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思

        

                                                               李  拙

         

        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是大爷去世十周年的祭日。倏忽之间，竟然已经过去十年了。

        回想十年之前，我尚在睢县高中读高二，十七岁的年纪。那时大爷患病正在县里住院治疗。做了一辈子教师的大爷终于可以好好地休息了，但其身体却每况愈下，饭量锐减，日渐消瘦。清晰地记着，我本是逢周末休息时便去陪一陪的，那一周却因学业繁重，竟没有过去探望。待到下一个周末我到医院，发现病床空空，我以为大爷已经康复出院了。直至到了家，我才知道与大爷已阴阳两隔，再不能得见。这让我至今都在懊悔和自责。

        大爷是民权师范毕业，在那个高中就是大学的年代，已经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了。我常听父亲说，大爷原本是立志要当作家的，他日日写，夜夜写，但之后赶上了“文革”，学校里几个好写的教师都被扣了高帽，进了牛棚。他们不幸的遭际对大爷打击甚重，于是便放弃了写作之路，回乡当起了教书先生，这一干就是一辈子。而今我的书桌上还放着大爷用过的一方砚台，砚台背面刻着大爷的名讳，应该是墨浸久远的缘故，砚台早已失去了本色，通体发黑，留了许多划痕，还缺失了一边棱角。每次我浇上墨，拿起毛笔临帖摹字，眼前总会映出大爷年轻时挥毫泼墨的影像。

        大爷写得一手好字，这我是见过的。自从大爷回家教书便成了村里的写手，红白喜丧，需要门联、记录的都会请大爷执笔。写出的字一笔一划，一丝不苟，锋毫隽永，力透纸背。记忆中，大爷从不大声说话，话音浑厚，时常穿着老式的中山装，走路也从不疾步，温文尔雅，俨然是个文人相。只因一辈子教书的缘故，板书过重，落下了肩病，肩膀一高一低， 

        因为有文化，在村中，大爷极受尊重，在族里，威望也甚高。大爷是家中的主心骨，许多族中事情都需要他来操心。父亲常说，自从爷爷去世，他们姊妹兄弟七人，大爷操持最多，从未生有嫌隙。对于小辈，大爷更是关爱备至。于我，有一个细节至今难忘，我在大爷家吃扁食，那时我尚小，大爷便教我擀面皮，说了什么已经记忆不清，但画面依然清晰。我擀着面皮，手小握不住擀面杖，大爷不急不躁地等着，擀好一片便包一片，充满了耐心。待我上初中时，大爷已经退休，又拿出钱来为我买了自行车，以便宜我上学。在学习上，我的脑子本来就笨，转不开弯路，常常是学得很辛苦。大爷便对我更多了些关注，叮嘱我学习不可贪多，要慢慢学。上了高中，大爷还时常说我，慢慢学，不要急功近利，学习是长久的事。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如今的学习观的基础吧。而今我也做了教师，看着那些小娃娃因学习不好被大人批评重了，便不由得生出怜悯，心疼不已。

        大爷去世时很安详。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寿限将近，便要家人接他回家，大爷说：“接我回去吧，我不能死在医院里。”回家的晚上，吃了些饭，便问我大哥一些家里的事儿。“棒子掰完了吧？”“棒子秸砍了吗？”“麦种上了没有？” “正伟这个星期天该回来了吧”……

        “孩儿们都很好。”大哥一一回答了是，说“家里都忙完了，恁就别再操心了，该干的俺兄弟几个就干了。”

        那时大哥家的二女儿还没出生，大哥本打算待出生了知道了男女再让大爷取名儿的。可终究还是没有等到，而今二女儿已经上一年级了。这些都是后来大娘和大哥跟我说起的。

        大爷的去世让我第一次意识到生与死的人生命题。那时十七岁的我便深深地陷入了生与死的思考，何为生何为死、人死了又去了哪里的问题紧紧地缠着我的脑子。于是翻了许多书，看了许多故事，可是从中得到的答案又让我陷入另一种困惑，以至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后来选择学文，课下又去了解宗教、风水、易经、阴阳等等，可终究也没能让我心安。再后来，我努力说服自己相信鬼魂的存在，即使我不相信有天堂，有鬼魂在人间也是好的，至少，人死了有个去处，活着的人好去寻找。

        那人没了，又给活着的人留下了什么呢？一份家业或者名誉？我想都不是吧，而今天我得到了答案。在这个祭日里，得知消息的邻里不约而来献上供品，上了年岁的姑姑们相携入门，表兄弟姊妹已是儿孙满堂，小辈儿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常年在外的也都回了来，这些散开了的血源又汇聚在一起，为了去世的人。我想这就是故去的人为我们留下的最为珍贵的吧。是他们的离去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意识到，有亲人在世，无论相距多远的路，我们都要返回到原点，坐下来，拉拉手，说说话。是故去的人告诉我们，说不定这次一别就成了永远，要珍惜。

       也许我们的祖先也早有此愿，这才创下了婚丧嫁娶、三年祭、十年祭等等各式的礼仪。意义不在形式，是让我们有团聚的机会，扎下自己的根，留给我们回归家族的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