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盲眼钟表匠（1）

19世纪末，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创立了新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是魏斯曼把自己的种质连续学说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相结合，从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生物进化理论。因为这一理论特别强调种质的变异和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然选择在进化上的作用，故称之为新达尔文主义。


19世纪下半叶，细胞学进步很大，细胞核、染色体以及有丝分裂、减数分裂等重要事实陆续被发现。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魏斯曼做了著名的小鼠尾巴切割实验。连续切割22代后，他发现小鼠尾巴并没有变短。由此，拉马克主义所主张的“获得性状遗传”的概念就被否定掉了。


魏斯曼认为，生物体的组成分为种质和体质两个部分。种质即遗传物质，专门负责生殖和遗传；体质则负责营养、生长等机能。种质并不受体质影响，它是连续的、稳定的，包含在性细胞核中，主要是染色体中。“获得性状”是体质的变化，所以无法遗传。他认为，进化是种质的有利变异经过自然选择的结果。


1917年，摩尔根提出“基因论”。这一理论把魏斯曼的种质发展为染色体上直线排列的遗传因子，也就是基因。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通过实验提出DNA分子的双螺旋模型。DNA又称为脱氧核糖核酸，是一种生物大分子，可组成遗传指令，引导生物发育与生命机能运作。它的主要功能是信息储存。可将DNA比喻为“食谱”或“蓝图”，生物体的发育和成长就是在这张蓝图的指挥下完成的。带有蛋白质编码的DNA片段称为基因。1969年，第一个基因被科学家成功分离出来。


新达尔文主义是进化学说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20世纪新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威尔逊、理查德·道金斯、丹尼尔·丹尼特、乔治·威廉斯、古尔德等人。其中，道金斯是最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和新达尔文主义者。


18世纪的英国神学家威廉·佩利在他的《自然神学》一书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设计论证”。他以钟表为比喻，证明自然界生命的复杂性是由一位钟表匠所制造的，这个智能的设计者就是上帝。


而道金斯在他的《盲眼钟表匠》一书中指出：“物种的演化并没有特殊的目的。大自然是一位手巧的拼凑匠，而不是神乎其技的设计师。因此，如果我们还要把大自然比喻成钟表匠的话，只能说它是一位‘盲眼’的钟表匠。”


道金斯说，相比其他科学领域的同级真理，达尔文的理论更需要辩护。原因大概是人人都自以为懂得达尔文理论。那可不？与物理学、数学比较起来，达尔文理论实在太简单了，不就是简单的几句话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但这种简易只是表象。


此外，人类的大脑似乎天生就抗拒达尔文的理论，人们会觉得它难以置信，并且经常产生误解。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生物演化变迁过程是发生在一个大尺度的时间单位上的，与我们短暂的人生比起来，可以说大了去了。人类思考问题往往最多以“十年”为单位，所以我们很难真正理解上万个或百万个“十年”才完成的演化到底是什么概念。面对跨度如此之长的时间，人类的想象力显然不够用了。


许多反对进化论的宣传，充满了所谓的例子，试图证明“复杂的系统无法通过渐进的过渡型演化出来”。这不过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论证罢了，也就是在感情上表达对某种理论的难以置信，然后拒绝接受。究其原因，是由于人们无法接受这种违反直觉和日常生活经验的理论。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成功经验。人类在工程、艺术等方面成就显著，这都是我们冥思苦想、用心设计的结果，表明我们是富有创意的设计者。设计的观念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我们很容易相信自然界的复杂性也出自设计，并且来自一位伟大神祇之手。我们不禁发自内心地怀疑，难道仅仅依靠盲目的、偶然的演化和碰运气就能产生如此精巧的复杂性吗？


即便是存在各种误解，达尔文进化论依然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它完美地解释了生命的复杂性以及生命是如何变化的。曾有学者评论道：达尔文进化论是科学发现的自然真理中最惊人的。


生物不可能是全凭偶然因素而出现的，因为它的“设计”既复杂又优美。那么，如果背后没有一个设计者，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呢？答案是：它们源自一个累积的过程，从最初非常简单的状态开始，逐步一点点演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道金斯认为，演化是一个逐步、渐变的过程，相对于前一步骤来说，下一个步骤是非常简单的，是否跨得过去，全靠机缘。不过，这一系列连续步骤并不是一个随机过程，而是由“非随机存活”引导着进行的。所以，自然选择的力量在本质上是一个非随机过程。


累积选择，是指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改进，无论多么微小，都是未来的基础。单步骤选择，是指每一次“尝试”都是全新的，与过去的经验毫无关系。这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别。假如演化的过程依靠的是单步骤选择，那么肯定毫无建树。但是，假如自然的盲目力量能够以某种方式设置累积选择的必要条件，其结果就截然不同了，那就有可能产生一种瑰丽的奇观。事实上，这正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发生的事情，生物进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


如果采取数学的方法，画出一个空间，空间中每一个点都代表一组特定的基因，而近邻的点，在基因式上只与该点相差一个基因，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基因空间”，它是一个代表所有可能的生物的空间。当然，这个基因空间并非二维空间，而是一个九维空间。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器官或装备，都是动物空间中的一条连续、圆滑轨迹的产品。沿着这条轨迹每向前一步，存活和繁殖的机会就会增加一分。


DNA的信息有两种传递方式，一是垂直传递，二是横向传递。垂直传递是指传递到其他细胞的DNA，那些细胞能制造其他细胞，最后制造精子或卵子。因此，DNA信息先是垂直传递到下一个世代，然后再垂直传递到无数的未来世代。道金斯把这种DNA叫作“档案DNA”，把传递它的细胞系列叫作“生殖系”。横向传递是指传递给生殖系以外细胞的DNA，比如肝细胞或皮肤细胞。在这些细胞中再传给RNA，然后是蛋白质，以及各种对于胚胎发育的影响，因而影响成体的形状与行为。换句话说，横向传递对应于“发育”，垂直传递对应于“生殖”。


自然选择就是不同DNA竞争垂直传递管道的结果。当然，不同的DNA进入物种“档案DNA”的成功率并不相同。有些基因比对手基因更成功地留在物种档案中。所谓“成功”的终极意义是留在物种档案中，成功的判断标准通常是基因通过横向管道对于身体的“行动”，即适者生存。


举个例子，假定老虎有一个特定基因，通过横向管道影响了上下颚的细胞，使得牙齿变得不怎么锐利。可是这个基因的对手基因，却会使牙齿变得更锐利。那么，拥有锐利牙齿的老虎能更利落地杀死猎物，因此就会比牙齿不锐利的老虎拥有更多的后代，就能垂直传递更多“利齿基因”的复本。这只老虎同时也传递了其他的基因，但是平均而言，拥有利齿的老虎体内才有“利齿基因”。


有时人们会认为自然选择只是一种负面的力量，能铲除怪胎和弱者，却不足以建构复杂、美观、精良的设计。自然选择能删削冗余，可是一个真正的创造过程不是该增益些什么吗？我们可以用雕塑家的作品来回答这个问题。雕塑家没有在大理石上增益什么，他的创造只是删削冗余，把一块大理石多余的部分削去，最后留下来的部分就形成了富有美感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