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研究日本-2

如果人类学家只是在他想研究的对象身上投入注意力并收集材料，那他和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最有能力的西方观察家们所做的工作并无差异。如果一个人类学家只能做到这些的话，他就别指望对外国学者的日本研究做出更多贡献。但是，文化人类学家受过专门训练，拥有一些特质，可以为这个充满了优秀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人类学家了解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许多文化。日本的一些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竟与太平洋岛国上的某些原始部落相似。与其相似的文化有些是在马来西亚，有些在新几内亚，有些在波利尼西亚。这些文化在古代是否有过迁徙和接触是很有趣的问题，但它们在历史上可能的交集，并非我看重文化相似性的原因。我知道这些相对单纯的文化的风俗习惯是什么样的。比较它们和日本文化之间的异同，有助于我了解日本人的生活。我也对亚洲大陆上的泰国、缅甸和中国有所了解，因此我也可以把日本和这些与其共享了伟大文化遗产的国家做比较。人类学家们在研究原始社会时已经一再展示了这种文化比较法的重要性。尽管一个部落看上去与毗邻部落有百分之九十的仪式都相似，但其实该部落为了让仪式更适合自己与周围部落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可能已经对它们加以改造了。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已经摒弃了某些基本做法，尽管这些做法所占的比重很小，都会让该部落未来的发展转向一个独特的方向。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帮助最大的莫过于研究那些总体很相似的民族的不同之处。

人类学家必须适应自己的文化和他人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且使自己的研究技巧也得到相应的磨炼。他们从经验中得知，不同部落和民族对所遇形势的判断和应对方式也是非常不同的。比如说，在某些北极村或者赤道沙漠地区，人类学家见到的基于血缘责任或者经济交换的部落习俗，远非狂野的想象力所能构思出来的。他们不仅需要调查相关细节，还需要了解这些习俗对整个部落的行为造成了什么影响，以及了解每一代人是如何从童年起就受习俗制约并将其世代相传的，正如他们祖先所为。

人类学家对这种差异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的专业性关注，可以被运用到对日本的研究中去。每个人都注意到了美国和日本在文化上存在根本性差异。美国人甚至有一个关于日本人的说法：“无论做什么，他们都与我们相反。”如果一个学者仅仅是肯定这种差异并且自满地说：“差异多得太离谱，我们不可能去了解那些人。”这将十分危险。人类学家的经验中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即便是最怪异的习惯，也不妨碍人们去理解它。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同，人类学家把这种差异当作研究素材而非障碍。正因为这些习俗看起来是如此陌生而又奇特，才格外备受关注。人类学家不认为自己的文化习俗是理所当然的，他需要观察的不仅是某些特别挑选的事实，还包括几乎一切行为。在研究西方民族时，一个没有受过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人会以俯瞰的视角，从整体上观察对象的行为。他把一切都视为不言自明，以至于不去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习俗和众所周知的家常琐事。而恰恰是这些琐事，在民族的背景下有更重要的意义，就像投射到银幕上的影像被放大了一样——它们比起外交官们签订的各种条约来更能预示一个民族的未来。

人类学家必须发展出一套技能来研究日常事物，因为它们与自己国家的日常事物完全不同。当他试图理解某个部落的极度邪恶或者极度胆小时，当他试图发掘在某些情况下部落会怎么感知和行动时，他发现自己只能依赖于一些常常被文明社会忽视的观察和细节。他有很多理由相信这些细节很关键，并且他也有办法去挖掘它们。

在对日本的研究中，这种方法值得一试。只有当一个人高度关注一个民族生活中的日常琐事，他才能理解人类学家假设的重要性：无论在原始部落还是在高度文明社会，我们只能从日常生活中去了解人类行为。无论一个人的行为或者观点多么怪异，他感知与思考的方式都是与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的。我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越感到困惑，就越相信是日本人的日常环境造成了其怪异。如果对答案的追寻把我引向了更多日常交流的琐碎细节就更好了，因为人们正是从细节中获知答案。

作为人类学家，我有一个假设：哪怕行为中最孤立的那些方面，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系统的联系。我十分看重成百上千的细节是如何融入那些总体模式的。人类为了在社会中生存，必须自我设计。它用自己的办法来评估和应对某些形势，于是身处那个社会的人们会以为这些办法在全世界都通用。他们克服困难，把这些办法纳入同一个体系。如果一个人已经接受了一套系统的价值观，他便很难在生活中照另一套相反的价值观来思考和行动，因为这势必给他带来低效能和混乱。他们力求更加和谐一致。他们为自己提供了某些普遍化的逻辑和动机。一定程度的统一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整个体系可能分崩离析。

正因为如此，经济行为、家庭安排、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变得环环相扣。当一个领域发生变化的速度比其他领域更快时，则可能给其他领域带来巨大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和谐统一的需要。在追求权力统治的无文字时代，人们对权力的欲望既表现在经济交易活动中，也表现在和其他部落的交往中，或者在宗教仪式中。在有古文字圣典的文明国度，教会必然保留了过去几个世纪的语录，而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部落则做不到这一点。尽管如此，在一些领域中，教会的权威还是逐渐消退了，反而是公众越来越支持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占了上风。于是，那些教会语录虽然留存下来了，但它们的意义却被经济和政治篡改了。宗教教条、经济活动和政治并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纷纷溢过了假定的界限，汇聚混合在一起。这是永恒的真理，即一个学者调研的范围越宽广——从经济到性别，到宗教，到抚养婴儿——他就越能理解他所研究的社会发生了什么。他能够提出一系列假设，并在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有效地搜集数据。任何民族都有某些要求，这些要求可能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或者道德上的。但无论形式是什么，这些要求最终传达的，是各个民族从社会经验中习得的生活方式和思考习惯。因此这本书并非专门针对日本的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它探讨的是日本人以何种信念生活。无论日本人在进行什么活动，只要这种信念得以展示，本书就会加以描述。这是一本关于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20世纪面临的障碍之一是，我们的某些观念依然是最模糊的和最有偏见的。比如说，日本是如何成为日本民族的，美国是如何成为美国民族的，法国是如何成为法国民族的，俄国是如何成为俄国民族的。缺少了这些知识，各个民族之间只会产生误解。有时候，两者之间的纷争其实只因毫厘之差，但我们却害怕这是水火不容的差距。然而有时候，当一个民族的全部经验和价值观使之考虑采取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做法时，我们却在奢谈共同的目标。我们并没有给自己去发掘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的机会。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做法也并非饱含恶意，只是我们不了解而已。

我们不可能完全依靠每个民族自身来讲述他们的思维和行动习惯。作家都试图描述他们自己的民族，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都是透过不同的镜片来观察生活，但自己却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把看到的景象视为事物原本的模样。尽管聚焦和特定视角造成的错觉让人们眼中的生活带上了民族性色彩，但在该民族看来生活却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景物。正如我们不指望戴眼镜的人弄清楚镜片的确切度数，我们也不指望那些民族能够分析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想弄清眼镜度数的时候，我们会咨询一个眼科大夫，并由大夫验明任何一副眼镜。毫无疑问，有朝一日，我们也会意识到为各个民族解析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社会科学家的职责。

这个职责既需要铁石心肠，也需要包容之心。有时候善意之人会谴责铁石心肠。那些“世界大同”的鼓吹者常常满怀希望，试图说服世界上的每个人：其实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区别都是表面的，人类的思维都很相似。这个观点有时候被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我却不明白，为什么信奉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能接受“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模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模式”。似乎那些心肠柔软之人只能在承认了全世界人类都极其相似，像从一张底片上冲印出来的以后，才能发挥他们的善意。把这种一致性作为尊重对方的前提，简直像要求自己的妻子儿女必须和自己保持一致似的神经质。而铁石心肠的人则认为差异应该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求同存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成为非常地道的美国，而不会威胁世界和平；法国可以依然是法国；日本依然是日本。这些学者并不相信差异是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会让厄运随时降临。对他们来说，企图以外力干扰来阻止各种生活态度的充分发展，才是充满恶意的。人们其实也不需要担心采取这种立场就会让世界停滞不前。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使世界停滞。英国并没有因为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安妮皇后时代、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交替而失去其英国性。这是因为英国人的特色如此鲜明，哪怕在不同的年代具有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不同的气质，他们也依然是英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