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4：当“意见”不中听时，就变成了“诽谤”

知识点1 

00:03:43

托洛茨基在《被出卖的革命》一书里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权力转移给国家只是在法律上改变了工人的地位。”用这句话来套历史，能套准很多问题。比如诽谤罪为什么会有割舌头的特殊待遇。

诽谤原本一点儿都不可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政治制度的变迁，诽谤就变得越来越可恨了。

“诽谤”原本是个中性词，就是“提意见”的意思，不少典籍里都说过舜或者禹的上古圣王时代里广开言路，设置所谓“登闻之鼓”和“诽谤之木”，都是群众直接向统治者反映意见。“诽谤之木”原本只是个一人高的木棍上插着一块木牌子，可以让人写意见；后来，也许是统治者越来越重视大家的意见，把这东西越做越大、越做越高，最后就做成了一根两三丈高的石头柱子，上边横着一个云朵一样的精美石雕——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华表，现在的天安门广场上就有。

当“意见”变得越来越不中听的时候，“意见”就变成了“诽谤”；当统治者的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人民群众提意见的权利就越来越小，提意见的风险就越来越高，“服从”就越来越变成人民的天职。当人们痛心疾首于一个遍地虚伪的社会时，他们应该想想，有几个人天生就是虚伪的呢，有几个人愿意成天口是心非地过日子呢，还不都是被环境逼的？更有甚者，当他们不再明显地感到这种环境逼迫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有可能成为制造虚伪的帮凶。

越是天下一统、思想一统的时代，人们就越是习惯“真理只有一个”，也越是想当然地认定这个真理掌握在权力者的手中，也扎根在自己的心中。于是，当“另一种声音”出现的时候，甚至在权力者还没有下手剿灭之前，人民群众便已经怒不可遏了。耶稣基督不就是这么死的吗？当“真理只有一个”，并且这真理掌握在我们手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异见只会成为“诽谤”，而审判乃至杀戮一个“诽谤者”，难道不是正义的吗？

“诽谤者”虽然不一定死在火刑柱上，但人民群众心头那“正义火苗”的威力绝不比火刑柱更小。

一个虚伪的社会也许会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在上下互动之间，虚伪会愈演愈烈，人与人之间也会越发变得彼此相像。

知识点2

00:07:28

让我们再把焦点放到颜异身上，《汉书》里说官员们从颜异案件中受到了不小的触动，从此，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很快就流行起来。

有人可能会继续问：“颜异到底是个朝廷大员，判他死罪如果在《春秋》里边找不到一点儿依据的话，这也说不过去吧？”

这依据要找还真能找到，而且，还是“春秋大义”当中重中之重的一条：“君亲无将”，出处就是《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

事情还是前文提到的庆父和季友的那次政治斗争，《公羊传》分析说：

“《春秋经》是把叔牙当作弑君凶手来写的，可叔牙根本就没有弑君，他心里有这个弑君的念头罢了。那么，为什么把他也当作弑君凶手呢？原因在于，对于君主和父亲，就连心里有个小小的叛逆的念头都不行，谁要是动了这种念头那就该杀。”

我们得记住《公羊传》原文里这极其重要的八字方针：“君亲无将，将而诛焉。”

这里的“君亲”指的就是“天地君亲师”里的“君亲”，也就是国君和父亲。《公羊传》严厉指出：无论对父亲也好，对国君也好，动一点点反叛的念头都是该杀的！

知识点3

00:17:40

1900年，蔡元培的《上皇帝书》写道：“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诸侯者，官者，皆总办所自辟之分办也。”这是现代意义，或者说“理想意义”上的赵家村，其中只有村民，没有奴隶。而与蔡元培同时代的陈天华则惊讶地发现近邻日本居然已经变成这个理想模样。

他在《警世钟》里叙述日俄战争，说：“日本的国民，现在力逼政府和俄国开战，那国民说道：就是战了不胜，日本人都死了，也留得一个大日本的国魂在世；不然，这时候不战，中国亡了，日本也要亡的。早迟总是一死，不如在今日死了。政府又说没有军饷，和俄国开不得战。日本人民皆愿身自当兵，不领粮饷。战书既下，全国召了一个大会，说国是一定要亡的，但要做如何亡法好；人人战死，不留一个，那就是一个好法子了。所以日本预存这个心，极危险的事毫不在意。俄人把守旅顺口、九连城一带如铁桶一般，都被日本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