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导言

第一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导言

总体来说，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和“古希腊——古罗马”所处的地中海时代类似，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和其他时代明显不同。

首先，中华帝国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其辽阔的疆土及多元的族群。尽管今天所有的中国居民都可以追溯为“中国人”，但这个词汇对于前帝国时期却是不恰当的。那个时期的人，要么以“秦人”、“齐人”、“楚人”为人所知，要么就是以某个特定地域命名，比如“关内人”。公元前3世纪，秦的征伐把这些不同的人群在政治上联结起来，但是，各地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性”仍然留存了下来。这些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对于帝国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帝国正是通过把帝国中心流行的优越文化和那些地域文化之间的等级差别合法化，以此来强化帝国中心的合法化。

这个古典时代的第二项革新是发明了皇帝这个角色。皇帝不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首席大法官、最高祭司，他还是政治统治的真正体现。整个国家都以他为核心向外辐射：国家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是他的仆人，并且在他的命令下履行职守。国家就意味着皇帝及其身边的庸从；没有皇帝，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在这个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系里，任何在生活中最接近皇帝的人都能行使莫大的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为了行善还是作恶。

第三个重要变化，是统一的表意文字的广泛使用。秦国规范了此前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沟通的人群的书写方式，这个革新把帝国内所有的地区联结为一体，并建立起一个国家认可的文化典籍体系。在后来的若干个世纪里，这种共同的文化体系通过传统戏曲、大众文学以及启蒙读本等方式，开始渗透到社会低层。即便是没成为现代中国一部分的地区——如韩国、日本以及越南，都曾经通过使用这种共同的文字而分享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元素。

第四个变化，是农民和城市人口的逐步非军事化，这个趋势扭转了早期各诸侯国为了竞争而把兵役扩展到整个农民阶层的潮流。公元前31年，全民兵役制被正式废除，之后兵役多由非汉人族群承担，他们都特别擅长在前线作战。他们被从内陆调遣到帝国边陲的各个隘ài口。这种帝国内部的去qù军jūn事shì化有效地防止了地方武装挑战帝国权威的可能，但同时也导致了一种后来时常出现的情形，即外来民族征服及其对中国的统治。

最后一个变化的特征，是新出现的一个社会精英阶层——豪强大族，他们是地主阶级、商人集团和政府官员的集合体。这些豪强大族利用他们主要投资在土地上的财富，以及他们动员大量亲戚和附庸的能力，主宰了整个地方社会。在古典时代，法律和习俗要求所有家庭把祖传的土地分配给儿子们，从而防止家族的财富和势力过于庞大。因此，为了能增加自己的财富，豪强大族不得不致力于在农业之外寻找增加收入的来源，商业和借贷成为重要的职业，但最大的财富来源，当然还是在朝廷内谋得一官半职。

久而久之，地方豪强大族开始在经济上依靠为国家服务，以保持他们的地位优势。若要获得为帝国服务的机会，就必须接受正式的教育，因此家族的子子孙孙都开始勤习帝国的文学、文化。这些豪强大族既拥有地方权力，又效忠于帝国，从而成为地方社会和朝廷之间最主要的联系。

若干个世纪过去了，随着中华帝国的逐渐衰弱和败落，古典时期出现的国家社会的这五个特性经历了持续的变化。但是，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变化，以上这五个特性在中华帝国两千年历史中都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理念。这种国家与社会的理念至今仍在塑造着中华文化，影响着当代世界。

（注：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