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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26年九月，后金的建立者努尔哈赤走完了他六十八年的传奇人生。此时距离宁远之败过去了仅仅八个月，以至于一直有传闻说，努尔哈赤是在宁远城下为袁崇焕的火炮所伤，方伤重不治而亡。
不管到底是伤重而死还是寿终正寝，宁远之战中坚城火炮战术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帮大明王朝续了命。这场战役显示出，火炮将成为未来的战争之王。以坚城火炮配合御敌的战术并非是袁崇焕的创新。这份功劳要归于另一位大家熟悉的明朝将领戚继光。戚继光的抗倭威名是在嘉靖时期打出来的。随着隆庆登基开放海禁，东南倭乱瞬间平息。隆庆开关这年戚继光四十岁，正值当打之年，又有成功将一帮浙江（义乌）农民训练成“戚家军”的经验，自然是没有理由浪费人才。隆庆元年，新皇帝任命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在浙江为蓟辽军区招募训练新兵。次年更是让戚继光以都督同知的身份，总管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练兵之事。后来干脆直接让他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北京一带的长城重镇。
倭乱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属于非常态威胁，北方的威胁却是无时无刻不在。事实上明朝后期，几乎所有在其它战场上打出威名的将领，都有调往北线战场的经历。戚继光也不负皇帝的期望，多次打退蒙古骑兵的侵扰，包括驰援东北战场，协助李成梁作战。戚继光在北方战场最大的贡献在于升级长城体系。明朝沿整个长城设立了九个军镇，世称“九边重镇”。这当中最重要的便是戚继光北上所负责的蓟州镇，其防区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是不折不扣的京师门户。今人对长城的印象多来自居庸关所处的八达岭长城，以及山海相接的山海关长城，而这两处长城都是戚继光重新设计整修后的成果。
戚氏长城最大的特点，是在容易被敌军突破的紧要地带，每隔一段距离便设置一个“空心敌台”，这些敌台也成为了长城的标志性建筑。每个敌台设百总一名，人马、兵器、粮草都藏身于空心敌台内，而不是分散在城墙之上。敌台向墙外突出一丈四、五尺。下层在外凸面设开炮孔布设火炮，负责用炮火歼灭远处之敌；上层的士兵则依托箭窗、垛口射箭，歼灭进抵城下的敌军。
对于精于骑射的马上民族来说，戚氏长城几乎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险。你射出去的箭，难以伤害到躲在敌台内部的明军，守军的火炮、弓箭却可以居高临下打击你。更要命的是这些凸出墙外的敌台，彼此间的距离都不是随便设定的。简单点说，两个敌台间的距离以不超出弓箭、火炮的射程相加为限，以期在整个防御面形成交叉火力。这意味着无论从哪个点进攻，都将面临两面受敌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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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有“空心敌台”还不够，火炮的运用才是建立新型长城防线的关键。明朝是一个极为重视火器技术的王朝。朱元璋建军之初便要求按十分之一的比例设置 “铳手”。元朝时期将发射黑火药的武器统称为“铳”，铳手就是火枪、火炮手的总称。到了明朝中期，铳手的比例提升取了三成，戚继光在长城沿线布设的兵营中，铳手的比例更是提升到了惊人的五成。
此外拱卫京师的军队在明朝被称之为“京军”，朱棣起兵靖难时逐步设置“京军三大营”，包括：五军营、三千营（神枢营）和神机营。这其中最特别的便是戚继光此次担任副将的专业火器部队——神机营。神机营是朱棣远征安南（越南）后建立的，在安南这片丛林密布的土地上，朱棣夺取天下所依仗的骑兵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安南人所使用的被称之为“交铳”的火枪，其精准度和杀伤力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虽然明朝如此重视火器，中国更是黑火药的发明国，但在明末东亚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火器，技术来源却是欧洲。我们甚至可以说欧洲人所开启的大航海时代，给明末的东亚战场带来了一场军事领域的“洋务运动”。蒙古帝国在欧洲的征服，将源出宋朝的黑火药武器传播到了欧洲。对于这种来自于东方的魔法武器，长期处于混战状态的欧洲各国君主，都抱以了极大的研发热情。有一种说法“战争是科技进步的催化剂”，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最起码就军事技术来说，任何能够打破战场均势的技术都可以很快得到检验。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将欧洲人透过大航海时代登陆中国时，他们在火器技术上已经领先于中国。最先让中国人见识到西式火器威力的，是开启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公元1498年，经历长达80年的探索后，葡萄牙人终于沿非洲海岸线向南突破好望角，进入原本为阿拉伯商人所垄断的印度洋地区。15年后葡萄牙人登陆珠江口，成功的与中国人进行了第一次贸易。在谋求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过程中，葡萄牙人与严守海禁政策的明军曾发生过多次军事冲突。冲突中最让明军震憾的武器，是葡萄牙人带来的“佛郎机炮”。当时的中国人将欧洲人统称为“佛郎机人”，于是葡萄牙人带来的火炮便被命为了佛郎机铳（炮），或者干脆称之为“佛郎机”。
初战领略过佛郎炮的威力后，与之接战的广东提刑按察使，江西婺源人汪鋐迅速秘密招募葡萄牙舰队中的中国人，对佛郎机炮进行仿制。并在随后香港海域进行的“屯门海战”（1521年）、“西草湾海战”中两败葡萄牙（1522年）。如果我们要为大明军事领域的这场洋务运动找个启动者，汪鋐可以称得上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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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年也就是公元1523年，汪鋐带着西草湾海战中所缴获的佛郎机炮进京朝圣，并多次上疏嘉靖希望能够大规模推广佛郎机炮。朱元璋和朱棣为大明王朝种下的火器基因，让嘉靖和有识之士很容易意识到，这些从西洋而来的火器将有能力打破东方战场的僵局。为了能够进行这场军事改革，嘉靖甚至撤换反对者，直接让汪鋐担任兵部尚书。
佛郎机炮拥有让中国人惊叹的设计。早期无论东西方的火炮、火枪设计都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一头开口、一头堵死的圆筒形炮身，然后通过炮口依次填充黑火药及石质弹丸或者铁砂。这种类型的火炮被称之为“前膛炮”，包括当时的枪械也是如此装填，被称之为“前膛枪”或者“前装枪”。黑火药武器用前装法的话，最大的问题在于发射效率。影响效率的不仅仅是发射药和弹丸需要分别装填，还在于你得等炮管冷却后才能再次装填。佛郎机炮设计的精妙之处，是把炮管的后端做成开口状的“炮腹”，然后将火药、弹丸预先装在与炮腹尺寸适配的“子炮”（明人谓之“提铳”）中。发射时将子炮填于炮腹中，与炮身合为一体。一门佛郎机炮标配4枚子炮，这样发射的时候就可以像换弹夹一样方便，不用花费时间等待炮管冷却和装填。这意味着佛郎机炮在人类还没有将弹丸火药融为一体时，就巧妙的变身为了后膛炮。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武侠世界如此，军事世界亦如此。300多年后，同样处在王朝后期的清王朝在军事乃至整个工业领域，也展开了一场影响更为深远的洋务运动。那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举，帮助大清缔造了亚洲规模最大的舰队。然而主力舰吨位占优，总吨位相当的北洋水师，却在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技术上的重要原因便在于日军大量装备了最新型速射炮，最高射速能达到每分钟8-10发。反观北洋水师的舰炮，大多每分钟只能发射一发炮弹。人家打你十拳，你才能打人家一拳，这仗从一开始就落了下风。由西洋火器所引发的革命，并不仅仅限于火炮。同时期进入东亚战场的，还有同样源自欧洲的“火绳枪”技术。火绳枪在中国被称之为“鸟铳”，因其能够精准射击飞鸟而得名。在鸟铳技术流入中国之前，明军所使用的火枪是继承自元军的“手铳”，铜制的手铳又演化自宋军所使用的竹制“突火枪”。
不管手铳还是鸟铳，装填都跟火炮一样属于前装式。最大的区别在于点火方式，中国传统的手铳是直接点燃火药，瞄准、射击的过程几乎同步完成，技术上被称之为“火门枪”。鸟铳则是通过扣动枪机，带动预燃的火绳点燃火药池中的火药，相比让使用者手忙脚乱的火门枪，火绳枪射手可以从容的用双手瞄准。
精于“奇技淫巧”的西洋人，还把枪管做得更加细长，为火枪设计了准星、枪托等辅助部件，大大提升了射击精度和效率。看中西洋火器先进性的并不仅仅是明朝，同时期的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也不傻。只不过受限于资源，日本和朝鲜更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火绳枪的装备上。这也使得日本所出产的鸟铳，设计和制造技术要高于明朝，以至于在与倭寇多次交手后，明军开始引入经由日本改进的鸟铳列装部队。
西洋火器的引进，甚至在明朝后期引发了一场“甲胄革命”。通过各种影视剧，相信大家会明显感觉到清朝的盔甲与历朝历代都有所不同。八旗军所披挂的是表面布满铜钉，内部衬有铁片的“棉甲”。其实棉甲并非是清朝的创新，而是沿用自辽东明军。
棉甲比之铁甲的好处在于即保暖，又能大大缓冲火器的冲击力。靠着十三副盔甲起兵的努尔哈赤极为重视给军队装备盔甲，后金所生产的盔甲质量亦非常好。史书记载，明军曾经从后金军队的棉甲中抖出两斤铅子。这些铅子如果不是被缓冲在棉甲中，而是打在身体里，想想看会有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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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也好，“师夷长技以制夷”也罢，并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自己的过去。就火器而言，旧式火器或者它们的改良版依然在发挥着作用。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为戚继光所改良的“虎蹲炮”，以及辽东铁骑最喜欢使用的“三眼铳”。
每一件武器就有它的局限性。对武器改良抱有极大热情的戚继光就发现，鸟铳虽准，但毕竟是单兵武器，难以在大规模作战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明军仿制的佛郎机属于舰炮，放了城上用也可以，但用在野战就太重了。于是戚继光在旧式火炮的基础上改良发明了“虎蹲炮”，其最大的技术特点，是炮首处安装有两个铁爪固定炮位，以其形似虎蹲而得名。同时加长炮身提高射程，在炮身上加装多道铁箍，提升其耐用度。
为了便用移动，蹲炮的重量被控制在40-60斤之间。戚继光会为每营士兵（一营2700人）配备60门虎蹲炮，每门炮配置三名炮手。这个重量使得虎蹲炮甚至可以成为骑兵的标配，在快速接近敌阵后下马架炮发射，然后再以骑兵冲阵。如果说佛郎机炮属于引进型火器、虎蹲炮归类为自我升级型火器，那么三眼铳就是一件不折不扣的旧武器了。三眼铳相当于三管合一的旧式铜手铳，使用者可以在战前先将三根枪管全部装填好弹药，然后在依次点燃火门发射（现在一些农村办红白喜事时还会使用三眼铳听响）。
对于辽东铁骑固执使用三眼铳这件事，戚继光其实是颇有微词的。为此他还研发出了有曲木枪柄、有准星、有火绳，甚至五根枪管可以围绕枪柄旋转的“五雷神机”试图取代三眼铳。
然而辽东铁骑却对这种升级版的鸟铳完全不感兴趣，仍然喜欢简单粗暴的三眼铳。说到底，无论是欧洲人带来的西洋火器，还是戚继光改良过的那些新式火器，都不适用于骑兵陷阵。古代作战有“临阵不过三矢”的说法。这意思是说在骑兵发起攻击时，无论是防守的步兵还是进攻的骑兵，都只够时间放出三箭。三眼铳虽然制作粗糙，但因为都是预先装填好的弹药，所以发射起来还是很快的，而且正好符合“临阵不过三矢”的要求，以至于在当时被称之为“快枪”。其缺点是射程不够远，有效射程差不多在50米以内，精度也很差。不过骑兵在高速冲锋时，本来就没法控制精度，火器只要能够保证枪口向前就行了。想象一下整排的骑兵在高速冲向敌阵的同时，从50米开始连续发射三枪，并且每枪打出去的都是一打一片的铁砂，这种攻击力是不是远胜于弓箭？更要命的是，打完三枪之后，三眼铳还能变身成为破甲武器。为了破甲，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重骑兵都会标配有铁锤、铁鞭、铁蒺藜一类的钝器。三眼铳恰好便是一件趁手的钝器，无论对手穿得是铁甲还是棉甲，被砸一下都是非死即伤。正因为不谋求精度还要做冷兵器用，戚继光设计精妙的“五雷神机”就有点惹人嫌了，砸完之后还得找工匠修补那些复杂的设计。骑兵有三眼铳，步兵有鸟铳，野战有虎蹲炮，城防有佛郎机，这些代表性火器在明朝后期的各个战场上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以万历三大征之中的朝鲜之役为例，明军所使用的三眼铳、虎蹲炮等火器就给日军留下了非常恐怖杀伤，压倒了日军精于使用的鸟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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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大明的这场“洋务运动”，还得提一个代表性人物——徐光启。今天上海有一个著名商圈“徐家汇”，便是源出于徐光启家族。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动机，除了对财富的渴望以外，还肩负着为罗马教廷传播天主教的责任。毫不夸张的说，欧洲人的军舰、商船到哪，受命于罗马教廷的传教士便会如影随行的到来。
公元1582年，明万历十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被派往中国传教。由于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摒弃了天主教的排他性，让教义能够与儒家教义兼容，使其成为了第一位成功进入明朝宫庭的传教士。公元1600年，屡试不第的徐光启在北京遇到了利玛窦，从此便走上了一条成为“西学家”的道路，明史记载徐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三年后徐光启皈依天主教，又过了一年（1604年）徐光启终于高中进士，开始站上帝国的政治舞台。开眼看世界的学习经历，无疑对徐光启后来的仕途有着很大帮助。当时努尔哈赤的势力还不够大，大明最为关注的仍然是蒙古犯边之事。做官之后，徐光启便对皇帝提出了自己解决“北虏”问题见解。所有的建议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一条——：“今日之虏，惟军火器不宜予之耳，自此以外，凡可令类我者恣予之，皆大利也。”这意思是说，现在对于游牧者并不需要像以前那样严防死守，大可以用宽容的态度互通有无同化他们。以前那些生怕会资敌的物资（比如铁器）都不用再控制，唯一要控制的是火器不能给。换而言之，徐光启认定现在的战场已经是火器的天下。只要在这点上占据技术优势，为祸中原数千年的游牧威胁将迎刃而解。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一观点绝不能算错。历史潮流也证明了，冷兵器时代将被埋葬。在这个问题上，客观说明朝并没有犯错误。王朝开端时就带着的火器基因，加上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技术输入，使得明朝一直在王朝行将覆灭时，都在想办法升级自己的火炮战术。又一次的技术升级出现在萨尔浒惨败之后。徐光启想到了已经获准定居澳门的葡萄牙人。为了保护这片来之不易的定居地，避免也想来中国分一杯羹的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侵扰，早在1557年，葡萄牙人就已经在澳门开设铸炮工厂。能够持续不断的向中国输出来自西洋的技术，成为了葡萄牙能够这在片土地上立身四百年的根本。公元1621年，徐光启以私人出资的方式，向购买更新型的火炮，以亲自向刚继位的天启皇帝展示西式火炮的威力。这次从澳门引入明军的大炮，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红夷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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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夷大炮的原型是欧洲海军当时开始普遍使用的大型舰炮，长度为三米左右，重量在一吨以上，与大型号佛郎机炮相仿。引人注目的是，红夷大炮又摒弃了佛郎机炮的后装模式。这是因为佛郎机炮的子炮无法跟炮膛完美贴合，不能将火药燃烧形成的气体全部变成推力（简单点说就是会漏气）。
这就会严重影响佛郎机炮的射程了。相比之之下仍然沿用前装法的红夷大炮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红夷大炮与中国的旧式火炮的设计理念一样。其最大的技术改进，是将炮管铸造成了前细后宽的纺锤形，与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相适配，大大提高了弹药的射程。
这个经由数学计算带来的技术改变看起来简单，却是中国旧式火炮所不具备的。过往明军所使用的火炮中，甚至还有一种反其道而行之，口大身子小，炮管短粗的“碗口炮”。此外，红夷大炮两侧还设计有炮耳，上部安装有准星和照门，这样的话就可以调解角度，并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
能打得又快又远是最好，如果只能选择一个，欧洲人还是觉得打得远更重要。毕竟船只本身是可以移动的，要是己方的火炮射程优于对手，技术上可以做到让敌舰处在自己的射程之内，同时自己又处在对手的射程之外。红夷大炮的威力显然让皇帝和观摩者们都极为满意。此后孙承宗和袁崇焕要打造关宁防线时，便开始以红夷大炮为核心力量，包括聘请葡萄牙人训练炮手。至于毛文龙那边，则结合他敌后游击战的特点，以调拔便于移动的虎蹲炮为主。
宁远之战让明、金双方第一次见识了红夷大炮的威力。对于将红夷大炮作为城防炮的明军来说，红夷大炮射程仍是非常大的优势。调低射击角度发射出去的实心弹丸即便是落地之后，也有足的势能向前跳跃式的横冲直撞。能够在密集的敌军阵列中，穿出一条上千米之长的血胡同，用史书中的记载就是“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看起来，大明王朝似乎真的找到了一条依托西洋技术续命的道路。只是一个王朝的命运，真的就是可以靠不断买进或者模仿新技术改变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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