这个关键时期，有类似想法和行动的并不只是霍斯一个人，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种族灭绝最终之所以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战争结束后， 霍斯和几百名纳粹同伙一样，试图让这个世界相信，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里斯在《奥斯维辛》一书里反复强调的是，纳粹的作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的事，“其实，是许多人的集体意志促成了所谓的’最终解决’”。

《奥斯维辛》是一本促使我们思考“恶”，尤其是“极权之恶”的好书。恶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由一件一件像“服从命令”这样的事情和一个一个像霍斯这样的人所作出的恶行。如果对人的残忍和残害是邪恶的本质，那么邪恶的问题就是一个把受害者不当人看待的问题。

国家之恶不是单纯的政策失误、走弯路或者“反错误”。英国哲学家斯蒂芬·德维泽对“错误”和“恶”的区别写道：“恶，以一种不同于单纯的错误行为的方式，留下的道德余毒，如果有可能清除的话，需要一种特殊的净化仪式。邪恶所唤起的恐怖、厌恶和不可理喻，表明有一种质的区别，一种将它与不法行为甚至是非常不法行为区分开来的东西”。

加拿大哲学家亚当·莫顿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说：“我们对极端邪恶的行为有一种发自肺腑的反感和厌恶。当这些行为涉及身体暴力时，这种反感是最生动的。……邪恶的行为有一种特质，在古代会让我们担心神明会派来瘟疫进行报复，而不是简单地让我们对凡人没有能力管理他们的生活而感到绝望”。

今天，我们阅读里斯的《奥斯维辛》这本书，对纳粹的极权统治感受到的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反感和厌恶。但是，只有情绪的反应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记住里斯在结束他的历史讲述时所说的话，那就是：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事情可能以新的形式在今天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他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既然已经被世人所知晓，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丑恶的事实就摆在眼前，等待每一代人重新发现它的价值。这段历史对我们、对后人将永远是一个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