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下乡务农的历练（认知“前旗插队落户”的偏远）——翟慎作

回首过去的四十五年，虽然每个知青的经历、命运各不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别，但“上山下乡”无疑是这一代人走进社会的同一个入口，人生起步就与蹉跎和坎坷相逢，是我们知青族独享的专利，更是“苦其心志”的历练机会。至今大家都引以为荣的是决定报名退户口的时候，根本得不到任何承诺，无法展望未来怎样， 完全靠年轻人的热情和勇气，认定了早下乡有觉悟、当农民也光荣。由于我们勇敢地面对了，才有了涵养激情、砥砺锋芒的机会，有了经受挫折、培育坚韧的境遇，有了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写实。

认知“前旗插队落户”的偏远

我是老三届中应该1968年毕业的高中生，刚开始期末考试就停课搞“文革”了，俗称老高一。当时面对政策“一刀切”。既然别无选择，索性也不谋求去兵团、农场，直接下乡当“老插”做个彻底革命派。我们五个同学及弟妹共十一人，自由结合攒了一个集体户，兴致勃勃地报名去义勒力特胜利屯插队。

凭着一股“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冲动，顾不上翻开地图查清要去插队的科右前旗具体所在、坐火车抵达需要多长时间、是山区还是平原、蒙汉杂居有何不同等等，觉得既然决定要走，就应表现的有气魄， 远走高飞、义无反顾。尽管已从同学来信中得知那里离家很远、春秋很凉、冬季很长、半农半牧、够吃够用、贫下中农特别淳朴等等一些大致的信息，给我们“离乡背井”增强了信心，临到真要动身时，仍然感觉思想准备不足。

记得我们是乘1969 年5 月10 日知青专列启程的。挺过撕心裂肺的东站告别之后，随着节奏单调的车轮声，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开始思考如何面对远离家乡、自食其力的崭新生活。出山海关了、过大虎山了、天一黑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了，听不见熟睡的鼾声、也听不见小青年之间常有的说笑声，却频频有人解开行囊添加衣服，待到次日上午到达乌兰浩特时，许多人都已套上厚绒裤、身披制式棉服了。简单的欢迎仪式过后，我们就乘卡车直奔城北50 里外的生产队了。

车爬到北山坡顶时，由远及近的成吉思汗庙已清晰可见，白墙绿顶很别致，但残破不堪难言壮观。举目北眺，一个不大的村落杂乱散布在不远的路边，房与房之间都有个矮墙隔出来的院子，宽宽的墙上覆着厚厚的泥，房顶微微拱起像个晾台。宽大的窗户糊着白纸，个别有在中间镶块玻璃的，后来才得知这是近郊的“八里八” 。乡间的民房全是这样石垒泥垛，周边的农田和远处的山坡拼接成一片茫茫的土黄色、偶见田垄间被牛羊啃剩的秸秆还是黄的，五月近半竟看不见一抹绿色，一股凄凄的荒凉感油然而生。

颠簸不平的道路蜿蜒伸展到一座很高的山前消失了，车开得不快，让大家得以细细观望沿途的景象。道之所以颠是因为清晰可见开凿的石茬，路之所以缓是因为坡到山顶前即被劈开一道豁口，只走了一小段平路就开始走下坡了。我有幸坐到驾驶室陪伴开车的师傅，车到最高处时往下一看：仅有60多度的陡坡急剧右转、险峻异常；两边布满施工清理出的乱石，狰狞可怕。我惊得失声叫起来，脱口提醒司机千万千万要小心，没想到师傅一脚踩住了刹车，恼怒地呵斥道：“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命比你们值钱，轮不到你操心！”我自知理亏，连连道歉不再作声，见他挂上慢档、屏住呼吸、左顾右盼地慢慢往下溜，提心吊胆地下了这个险峻的陡坡。前面全是平缓的土石公路了，车上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司机似乎意识到有些失态，笑着告诉说：“刚过来的是巴公府大坝，将来你们有事上街（去乌市）要想不绕远必走此路，上坡费劲下坡险，一定要加倍小心。”虽然远处仍是连绵不断的群山， 但疾行约三十里之后终于平安进村了。

从开车时挥泪告别到进屋后上炕吃饭，三天的路程走下来，感觉一直在爬坡，大山小岭没少过，站在停车的空场上环顾四周，或高或低都是山，视野中的庄稼地，起起伏伏，成群的牛羊翻个坡就全不见了。胜利屯蒙古族居多，以前叫小羊场子，这里确实地广人稀，站在山梁子上也很难看到有相邻的村庄。听说再往北走不远就到中蒙边境了，张学良曾屯垦戍边；“九一八”前日本鬼子寻衅；苏联红军进东北；反修时中苏对峙大兵压境的往事都发生在那一带。老百姓走亲访友、找活儿干也必须去公安部门开边防证。

呼呼的山风迎面吹来时仍裹挟着阵阵寒意，早听传说这里风高、每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似乎已经立夏了，竟还是这般模样。难怪下乡没几天，个个都变成了红脸颊。千里迢迢来这么生疏、偏远的地方插队落户，与其称作下乡，不如说来到东北边陲更加贴切。心中隐隐平添了几分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