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第1章《帝国版图》之二

《第一章帝国版图 》第二部分

秦和统一进程中的地理局限

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黄河流域——被分为函谷关以东、函谷关以西和潼关以南地区。秦国控制着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因而，秦国征服其他诸侯国完成统一，标志着关中地区战胜了关东平原和长江流域。中华帝国最初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

秦国统辖的关中地区，由黄土高原、山脉和两河流域组成了漫长边境线，在与北方、西方以及后来的东方强敌作战中，秦人培育出了强烈的尚武传统。这种传统直到汉代还被人们认可，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谚语：“关中出将，关东出相。”

的确，关东地区以其管理艺术和文学艺术的教育而著名。所有主要的哲学传统都发源于东方，这个区域始终是典籍的传播中心，也是帝国的人口聚集中心。到西汉末年，这里有六个郡的人口都超过了150万人，但是紧靠长安京畿的三个郡却只有100万人口。在十多个最大的城市中，除了古老的都城长安和成都之外，其他全都在东部。这个地区是帝国最为肥沃的农耕区，也是手工艺品的中心产区。当时十个工官就有八个在这个地域，即是明证。

虽然没有关中或关东地区那么重要，长江流域也拥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早期楚国传承下来的文化。在西周后期和战国时代，楚国虽已成为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它有着独具特色的艺术、文学和宗教信仰传统。无论这些文化的基础是什么，后来的汉帝国传承自楚文化，许多西汉王朝的审美品味，比如宫廷服饰、音乐和诗歌都来源于这种南方文化。

秦最早建立于公元前897年，起初只是周朝一个小的属地，为周王室饲养马匹。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秦的版图不断发展壮大，一直到黄河边上。因为秦远在西陲，在它的西边和南边不存在有组织的敌人，而且它还享有天然的屏障。西汉初年的贾谊评价这个地理优势说：“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

秦国直到公元前4世纪，在征服了周边的游牧民族，确保了自己在西部的地位之后，才开始在战国诸雄争霸的过程中崭露头角。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秦击败了它所有的对手。新帝国把全国分为36个郡，下设上千个县和道。通过这种方式，秦在整个中华帝国实现了对所有新征服地区的直接统治。

秦国所向披靡的军队和政权建立归功于商鞅对农业的变法。从公元前350年开始，秦国政府从法律上承认了个体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土地从此可以自由买卖。同时，由于秦国东部地区人口过度密集，政府鼓励这里的家族向人口稀疏的秦国西部地区移民，作为获得土地所有权的代价，农民要向帝国纳税和服役，尤其是服兵役。处于渭河流域的秦国腹地修筑了驰道和灌溉渠，形成了统一的土地划分，用来奖赏给有功之人，或者吸引百姓效忠政府。这种农村土地结构的改变，以及人民和土地关系的改革，为秦国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伴随着土地所有制改革的是国家被分为若干个区域，由皇帝任命的行政长官进行管理。因此，朝廷的权威在乡村地区增强了，而世袭封地所有者的影响下降了。由政府统治地方行政区域的模式是商鞅从晋国引进的，但是秦国把这个制度落实得 比他的竞争对手们更为彻底。直到统一六国之后，帝国内也不再有分封王国，而是都由皇帝任命的官员直接管辖。

同时，秦国征服了现在四川地区的蜀人和巴人，修建了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灌溉网，成都平原由此成为“天府之国”。水工郑国从公元前246年开始修建了运河——郑国渠，使陕西中部地区的碱性土地得到渭河水的灌溉。虽然这条人工运河只有约32公里长，按照后代的标准，它不能算是伟大的工程，但它的确为秦国的财力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公元前206年，秦帝国在“楚”的起义下突然倒坍，距它征服最后一个诸侯国仅仅15年，由此引发了一场辩论：一个统一的帝国是否真有超越诸侯国的可能性？秦帝国的崩溃引起了地区间重新进行权力分配的呼吁。秦的最后一位皇帝（子婴）就采纳了这个提议，他宣布自己为诸王之一，而不再是一位皇帝。然而他的王祚是短促的。一年后，起义军攻入咸阳，他迅即被叛军将领项羽杀死。

然而，项羽推崇的是东周时期的景象——恢复分封制。他自立为西楚霸王，把中华帝国其他地区分为18个小的诸侯国，松散地纳入他自己的权威之下。这些诸侯国被分封给他手下的将军，以及他想要安抚的军事对手。后者中就有刘邦，他成为“汉王”，统辖三秦之一的汉中盆地。

和项羽相反，汉高祖刘邦尽管对忠于他的地方势力做了政治上的妥协，并给予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盟友以回报，但他建立的汉帝国却继承了秦朝的大部分制度。他起初定都于洛阳，但认识到秦国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之后，立刻把都城迁到渭河南岸新修的长安城，河对面就是前朝都城咸阳。刘邦把人口更多的东部地区和南方长江流域地区划分为10个诸侯国，分封给追随他的杰出功臣，但在6年之内，高祖就谋划取缔了9个异姓诸侯王，以他自己的兄弟或儿子取而代之，从而强化了这样的信条：“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关中地区和帝国其他地区在行政管理上的差异始终存在。这一点可以从一系列的规定上体现出来：禁止马匹出关外流，以减少东部诸侯国对中央的军事威胁；任何为诸侯国服务的人员，不得再为朝廷服务；需持帝国签署的出关文书方能通关。总之，汉代早期的政治结构，在改进秦制之上，保留了关中地区对帝国其他地区的控制。

对地方势力的压制（公元前202——公元前87年）

分封同姓王依然招致了李斯曾经警告过的那些社会危机，好几个诸侯国一度准备从汉帝国脱离出来，有些甚至还威胁要与北方边境的游牧民族结盟。为了解决这些危机，汉朝第三代皇帝文帝和第四代皇帝景帝通过四个途径来削弱诸侯国势力。

首先，当诸侯王去世，他的封地必须分给其子孙，或者分给其他王室成员。于是，齐王的封地在40年的时间里被分成了六个小的诸侯国。其次，如果诸侯王死后无后，其领地就收归中央直接管辖。再次，某些诸侯王的部分土地因涉及某种罪名被朝廷削夺，之后，中央朝廷就把涉及叛乱造反的诸侯国封地进行了瓜分，不论罪名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比如，淮南王被指控谋叛时，就被处以流刑，罪名是基于他以前的一个手下在严刑拷打之下所做的供认，他在被流放的半路上自杀，封地也被朝廷没收。这种有计划的削藩导致了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镇压叛乱掀起了一股没收和瓜分诸侯王封地的浪潮，终结了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汉武帝统治期间，帝国内部处于皇帝牢固的控制之下，因此把注意力投向了帝国外部。从公元前134年到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主要致力于征讨匈奴。匈奴是控制着汉帝国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为了寻找同盟，汉武帝派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寻找和匈奴处于敌对状态的游牧民族大月氏。张骞在半途被匈奴俘获，扣留十多年，但他也因此熟悉了中亚东部诸城邦，即今天新疆地区的情况，当时这些地方居住着以中转贸易和灌溉农业为生的印欧民族。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些城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与汉帝国开始了密切的联系。

在同一个时代，由于汉代军事力量步步深入到南部、西南部、朝鲜，以及中亚的东部，汉帝国的版图空前扩大，拥有84个郡和18个诸侯国。帝国北部大多数地区免受游了牧民族的劫掠之苦，帝国向中亚东部地区的扩张，使得该地区新的农作物，比如苜蓿、石榴、葡萄，被引入汉帝国；此外，汉朝还引进了异域风格的音乐、化妆品等。为了庆祝自己的文治武功，汉武帝改革了大量的崇拜仪式。众所周知，汉代中国的泰山封fēnɡ禅shàn仪式达到了宗教仪式的顶峰。在这些仪式里，皇帝强调了他对世界的主权，向至高神宣示他的胜利，并且像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那样，追求以最高的奖赏方式——长生不老，来保有自己在世间的胜利。的确，对领土的索求和对长生不老的渴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长生不老的人存在于地球的边缘或山脉的最高处，只有世界的帝王才能把这些地方纳入自己的帝国版图。

（注：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