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澳门科技大学校长李行伟：大湾区需更多国际化人才|新京智库

近来，澳门科技大学（下称“澳科大”）这所高校频繁进入大众视野。

近日，澳科大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对2020年11月“天问一号”奔火途中遇到的一个太阳高能粒子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这是中国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搭载的火星能量粒子分析仪自发射升空后的首个科学成果。

作为中国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紧跟国家月球与行星探测步伐，积极与国内外相关单位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在行星科学与深空探测领域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工作。

“原本2021年发射的‘澳科一号’卫星计划于今年12月发射升空”，澳科大校长李行伟告诉新京智库。该卫星将用于观测南大西洋上空地球磁场异常区磁场变化的精细特征，实现地磁场中近期变化预报，获取的辐射带高能电子宽能带能谱分布等信息。当然，这颗卫星是由澳科大联合中国内地与国外科学家、工程师团队共同研发的成果。

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发布。今年是《纲要》提出的第一个成果展示年。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粤港澳三地的高校是如何参与大湾区建设、助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新京智库为此推出“粤港澳知名高校校长访谈”系列报道。澳科大作为粤港澳高校一员是如何参与其中的？新京智库就此专访了澳门科技大学校长李行伟教授。

李行伟是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IAHR）主席，是IAHR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主席，环境水力学领域的世界知名学者。曾先后在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担任过副校长职务。2021年1月，李行伟出任澳科大第四任校长。李行伟还是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

作为建校于2000年的一所年轻大学，澳科大也是有着突出的影响力和地位。澳科大如今已成为澳门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大学，也是海峡两岸暨港澳20强大学，在2021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行榜中位居第32、世界年轻大学排名第38位（2020）及32位（2021）。

积极融入大湾区发展

新京智库：印发三年多的《纲要》，你觉得对澳门、澳科大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行伟：对澳门，我感觉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对澳门迈向经济多元化是很好的推动力，因为经济适度多元化在澳门谈了很久，但效果并不是太理想。

对澳科大来说，定位由原先的立足澳门改为立足大湾区。澳科大现在有很明确的发展目标，即“积极融入大湾区发展”。澳科大策略规划2021-2025也围绕这个重心进行人才培养、科研发展的部署。澳科大可以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中最突出的是大大增加了与内地社会各界，包括政府、院校、研究机构以及产业界的合作机会。

新京智库：比如带来了什么样的机遇？

李行伟：很多。去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下称“方案”）对澳门大学和澳科大都提出了要求，即明确要高标准建设两校的产学研示范基地，构建技术创新与转化中心，以“推动合作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支点”。随后，各个领域都出现一些联盟，比如粤港澳中药联盟、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AI）联盟和粤港澳知识产权法律联盟等。大家开始走在一起，这个很重要。以前不是说没有，只是有形或无形中制度上有很多障碍，现在不一样了，这些障碍被打破了。

新京智库：就是说，《方案》对澳科大的影响更为直接？

李行伟：《方案》相当于把澳科大的定位提高了一个层次，这既是给了澳科大一个新的使命，但同时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澳科大开展了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加深及推进珠澳合作。比如，与珠海市人民医院合作共建澳科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作为教学医院；进一步加强双方科研合作，近期澳科大医学院助理教授韩守裕及澳科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骊工教授领导的一项研究发现，接种BioNTechm RNA疫苗作为加强剂的人群会产生更多针对奥密克戎的中和抗体。这项研究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旗下的《信号传导与靶向治疗》。

其次，拓展与企业的合作，包括在自动化驾驶、机器人、无人船、仿真技术等前沿技术开展更多科研项目，包括国家科技部重点项目中“下一代互联网国际研究院”李大刚助理教授的“粤港澳大湾区新一代通信与网络应用示范”项目，澳门系统工程研究所韩子天副教授的“口咽拭子核酸采样机器人”项目。

再次，重组了信息科技、纳米技术与材料科学、系统与控制、环境科学与工程等院所，整合资源，设立了创新工程学院，致力培养新时代的跨学科工程师。

最后，在产业链方面，澳科大与盈科瑞、复星医药、奇安信等企业开展了产业合作，不断拓宽澳科大的产业圈。服务链方面，澳科大在横琴新增超过2000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引进了18个创新科研平台，服务了近20家企业。

新京智库：澳门大学整体搬迁到横琴了，澳科大有无在横琴建校区计划？

李行伟：澳科大近年来都有在珠海和中山对办学进行可行性研究。我们有计划在这两个城市筹办校区。横琴的话我们目前还是以珠海澳科大研究院为主。当然，如果横琴还有机会，办学能力也够，我们也会考虑。教育也是一个产业，中国的发展还是需要更好的高等教育来培养更多人才。

培养能留在本地发展的人才

新京智库：澳科大在融入大湾区发展中已经在人才输送和培养中迈出了步子，在科研合作方面是否已有相关规划落地，或者着手落地的规划？今年3月27日成立的创新工程学院的是否算是科研合作的一个计划？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的举措？

李行伟：高校最重要的使命还是培养人才。大湾区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发展，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需要培养能留在本地发展的人才。虽然我们也通过向外引进人才，但是这些在本地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们天然的归属感以及对这个地区的了解程度，将是最适合作为打造大湾区及珠澳高水平发展的生力军。我们需要让他们在这片土地扎根发展，做出长远的贡献。比如，澳科大已经有一些毕业生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展了他们的职业和科研之路。

员工发展也非常重要。我曾在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有十多年时间作为副校长分管人事及研究发展事务。去年我到澳科大任职后，出台了几项新的扶持措施，包括增加教学、研究奖励，提供更多进修机会，推动教师学术公休假等。我们还推出了“镜海学者计划”，未来3-5年吸引100名优质人才。通过这些计划，希望能在科研创新及国际化方面进一步提升，为大湾区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储备人才库。

大家都知道自主创新很重要，而这往往需要基于常年的基础研究支持和积累。我们国家也是高度重视推动基础研究和科学事业发展，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基础研究往往被称为“blue-sky research”(即没有直接使用价值的基础科研)，与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投入和支持，训练和培养足够的优秀基础科研人才开展长期的研究，很难取得原创性成果；并且，同时还需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才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如今，广东大量投资建设大科学装置和大科学工程，这就是很好的举措。香港的基础研究做得比较好，但是应用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澳门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基础研究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比如，我们在中医药方面的研究；另外，我们成立创新工程学院，其中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希望能够培养具有扎实基础研究功底又具有应用研究能力的跨学科人才。

基础研究需要大量的数据做支撑，澳门在这方面是远远不足的。去年，由澳科大申报的澳门海岸带生态环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作为中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境外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正式获国家科技部批准建设；澳科大在国家水利部支持下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共同成立“水利部数字孪生流域重点实验室”，展开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水利研究。接下来，澳科大将大力支持这两个国家层面平台的建设，为基础研究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撑。

新京智库：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澳门大学、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澳科大都设有中医药学院。你是否担心同质化竞争？

李行伟：我们欢迎竞争的，而且我们一直都是竞争关系。其实，香港几所大学（比如香港大学、浸会大学）这么多年一直在中药学科有所建树，澳科大的中药学科历史比较长，因为澳门政府很早就提出要重点扶持中药产业的发展。所以，澳科大主要教授现代化的中药学，比如传统中药没有相关的标准，我们教学生用现代方法去研究中药。这味中药是行还是不行？了解了机制以后才能科学地解决相关中药开发、上市的问题。另外，我们也试图在中西医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这都需要雄厚的科研基础，港澳高校有各自的优势。我觉得这种你追我赶、相互学习、齐头并进的良性竞争是非常需要的。

当然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澳科大正视存在的局限，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找准定位以及自身的优势，利用好现有的教学资源，也充分利用我们已有的国际网络资源，做出澳科大的成绩和贡献。

借用现代科技用好大湾区水资源

新京智库：广东海岸线位居全国首位，海域面积是陆地面积的2.3倍，在大湾区建设背景下，这对澳科大的学科发展来说是否也有很大影响？

李行伟：对整个大湾区来讲，海洋资源的开发确实很重要。澳门以前没有海域，直到2015年12月，澳门才有了85平方公里的海域。香港一直都有。所以，澳门也需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为大湾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大湾区的建设也将为澳门带来更多机遇。

对大湾区而言，台风等气候灾害防控非常必要，“智慧水利”可以通过AI与水动力模型相结合进行快速预测，通过图像与数据分析进行有效预警，因而研究和发展“智慧水利”很有意义。比如，广东的咸潮现象，这与气候变化及极端天气有关，旱季降水及河流流量减少，导致海水倒灌。“智慧水利”可以起到监测和预警作用。

面对气候变化及极端天气各种自然灾害的挑战，人类目前更重要的还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减碳节能。生态水利也是一项重要的研究领域且应用十分广泛。我们可以通过物联网与水文学、水动力学等海洋科学相结合，基于海洋监测数据做工程建设规划、环境评估、生态预警等。

由于野外监测站点往往不足，现有的监测数据量十分稀少，整个大湾区都如此。比如，香港计划打造“明日大屿”人工岛，但可用于规划的海洋数据相对缺乏，波浪的数据资料就比其他发达国家少很多。开展“智慧水利”研究，也有助于告诉我们，应该在哪里布局监测点。这也是我前面提到建设澳门野外观测站及水利部数字孪生流域重点实验室的价值所在。

身为IAHR主席，一直以来我都致力于推动生态水利学、AI与水等交叉学科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今年6月中至7月初，我前往西班牙主持第39届IAHR世界大会，其间拜访了西班牙、葡萄牙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他们对于与澳门的合作非常感兴趣。我认为澳门，包括澳科大在与这些国家的区域合作和人才交流方面大有可为，从而能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需要更多国际化人才搭建沟通“桥梁”

新京智库：作为在澳门的香港人，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目前存在哪些挑战和难题？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李行伟：对香港而言，需要对内地有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纲要》的深入解读，应更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香港的基础科研与应用科研需要更流畅的衔接（结合），推动与内地更多高层次的合作与交流。

澳门高等教育在过去20年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如今澳门已有包括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10所高等及大专院校。但是澳门国际化程度比香港低，应与香港有更多合作，才可以更好地发挥澳门的“窗口”作用。

无论是香港提出过的，与深圳的“双城三圈”，还是珠澳以及大湾区其他城市之间的联动发展，制度创新、科技释能、人才支撑、服务提升、社会融合、基建便利始终最为重要，也是最应该关注的。

但归根到底，我认为还是需要人才，需要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引进国际化人才以及留住本地培养出来的人才。

比如，出台有针对性的人才引进政策，在适当的条件下，允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两所高校的外籍教研人员自由流动，激发、释放澳门及大湾区的科研创新能量。

新京智库：最近有一种观点说，今年以来的一个变化是，香港在国际金融领域输给了新加坡。对此你怎么看？

李行伟：老实说，新加坡是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国家，比如印度裔很多，也有其独特角色，这无需置疑。因为一些原因，短期来看，香港确实在一些领域输给了新加坡，比如，有些大型企业的总部搬去了新加坡。

但是，从长远来讲，我感觉香港如果后期保持优势，不走错路，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香港的国际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因为我们国家还需要走出去。走出去是要让世界理解中国，我们就需要一大批人——他们对发达国家熟悉，又对中国国情有很深的了解——才能做好架设沟通海内外的“桥梁”。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而且香港这几十年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是，培养了成体系的几所大学，一批本土的国际化人才。当然，现在还需要进一步引进非本土的国际化人才，怎么吸引他们来香港，并留在香港？这是需要政府认真对待的问题。

新京智库：是的，我们国家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的中后期阶段，而这个阶段的人力资本将发挥决定性作用。虽然粤港澳地区，尤其是广东的人力资本优势还是有的，但也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双一流高校相比长三角、京津冀地区都少，城市户籍人口比例低（进而影响常住人口享受的城市公共服务）。你认为这是否也给了港澳高校更多机会？粤港澳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协同机制以促进人才要素的流动，更好地发挥人才作用？

李行伟：如前面说的，人才是关键。现在全世界都在抢人才。比如，欧洲在10年前做过一次调查，发现他们需要20万名科技人才，德国、法国等国家纷纷出台各种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我们的人才培养与引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认为国际科研人才比较容易适应多元化、国际化的环境，而港澳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未来可以考虑采取新的人才引进模式，比如让海外人才一部分时间待在澳门、一部分时间待在内地（如横琴），帮助外籍人才更好地融入湾区，同时也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国情。

港澳应发挥更大的国际化作用

新京智库：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而言，珠江以西(如中山、珠海和澳门等) 城市的实力相对较弱。即将建成通车的深中通道，以及粤港澳大桥能否发挥改善这些城市现状的桥梁作用？你认为该如何更好发挥这些桥梁作用？

李行伟：珠江以西地区起步比较晚，起点比较低，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我们澳科大的定位很清楚，服务于珠澳。这些大桥的建成通车自然会有利于西岸地区的发展，深中通道建成通车后，从西岸（尤其是中山）到深圳会方便很多。我十多年前常常去广州南沙，从香港坐船去，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现在有了高铁就一个小时左右。更好更快的交通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一地经济发展的措施，但更为重要的还是配套措施和制度的完善，还是要解决好发展所遇到的深层次问题。

一个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加强珠江两岸的沟通交流，比如人才培养的交流，通过学生、教师，以及与企业一起合作来实现沟通交流。这既促进双边的相互了解，也促进双方思想的碰撞，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比如，澳科大现在就在做这些事，我们不仅与珠海市人民医院合作，也与珠海的高新技术企业合作，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个人的国际网络资源，带进更多的国际资源、人脉到大湾区来，参与到大湾区建设中来，为推动珠澳地区发展发挥澳科大，以及我个人应有的力量。

新京智库：根据《纲要》的目标，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你认为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或有哪些建议？

李行伟：相比国际一流大湾区，比如纽约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化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内地城市的国际化元素还相对低，香港和澳门在这方面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澳门具有400年东西文化交汇的历史，长久以来发挥着“窗口”作用。在明朝时期，欧洲以及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都是通过澳门进入中国。我来了澳门之后，感觉澳门介于内地与香港之间，澳门高校很了解国情，对国家政策也能进行深入解读，这对澳门高校积极参与大湾区发展，助力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很重要。

前面也谈到，这次我去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考察后发现，我对澳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和交流有很大信心。在教育、科技产业化、国际化、帮助国家“走出去”方面，澳科大都可以积极地发挥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的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一直以来都发挥着国际化带动作用。例如中医药的产业化、国际标准的制定，我们在国际上都发挥了引领的作用。在太空科学方面，我们的重点实验室作为一个桥梁，通过高层次的学术交流，让世界比较好的了解中国在航天科学方面的发展及贡献。相信日后我们可以拓展更多合作。

另外，我认为不能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就是语言。大湾区有条件配合及推动国家的发展规划，但是其作用还需进一步发挥，尤其是在国际化方面，语言是其中很重要的媒介。英语作为国际语言，我们必须掌握及利用好这门国际语言。无论是引进人才、科学研究、国际交流和合作，目前英语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缺的元素。

最后，目前新冠疫情使得大湾区建设发挥示范引领的作用未能完全显现，大湾区发展也因此陷入一定程度的停滞。港澳更应挑起担子，在国家赋予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下，把握国家所需，发挥港澳所长，对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发挥积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