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强权政治（2）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出生于英国。他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后来做了贵族的家庭教师，并游历了欧洲大陆。他提倡君主专制，反对君权神授，并且将罗马教皇比喻成魔王，将僧侣比喻成魔鬼。

霍布斯是近代精神最勇敢和最典型的代表之一，他试图与过去完全决裂。作为“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他强调哲学和科学的实际功效，知识的目的就是力量。他完全否认神学具有科学特征，否认灵魂的唯灵论观念。霍布斯接受了新自然科学，并提出机械唯物论。他认为，宇宙是由做机械运动的物质颗粒所组成的，所有物体都在遵照着必然的因果规律来运动。

为了理解社会到底是什么，霍布斯采用了一种分解组合法。他用钟表进行类比：当我们想理解一个钟表是如何工作的时候，就要把钟表拆开，研究其各种部件及其属性，然后再把钟表重新组装起来，使它运转如故。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些部件是如何彼此联系的，钟表是如何运作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什么是钟表了。这似乎也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即把各种玩具拆开，然后再尝试组装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小朋友的智力也得到发展。

同理，采用相同的方法，把社会分成不同部分，考察这些部分，然后把它们重新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是如何彼此相连的，是如何运作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社会是什么了。当然，我们不可能真的分解社会，只能通过思想实验的方式，想象我们在这样子做。

于是，霍布斯采用了一种思想实验，他让我们想象国家还不存在的时候，人类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霍布斯采用了他有关自然状态的学说，来说明没有国家的人类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利维坦》是霍布斯最重要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霍布斯表达了他对社会基础和政府合法性的观点。他指出，当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下时，一些人或许比别人更加聪明或更强壮，但不管他们多么聪明或强壮，仍然会对暴力下的死亡充满恐惧。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在遭受死亡威胁的时候，一定会倾尽全力保护自己。

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理论上就对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有需求，同时也拥有对所有东西的自然权利。但由于世界上的资源总是匮乏的，人们争夺权利的状态便永远不会结束。

这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人是“狼”，社会是一个丛林。人们处在永不停止的相互争斗之中，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人的一生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又短暂的”。

因此，社会如果想要结束这种自然状态，获得和平，就需要有社会契约。霍布斯指出，所谓社会，就是一群人服从于一个威权，并且所有人将自己“刚刚好”的自然权利交给这个威权，这样，这个威权就可以维持社会内部的和平，并抵御外来侵略。而这个威权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形式，无论是贵族制、君主制，抑或是民主制，都必须是一个绝对的威权，也就是“利维坦”。“利维坦”一词是来自《圣经》中的一个威力强大的怪兽的名字。霍布斯认为，保障契约的执行就是法律存在的意义和作用。

在预防侵略、发动战争或所有关于保证国家和平的事务方面，利维坦国家所具有的威权是无限的。而国家在其他方面则完全可以彻底放手，不加管束。只要一个人不做侵犯别人的事，他就不会受到国家主权的干预。

霍布斯认为，所谓的“自然法”，是指那些可以借助理性而达到的规范或普遍法则。首要的、基本的自然法，就是每个人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都应该设法取得和平。

有一个规则：假如我们还没有达到和平，就必须动用所有的政治手段和力量来促进和平。这个规则体现了自然权利的整体概念。什么是权利？权利就是人们可以选择行动，也可以放弃行动，人们拥有这种自由。什么是法律？法律就是规定人们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些什么。

假如社会处在自然状态下，自然权利就发挥着决定作用。也就是说，在理性认可的自我保存欲望基础上，人们可以自由地保护自己，不用拘泥于手段和方式。但当国家成立以后，自然法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自然法是一些理性规则。简单点说就是，我们用理性来思考，当所有人都从自利的角度出发，那么人们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财产和维护安全生活，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应当为此而做些什么？人们必须遵守哪些规则？这些规则就是自然法。然后，我们来遵守这些规则。

理性规则是建立在人的自我保护本能基础上的。如果我们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那么我们就必须利用全部可能的自卫手段；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序的社会中，那么我们就必须维护和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本质上讲，霍布斯的政治原则是拒绝伤害，他的道德黄金律与孔子一样，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抽象人性原则与人的理性概念为基础，霍布斯首次用社会契约论对国家的产生与基础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从本质上来说，国家其实是一部人造机器，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通过订立契约而产生的。这个思想无疑是一种进步。此外，他还对君权神授论进行了批判，确立了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基本形态。他对国家主权的阐述，标志着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国家主权说的正式形成。

人类自古以来就一直追求着公平正义，如果有机会为社会彻底地重新立法，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打造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并保证这些基本的理性规则让其他人都能共同接受呢？20世纪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提出了一个名为“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用来阐释正义如何产生。

这个思想实验说的是，有一块“无知之幕”笼罩着社会的立法者，让他无法预知他在新社会中将处于什么位置，不知道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会如何，不知道他在新社会中将要拥有的一切信息。虽然他可以决定一切游戏规则，但他却不知道自己将在哪一个位置、哪一个阵营来参与游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所制定的规则必须不偏不倚，要秉持一种公正无私的心态。因为如果他制定的规则不公平，导致社会形成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特权者和弱者的对立，那么他自己很可能会在这个社会中处于弱势群体的位置，受到来自于自己制定的规则的伤害。因此，“无知之幕”说的是，只有当立法者不知道其决定将会对自己有何影响时，他的决定才会是最公正的。

从17世纪初开始，政治理论和神学分得更开了。德国的阿尔图修斯建立了一个国家契约论，基础不是宗教，而是社会群体。这个“契约”概念不但用来说明了社会群体，而且也说明了君臣关系。

荷兰的法学家格劳秀斯通过对自然法观念的发挥，为高于特定国家法律的国际法提供了基础。他在这方面的努力获得了赞许，他的理论后来被吸收进导致了国联、纽伦堡审判和联合国的那个国际法概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