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就其位-2

在日本，情况却很不一样。直到19世纪中期，只有一些贵族和武士家庭被允许使用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制度的根本，若没有姓氏或者与之相应的事物，宗族组织就没法发展。在某些宗族中，与姓氏相应的是保留族谱。但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才有族谱。即便是那种族谱，也和美国革命妇女会的做法一样，只是从目前在世的人往回追溯，而不是从始祖开始把每一个后代都记录下来。这两种方式很不一样。此外，日本是一个封建国家。人们对一个封建君主效忠，而不是对一大群亲属。君主是当地的领主，完全不同于那些对当地来说永远是外人的临时官员。在日本重要的是弄清一个人是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关系纽带。

另一种使宗族制度化的方法是在神社或圣地祭拜远祖或者祭神。尽管没有姓氏或族谱，日本的普通百姓也一样可以参与这类活动。但日本并没有对远祖的狂热崇拜。在百姓们参与祭祀的神社里，所有村民们无须证明源自同一个祖先，就可以聚在一起祭祀。他们被称为祭神的“孩子”。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他们居住在祭神的封地上。村民和村民之间当然也是相互有联系的，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村民们定居某地代代繁衍，但他们并不是源自同一祖先的紧密宗族团体。

在日本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对祖先的崇拜主要表现为在客厅里设一个神龛，只供奉六七个最近逝去的亲属灵牌。这些灵牌就像是小小的墓碑模型。人们每天供奉食品，以此祭祀父母、祖父母及若干近亲，表达对他们的恭敬和思念。在墓地中，墓碑上曾祖父母的名字也不再被加深描绘，任其逐渐淡化，而三代以前的墓地主人的身份则很快会被遗忘。日本的家庭关系和西方一样淡薄，也许与法国的家庭模式最为接近。

因此，日本的孝道主要还是局限在当面接触的家庭中，充其量只包括父亲、父亲的父亲、他们的弟兄及其后代。孝道即意味着每个人根据自己在团体中的辈分、性别和年龄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如果是人员众多的豪门望族，家庭会分成不同的支系，次子及更年幼的儿子会另立门户，成为家庭的分支。在这个有限的、当面接触的群体中，那些“各就其位”的规则非常周全细密。首先，对长者必须俯首帖耳，直到他们正式隐退。即便在今天，一名男性迈入中年，自己的儿子也已成年，但只要他的父亲没有隐退，他就不能未经父亲允许随意做什么事。即使子女已经三四十岁了，父母依然可以包办或者拆散他们的婚姻。父亲作为一个家庭的男性之长，吃饭时第一个被侍奉上菜，家庭沐浴时第一个入池，全家人向他深鞠躬行礼，他只需点头受礼。日本有一则流行的谜语，可以被翻译成美国式的谜题：“为什么一个想要给父母提供建议的儿子，就如同一个想在头上蓄发的和尚？”（佛教僧侣必须受剃度）。答案是：“无论他多么渴望，他都不能这么做。”

“各就其位”中的“位”不仅意味着不同辈分，也意味着年龄差距。当日本人想要表达自己彻底困惑了，他们通常会说这事物“既非兄，也非弟”。这就像美国人所说的某个东西“既非鱼，也非禽”，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长子必须保持其鲜明的长子个性，就像鱼必须活在水中。长子是继承人。到过日本的旅行者说：“日本的长子们从小就具有一种非凡的领袖气概。”长子和父亲一样拥有很多特权。在古时候，弟弟们从小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依靠长兄。在当今，特别是在农村和小镇上，长子们通常会留守家中、墨守成规，而弟弟们也许会离开家乡，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高的收入。但过去的等级制度在日本依然牢固。

甚至在今天的政治评论中，有关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也会积极提及传统的长子特权。1942年的春天，一个代表作战办公室发言的陆军中佐在谈及共荣圈时说道：“日本是兄长，其他国家是小弟。我们必须让占领地区的居民知道这一点。过多体恤当地居民，可能会导致他们滥用日本的善意，并对日本的统治带来不利。”换言之，兄长替小弟们决定了什么事对他们有益，并认为在强行落实时不应该体恤后者。

无论年纪大小，一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她的性别。日本妇女走路时总是跟在丈夫的身后，社会地位也比丈夫低。即使她们穿着美国服饰时可以和丈夫并肩走路或优先进门，但只要一换上和服，就又会退到他身后。当日本家庭把所有的礼物、注意力和教育经费都投在儿子身上时，女儿不能有半句怨言。即使在那些为年轻女性设立的高等院校，课程重点也只是培训礼仪、仪态，对学识和智力的训练根本不能和男校相提并论。一个校长推荐上流社会的女学生们学习一点欧洲语言，因为这样她们就有能力在掸去丈夫书上的灰尘后，正确地将它们摆回书架了。

尽管如此，日本妇女比起其他亚洲国家，还是享有很大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仅仅是西方化的表现。日本历史上从没有中国上层妇女那种裹小脚的习俗。印度妇女惊叹日本妇女不用把自己藏起来，可以自由地走上街抛头露面，闲逛购物。日本妇女通常掌管家庭财务，并负责日常采购。如果家用不够了，她们就有权力挑选家什，送去当铺换钱。日本主妇使唤用人，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当她自己熬成了婆婆，通常会很严厉地全盘掌管家务事，就好像前半生从没有当过唯唯诺诺的媳妇。

在日本，由辈分、性别和年龄带来的特权都很大。但是那些行使特权的人通常不是专职的独裁者，而是受托者。父亲或兄长对所有家族成员负责，包括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尚未出生的。他必须做出重大决定，并监督落实。但是他的权威并非无条件的，兄长的行动必须对家族的荣誉负责。他不断提醒儿子或弟弟们牢记且不能辜负家族遗留下来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即使是个农民，他也认为自己肩负着对家族祖先负责的高贵义务。所属的阶层地位越高，肩负的家族责任就越重。家族的需求总是高于个人的需求。

遇到重大事宜时，任何阶层的一家之长都会召集家庭会议来商讨该事宜。譬如，为了一个有关订婚的会议，家庭成员可能从各个遥远的地方赶来。在决策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个性上的冲突而发生难以预料的情况。弟弟或者妻子的意见也可能影响决定。一家之长若无视集体的意见，则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当然，最终的决定也许并不是命运攸关的当事人愿意服从的。但是那些长辈会毫不动摇地要求当事人服从家族会议的决定，正如他们自己过去一直做的那样。这种要求背后的理由，在法律上和习俗上都不同于普鲁士父亲对妻子儿女的专制权。日本人并没有在家庭生活中学习怎样尊重专制权威，也没有被培养出轻易服从专制的习惯。日本人所服从的家庭意志代表了一种关系所有成员得失的最高价值。无论这个要求多么苛刻，它是以共同忠诚的名义要求当事人服从的。尽管日本家族所要求内容的严苛程度并不会比普鲁士低，但是效果却不一样。

每一个日本人首先是在家庭的怀抱中学会了遵守等级制度，又把学到的运用到更广泛的经济生活和政治领域。他学会了找准自己的地位并尊重所有比自己等级高的人，无论对方是不是集团中真正做主的人。即使一个丈夫被他的妻子支配，或者一个兄长被他的弟弟支配，他们在正式场合受到妻子或弟弟的尊重也不会少一丝一毫。一个人并不会因为背后有人在操控而失去他原有的特权。表面形式不会随着实际支配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它始终是不可冒犯的。这就为某些不拘于地位身份、只求幕后操纵的人带来了策略上的优势，因为他们不易受到攻击。日本人也从家庭生活中学到了做决定时最重要的考量，必须基于对家族荣誉的维护。这个决定不是一个恰巧成为家长的专制者用武力落实的念头。日本家长更像是物质和精神财产的受托者。这些财产对家庭里的每个人都很重要，也要求每个人牺牲个人意志，服从集体的利益。日本人反对武力威胁，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减少对家庭要求的服从，也没有减少对特权者的尊重。即使家族长老不是铁腕的独裁者，家庭中的等级制度依然能得以维持。

对于人际交往模式与日本人截然不同的美国人来说，以上关于日本家庭等级制度的陈述让他们困惑：日本家庭关系中的情感纽带怎么还会那么强呢？事实上，日本家庭的凝聚力非常强，而本书的一个主题便是探讨这种凝聚力是如何形成的。只有认识到他们在家庭中养成的习惯有多么彻底，才有可能理解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领域对等级制度有多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