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1：任务-研究日本-1

在美国曾全力以赴交战过的敌人当中，日本最令人费解。这个强大对手的行为模式和思维习惯都与我们迥然不同，以至于我们在作战时不得不多加小心。我们目前的处境就像1905年的沙俄，面对的对手全副武装、训练有素，同时完全游离于西方文化传统之外。有些战争套路在西方看来如同人性一样自然而然，对日本却并不适用。这一点使得这场太平洋战争的困难之处不仅在于多个海岛登陆战，也不仅在于棘手的后勤保障，更关键的是了解敌人的天性。只有知己知彼，方能保证胜利。

想了解日本，难度非常大。在日本锁国政策废除后的七十五年中，比起其他民族，日本人更经常被人们用“但是，又……”这样令人困惑的句式加以描述。譬如说，当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描述其他民族“特别礼貌”时，不太可能再加上一句“但同时又很傲慢、专横”。当他说有些民族的行为非常死板时，不会补充道：“他们又特别适应激烈的创新。”当他说一个民族特别恭顺时，不会同时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或者说他们忠诚、宽厚时，不会同时声称他们“但是又叛逆、狡诈”。当他说他们生性勇敢，不会再去详述他们是如何胆小。当他指出他们总是基于他人的意见行事，不会接着告诉你他们同时具有真诚的良知。当他描述军队里机器人一样的纪律时，不会接着描述士兵们如何不服管教，甚至作乱犯上。当他描述一个民族如何富有激情地效仿西方，不会同时又渲染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他如果写一本书，讲述一个民族是如何崇尚唯美主义、如何尊敬演员和艺术家、如何热衷于菊花栽培艺术，他不会同时写这个民族如何崇尚刀剑和给予武士们最高威望。

然而正是所有这些矛盾之处构成了描写日本的基础。这些矛盾是真实存在的。菊与刀都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他们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即便他们犯了错未被人发现，依然会有罪恶感。他们的士兵接受过全面的训练，但依然桀骜不驯。

既然美国迫切需要了解日本，自然不能对这些显著的矛盾视而不见。危机接二连三地出现。日本人下一步会怎么做？能不能不攻打日本本土从而使之投降？应该直接轰炸天皇的皇宫吗？从日军俘虏身上能得到什么？应该如何向日军和本土民众宣传，才能拯救更多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顽抗的决心？哪怕在最了解日本人的专家中间也对这些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当和平到来后，日本人会不会一直依赖军事管制维持社会秩序？我们的军队需要准备好去和那些驻扎深山的疯狂顽抗分子作战吗？是否只有当日本也发生一次像法国大革命或者俄国革命这样的大革命，才能使世界和平成为可能？可谁来领导这样的革命？除此之外，难道只能铲除日本民族了吗？每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定都不一样。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研究日本。运用文化人类学家所掌握的一切技能，来弄明白日本民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同年初夏正是我们对日本展开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本土的民众纷纷表示相信美日两国的战争还将持续三年抑或十年甚至更久。但日本的民众则表示，战争可能会持续一百年。他们说美国人确实在当地打了一些小胜仗，但是新几内亚岛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岛还有几千英里远呢。日本的公报几乎从未承认自己的海军打过败仗，而日本民众也始终认为自己才是赢家。

但是进入六月之后，形势开始有了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指挥部在过去两年半中对欧洲战场的优先重视已见到成效，与德国之战很快就会收尾。在太平洋，美国的军队登陆了塞班岛，此举预告了日本将最终败亡。自那以后，美国的士兵们将和日本军队不断地短兵相接。从以往在新几内亚岛、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岛、塔拉瓦、比亚克等地的交锋中，美国人清楚地知道，自己面临的敌人有多么强大。

因此在1944年6月能否回答这一系列关于日本的问题变得十分关键。无论对于军事还是外交，对于上级制定政策，还是对于去日本的前线散发传单，每一个相关的真知灼见都很珍贵。关于日本全力以赴发动的这场战争，我们需要知道的不仅仅是东京指挥部的目标和动机，也不仅仅是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经济和军事统计数据。我们还必须知道日本政府是如何依赖民众的。我们必须试着去理解日本人的情感和思维习惯，以及这些习惯的模式。我们必须知道他们行动和观念背后的制约力。我们必须把美国人行事的前提搁置在一边，并且千万不要草率地以为在相同处境中，日本人就会和美国人一样反应。

我的任务很艰巨。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一味地谴责对方的确很容易，但要通过敌人的眼睛来了解他们如何看待生活，则困难得多了。但我们又不得不这么做。问题是日本人究竟会怎么做，而不是美国人如果在他们的处境中会怎么做。我试图把日本在战争中的各种行为当作了解他们的素材，而非障碍。我必须看他们究竟是怎么打仗的，并且把这些现象当作一个文化问题，而非军事问题来研究。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日本人都以其固有的模式来行事。他们处理战争的方式，能为我们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带来什么特别启示吗？从他们的领导鼓舞士气、坚定军队信心、鞭策士兵冲锋陷阵的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利用的所谓力量是什么。我必须从日本人作战的细节中一步步揭开他们的真实面貌。

但是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的事实对我的研究非常不利。因为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手段：实地研究。我不能去日本，不能住在日本人家里体会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紧张和压力，不能用我自己的眼睛来判断什么是关键点，什么不是。我不能观察他们做出决定的复杂过程。我不能看他们的孩子是如何被抚养成人的。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曾对一个日本村庄做过实地研究，并撰写了《须惠村》（Suye Mura）。他的研究十分宝贵，但是，我们在1944年所面临的问题却并未在该书中被提及。

尽管困难重重，我依然相信某些方法和假设可以为文化人类学家所用。至少依然可以利用人类学家最倚重的方法：和研究对象当面接触。在美国生活着很多从小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去询问他们亲身经历的事件，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事件的，并用他们的描述来填补我们知识中的空缺。在我看来，这些缺失的内容对于人类学家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至关重要。研究日本的其他社会学家通常利用文献资料，分析历史事件和统计数据，追踪日本人书面和口头政治宣传的演变。但我相信他们想要寻求的答案，不少都体现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观中，所以想要得到满意的答案，更应该去研究那些真正在那个文化中生活过的人。

这并不是说我没有阅读文献，或者我不感激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学者的贡献。大量论述日本的文献和在日本居住过的优秀西方观察家都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是去亚马孙上游或者新几内亚岛高地研究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们所无法提供的——那些部落没有文字，无法通过书面记载资料来展露自己。西方学者对它们的论述也是浮光掠影，缺乏可信度。没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少了先驱学者们的帮助，实地工作者们必须靠自己去发掘当地人的经济生活组织形式、社会等级制度和宗教生活的最高信仰。我研究日本时继承了许多人的成果。譬如，古文物研究的论文中收录了对各种生活细节的描述，来自欧美的男男女女们记录下了他们在日本有趣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了十分精彩的自我剖析的文章。不同于其他东方民族，日本人有强烈的描述自我的冲动。他们既写生活琐事，也写他们向全世界扩张的计划，坦率得令人吃惊。当然他们并没有和盘托出，没人真的会这么做。一个描写日本的日本人总会遗漏一些很关键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对他来说太过熟悉，简直像空气一样容易被忽视。同理，如果让美国人写美国也是一样的。但无论如何，日本人非常热衷于表露自己。

我在阅读文献时，也留意到了某些过去一直无法理解的东西，这和达尔文在创建物种起源理论时的情况一样。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日本议会发言中并存却矛盾的观点？他们为什么会猛烈抨击那些微不足道的失误，却包容和接受那些荒诞可耻的行径？我一边读，一边不断地提出疑问：这个场景到底哪儿不对劲？我们如何才能理解它？

我也看了一些日本人担任编剧或导演的电影——政治宣传片、历史片、东京当代生活片和农村生活片。我后来也和日本人一起回顾了这些电影。这些日本人过去曾在日本看过其中的一些片子，但他们看待男主角、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的视角却和我迥异。当我困惑不解时，他们却觉得一切都很正常。电影中的一些情节和动机在我看来难以理解，但如果从电影构思手法的角度来看，倒也解释得通。正如同小说，它们对我的意义和对那些在日本长大的读者的意义显然是不同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动辄为日本的传统风俗辩护，而另一些人则憎恶日本的一切。很难说我从哪类人身上学到了更多。但无论是欣然接受，或是痛加排斥，他们所描述的日本日常生活景象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