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六编两第三十三章——元祐以下之一（3）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三十三章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元祐以下之一、熙宁新党与南人（3）（2021-4-13 周二）


南北两方文风盛衰之比较，后面即反映出南北两方经济状况之荣枯。
司马光谓：“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wéi]诗赋、论策。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盖文学、政事必待于师友风尚之观摩，社会声气之染习。大抵当时北方社会，经济日趋枯竭，故士人不能游学京师。南方经济较优，故游学者盛。当时如晏殊、范仲淹以及欧阳修辈，皆以南人居京朝，为[wéi]名士之领袖，风气之前导也。

因此当时南人，颇有北方人政治上待遇较优，南方人经济上负担较重之感。
李觏（gòu）《长江赋》谓：“国家重西北而轻东南。彼之官也特举，此之官也累资。敛于此则莫知其竭，输于彼则惟恐不支。官以资则庸人并进，敛之竭则民业多隳[huī]。为[wéi]贪为[wéi]暴，为[wéi]寒为[wéi]饥。如是而不为[wéi]盗贼，臣不知其所归。”此乃一种极激昂之不平鸣也。

而在北人眼中，则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扩，似乎大非国家前途之福。
宋人笔记谓：“治平【英宗。】中，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用南人，专务变更，自此天下多事。’”此说本不可信，然在此故事中，却充分表现出北人讨厌南人当权用事之心理。

以中国疆域之广大，南北两方因地形、气侯、物产等等之差异，影响及于社会之风习，以及人民之性情，双方骤然接触，不免于思想态度及言论风格上，均有不同，易生牴牾。
神宗相陈旭，【升之。】问司马光：“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曾公亮、陈旭。】二参政皆楚人，【王安石，唐介。】必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此说不知确否，然必当时北人有以此论南人者。】又司马光与吕惠卿在讲筵[yán]，因论变法事，至于上前纷挐（rú）。上曰：“相与论是非，何至乃尔？”既罢讲，君实【光。】气貌愈温粹，而吉甫【惠卿。】怒气拂膺，移时尚不能言。人言：“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子，怎生厮合得著！”

所以王安石新政，似乎有些处是代表着当时南方智识分子一种开新与激进的气味，而司马光则似乎有些处是代表着当时北方智识分子一种传统与稳健的态度。【刘挚谓：“今天下有喜于敢为[wéi]，有乐于无事。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畏义者以进取为[wéi]可耻，嗜利者以守道为[wéi]无能。此风浸盛，汉、唐党祸必成。”挚对神宗，自言：“臣东北人，不识安石。”其言正足代表当时两派之态度也。】除却人事偶然方面，似乎新旧党争，实在是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在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之转动上，为[wéi]一种应有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