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第1章《帝国版图》之三

《第一章帝国版图 》第三部分

地主所有制和地方主义的复兴

在汉帝国投入财力物力进行军事扩张的同时，对帝国统治构成真正威胁的是地主势力的逐步膨胀。在汉武帝统治期间，朝廷官员们从致力于谋得一官半职以获得财富 转化为渴望对土地长期的占有。大土地拥有者和贫困农民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 引起了社会文人的关注。儒家学派的领袖人物董仲舒谴责了秦朝实行的土地私有制，认为这使得有钱人能够乘人之危，兼并那些处于困境的农民的财产，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为了抵制这种土地兼并，他提议恢复传说中的“井田制”，这种制度把土地分成面积相同的方块。

但是，土地的地主所有制实际上根植于汉代的农业政策。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加重了农民身上的赋税，榨干了农民仅有的财物，而这种负担又因为现钱抽取人头税而加剧。当遇到丰收，谷价下跌，农民只能卖出更多的谷物获得现钱来交税；而当农业歉收，谷价高昂，农民却没有更多的粮食来出售。农民被逼无奈只好靠借贷来偿还他们的义务，从而陷入沉重的债务，最终不得不卖掉他们唯一剩下的家财——土地。

汉代国家政策中第二个破坏性的方面 与支持军事的财政有关。汉武帝下令征收财产税，责令缴税者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没收财产，如有告发者，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奖给告发者。由于商人财产税是土地税的两倍，所以商人都转而购买地产。政府官员们也想购买土地和农田，把自己任职期间所获的横财转化成持久的财富。这样，大量被政府压榨的农民不得不把他们的土地卖给商人和政府官员，由此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技术的进步也加剧了土地的集中。有足够资金的农民可以购买铁的工具和用牛拉的犁，比起那些只能依靠木制农具、肩挑手提累断腰的贫困农民来说，他们能够耕种更多的土地。后来 出现了把牛拉犁和播种器结合到一起的播种机器“耧车”，一个人单独就能够操作，这进一步拉大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生产力的差距，使得土地和财富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里。

由于土地控制权的逐渐转移，有一种惯例也悄悄被终结：在秦汉时期，地方豪强大族往往都被迁到帝国都城附近居住，尤其是皇陵附近的城镇。秦始皇和汉高祖为了削弱地方势力都这样做过。在西汉，这样的迁徙至少有6次。公元前20年，一位朝臣劝说皇帝开展第7次强制的移民政策：他说：“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

皇帝批准了这个提议，却无法顺利执行，因为豪强大族的权力已经和朝廷平分秋色。这个挫败使皇帝了解到，他已经不能再命令他的下属远离自家祖籍，前去替皇帝管理皇陵了，这是地方和朝廷之间权力平衡的一个重要标志。

朝廷政治核心衰退的另一个标志是外戚对宫廷中枢的控制力越来越大。如果一位皇帝年少崩殂，皇太后不但可以决定新皇帝的人选，而且掌握着摄政王的人选，甚至还包括太傅的人选。后两者通常都是太后的亲戚。王政君是汉成帝之母，当时成帝和连续两个继任小皇帝汉哀帝和汉平帝先后夭亡，并且无后，她就任命她的兄弟和侄儿在朝中担任了要职。她一次次为其侄儿王莽加官晋爵，王莽两次担任摄政王，并最终篡位为帝。公元9年，王莽宣称汉的气数已尽，“接受”了西汉末代小皇帝的退位。

然而，王莽建立的新朝只维系了17年。王莽终身出入宫廷，痴迷于《周礼》一书中的中央经济统制论调，狂热地致力于恢复被汉代早期诸多学者所提及的、想象中的周代制度，即所有土地由国家没收，再统一分配，同时废除奴隶和佃农。

改革遇到了强烈的抵制，仅仅三年之后，他就放弃了这个改革。由于改革招致了豪强大族的敌视和反对，当农民起义向王莽的权威发起挑战时，帝国东部平原的豪强家族势力就加入叛乱，推翻了新朝，皇族刘氏远亲中的一个后人，成为这个“复兴的”汉朝的皇帝，并在长安之东建立了新的都城，史称“东汉”。

与世隔绝的东汉（公元25年—168年）

东汉王朝的复兴表明，地方豪强大族战胜了中央朝廷，国家权力中心继而从都城向地方转移。一些基本制度，比如征兵制，以及此前为限制土地所有权过分集中而做的所有努力 都被废除。

光武帝出身地主家庭，助其崛起的也是一些地主，当这些人去世，他们的家族仍然能在其领地保有权势，而且经常能在朝廷里谋得职位。由于他们拥有长期经营的势力范围以及相当可观的财富，因此东汉的历史成了一部以地方权力为基础的血缘和集团史。

或许意义更为深远的 是都城从关中地区迁往函谷关以东的黄河冲积平原。都城从长安迁往洛阳，表明国家中心从一个利用战略位置和军事力量来统治的地区，转向一个以文化和经济生产为主导的地区。这不但意味着在西汉时期兼并土地的地主和积累财富的商人们在攫取显赫的政治地位，而且否定了秦统治区的武力传统，认可了文化和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都城的变更，是“儒家精神胜利”的地缘基础——这句话经常被人用来描绘汉代中国知识分子地位的发展。东汉历史和文学的主要著作，都在阐述新都城以及与它相关典礼的变革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他们认为，西汉旧都城仅仅是秦王朝的延续而已。史学家班固的著作在把西汉和秦朝的暴政联系起来的同时，也赞美了东汉在文化和礼仪上的胜利。

然而，西汉的秩序并没有被全盘抛弃，因为新王朝要把统治的合法性追溯到皇族刘氏的血统。这一点表现在一场该选谁 为光武帝先祖的辩论中。在光武帝统治早期，他在洛阳建立的太庙祭祀了那些从未当过皇帝也未曾被分封为藩王的祖先。这件事招致了极其激烈的抗议，认为它破坏了皇室血脉的纯正性，于是，光武帝把自家的太庙迁到了老家南阳。而在都城洛阳，他祭祀了第七代皇帝宣帝和第八代皇帝元帝，视他们为自己的生身父亲和祖父。家族血统就这样被虚构出来了。

在东汉最早的三个皇帝统治期间，中国的疆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光武帝放弃了早期对北边的进攻战略，匈奴开始实施劫掠偷袭，这引发了一次向南方的大迁徙，最终使北方大片土地荒芜，人口锐减。东汉王朝的统治者开始是把一些游牧民族安置在国境之内被弃置的土地之上，并且利用他们提供骑兵来抗击匈奴。这个政策虽然在军事上颇有成效，却加剧了向南方迁徙的移民压力。公元2年到公元140年，西北地区在籍人口下降了70%，同时，南方人口急剧上升，有些地方的人口增长率高达100%。

从汉和帝统治开始，朝廷越来越被孤立，它与帝国的边远地区及其内部都切断了关系。在边远地区，匈奴在公元1世纪80年代末被彻底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匈奴早期的对手——鲜卑，后者构成了对东汉的新威胁。鲜卑部落曾经靠打击匈奴得到大量的报酬，但对匈奴的完胜也使得他们失去了朝廷的补贴。鲜卑便开始通过武力劫掠汉人。而在西部边疆，羌族部落定居在边地以内，提供劳力，弥补了此地人民迁出的人口空缺。汉族地主和官员残忍的手段引发了公元110年的大起义。东汉朝廷这时已经不再关注边远的、未开化的西部，决定放弃四个郡以减少损失。那些不愿迁徙的边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家园、农舍被地方政府焚毁。由此，当大量心怀不满的边民加入羌人，一同反汉时，就毫不令人意外了。

东汉朝廷的部分势力一时心血来潮，掀起了局部的征讨以及短暂的军屯重建，但均时间不长。到公元168年，鄂尔多斯和长安附近地区失守。公元137年，南方也发生叛乱，但朝廷没有派遣已经不听指挥的军队去镇压，而是派政府官员去行贿地方领袖，许诺他们加官晋爵。这种方法沿用了几年，但到了公元140年，南方再次发生叛乱，杀死了郡县官员，捣毁了皇陵。

至此，朝廷不但失去了对边地人民的控制，也丧失了对边境军队的控制。在西汉和东汉第一个世纪的统治时期，朝廷总是指派将军持续镇守边地。他们的军队由罪犯、游牧部落和职业军人组成——他们和汉帝国没有任何牵连。相反，他们直接和军官建立了牢固的私人联系，这些军官支付薪水雇佣他们，而且代表了他们和帝国唯一的联系。在东汉的最后几十年里，朝廷不仅无法有效控制边地的游牧部落，对帝国军队则更是束手无策。

帝国内部的情况也不妙。朝廷由于财政困难，缺少能力，丧失了对各郡的控制。从公元2世纪初开始，朝廷命令地方官设法治理水灾和其他灾情，但都没能提供解决的方式。公元143年，官员的俸禄降低了，朝廷开始向诸侯国和贵族借钱。地方刺史逐渐成为整个管辖区半独立的统治者，由着他们自己的意愿和政治动机来募集军队。

对中央政府而言，由宦官组成的秘书机构——“内廷” 权力日益增大，它逐渐切断了中央政府和地方的联系。而朝廷的官僚机构则被与地方权势家族关系密切的人所把持，他们 成了朝廷和地方社会主要的联系。公元169年发生了一次大的党锢，大量政府官员被终身罢黜，引发了一次不成功的 摧毁宦官势力的尝试，自此官僚和内廷的分裂更大了。

面对帝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和秩序紊乱，地方的反应是抱成一团以图自保。被地方权势家族把持的地区，地主们召集手下的佃农和周边的自由农民，组建起了私人武装。在一些更加贫穷落后、没有地主的地区，整个村庄在年长者的带领下迁到山上，修建围绕村寨的坞堡。这种移民激发了后世大诗人陶渊明的灵感，以此为基础创作的故事，描写了一个隐居、平等的乌托邦——“桃花源”。

军阀和国家的解体（公元169—220年）

最终，一些地方的农民和地方知识分子开始形成宗教团体，组织武装，并拟定了千年太平的信条。其中最大的一个组织是由张角发起的，他向信徒宣传：疾病是由罪恶引起的，只有信教才能治愈。他坚信汉祚已尽，而他注定要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即所谓“黄天当立”。他把自己的追随者按照军事单位组织起来，并给以头衔。

朝廷在宫禁卫队中发现了张角的信徒，但更令人咋舌的是，公元184年传来新消息说，有16个郡发生了起义，势头横扫地方军队，攻城略地，俘虏了诸侯王。叛乱者头戴黄巾，表示向新的上帝效忠，因此称“黄巾军”。不过，朝廷在地方豪强大族私人武装的帮助下，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平定了黄巾军。此外，受到黄巾军的激发而举兵起义的其他叛军也迅速出现，最著名的是四川地区的五斗米教，它建立的道教宗派此后存在了几十年。公元188年，汉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地方自治的长官和地方实力派瓜分完毕。

公元189年，西北前线的一位将领董卓 率军驻扎到离帝国都城洛阳110多公里的地方。杀掉宦官的官僚们邀请他进入都城，董卓于是借机控制了都城，绑架了小皇帝。他感到远离自己的根据地并不安全，于是一把火把洛阳夷为平地，把小皇帝胁持到长安。公元192年，董卓在西北地区被杀，帝国解体为八个地区，小皇帝从此被一个又一个军阀胁迫。

大军阀曹操在他的一首诗里描绘了这种令人绝望的情形：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最后挟持了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20多年。虽然曹操自己未敢称帝，却实际上篡夺了皇帝的权力。公元216年，曹操宣布自己为魏王，而这个头衔原本只有汉代皇族才能袭用。但是，曹操没能像秦始皇或汉高祖一样，直接管理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大片土地被地主控制着，他不得不满足于在那些因战乱和水灾而荒无人烟的地方 建立军事基地进行屯田。

曹操征服了黄河流域，随之统一了中国北部。然而，赤壁之战成为他的一场灾难，在这场战争中他被年轻的军阀孙权打败，终结了其在长江流域建立权威的意图。公元220年，当东汉的末代皇帝终于把皇位“禅让”给曹操的儿子曹丕时，全国只剩下了三个军阀：北方的曹丕、长江下游的孙权和四川地区的刘备。他们三人各自称帝，即魏国、吴国和蜀国，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三国鼎立的时代。在这之后的三个世纪里，以往早期帝国时期作为一体而统治的中国，被分割为北方和南方两个地区，也就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注：以上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