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战斗在太行山上03

1942年2月，整风运动开始。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的影响，从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权威地位，以加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巩固。作为太行抗日根据地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在整风运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的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5月开始的。邓小平相继担任中共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了边区的整风运动。1943年11月10日，他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他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党的历史教训，指出：“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还有另一个方面的教训，“就是我党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9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

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9年是很幸福的”。邓小平在报告中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邓小平的这一认识与当时许多中共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1943年7月8日，王稼祥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邓小平是继王稼祥等之后较早提出和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中共领导人，在帮助全党认识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的讲话，直接指导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的整风运动深入健康地发展起来。各级党组织向党内外抓紧宣传毛泽东思想，并以此作为整风运动的首要任务。一时间，在冀鲁豫边区的党员干部中掀起了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在领导整风运动中，邓小平和北方局还同时进行了审查干部工作。

审查干部是中共中央在1943年8月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后开展起来的。在此之前，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向陕甘宁及各个抗日根据地派遣了一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在各根据地中有必要开展除奸反特斗争。但由于对敌后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特别是受到康生在延安掀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大搞逼供信错误做法的影响，审查干部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针对审查干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邓小平及时加以纠正。他多次和北方局召开有关领导干部会议，弄清情况，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审查干部工作九条方针的精神，反对“左”的错误。他在《正确的展开除奸反特务斗争》一文中指出，逼供信的做法不利于群众的反奸热情，不利于争取更多的人，更为危险的是，“容易为反革命分子利用”，“稍一不慎，就会上特务的大当，造成内部的不安和恐慌”。他特别注意领导干部的“左”，指出：首先领导同志头脑要清醒，要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克服主观主义。针对冀鲁豫边区的“湖西肃托事件”，邓小平指出：这一事件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相信和依靠大多数，警惕个人野心家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钻营进行的暗害活动。对于人的处理我们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要严禁逼供信。

邓小平的这些忠告，很快地被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各级领导所接受，从而制止了扩大化的进一步蔓延。对于扩大化造成的错误，也进行了甄别。由于邓小平和北方局在整风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纠正和反对“左”的做法，因而到1945年春，历时二年之久的晋冀鲁豫边区的整风工作顺利结束。经过整风，全区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党性，巩固了团结，推动了大生产运动、拥政爱民、减租减息等各项任务的顺利进行。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在党中央安排下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10月，中共中央决定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师部合并，由邓小平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39岁的邓小平担负起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和一二九师三副重担，独立主持党政军的全面工作。这期间，邓小平除了领导对敌斗争、大生产运动、整风和审查干部、救灾等项工作之外，还为毛泽东提供了“内容极好”的材料。

为了进一步了解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为中央制定方针、政策提供准确的事实依据，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致电各抗日根据地负责人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等，请他们调查十项问题。这十项问题主要包括：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和“三三制”的推行是否产生了“左”的现象？减租工作的偏向是否存在？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抚两项工作是否有进步，缺点是什么？今后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的可能性如何？中央对城市工作的指示实现的可能性如何？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是否可以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至二十而不影响财政支出？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安排计划、互助组织和合作社的态度如何？等等。毛泽东要求用当地材料“请作一次或分几次答复（每项不必太祥，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

邓小平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着手搜集材料，进行了研究整理，于8月24日回电答复毛泽东的提问。邓小平的报告仅5000字，但言简意赅，内容充实，毫不回避矛盾，也不掩饰错误和问题。它既是一份情况汇报，更是一份研究政策的报告。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答复后，十分满意，立即指示转发各根据地参考。他并于12月25日复电邓小平：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以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邓小平的报告，对毛泽东制定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毛泽东以邓小平及各根据地反映上来的情况为依据，在这一时期对陕甘宁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