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 Vol.30 朋友

［本期音乐］

1.Friend—玉置浩二

2.Crystal Fields - Kori Linae Carothers

［本期书目］

［知远口述］

       听起来永远都这么深情的玉置浩二，很多时候我觉得好像日文歌曲更能够触碰到你内心的一些更隐秘的感受，我觉得可能也是他们这个民族，这种文化所特别追求的那种易感性。我觉得他们对自然的变化，对人的离别，相遇，我觉得都有一种非常subtle的那种精细的一种触觉。但我想起中国人过去也是非常多的，只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太多的这种战乱，动荡，残酷的行为，过分快速的变化，我觉得好像我们中国人身上很多那种更隐秘的细微的东西都被磨平了，剩下一个非常粗糙的闹哄哄的这个时刻。

       想起这首歌，也因为是昨天我第一次读到，其实真是不应该第一次，但真是第一次认真地读到，西川回忆他的朋友骆一禾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收在一本诗集里，叫《骆一禾、海子兄弟诗抄》。骆一禾，海子还有我的朋友西川，他们都是八十年代北大非常重要的年轻诗人。当然海子的名字我想基本上是无人不知，他的死亡也非常富有传奇性，他在山海关的卧轨好像被视作整个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他的离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充满了象征和隐喻意义，而且他一些诗句，尽管我想可能并不是他最喜欢的诗句，已经彻底进入了大众流通的领域，我觉得连地产商都会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诗句来推销他们的房子，更别说那些谈恋爱的青年男女用他的诗句来表达或者浅薄或者深刻的情爱，比如说：“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我想很多文学青年都引用过这句诗。但是对于海子更重大更深层的意义我们倒是忘记了，甚至也没做出真正的好好的发掘与探索。

       而我今天读的这篇文章是西川对于另一个诗人骆一禾的回忆，骆一禾的名声在世俗意义上当然远远要低于海子，他们是同一年死，可能仅仅骆一禾晚了几周而已，也没有带来海子式那样的隐喻的效果，但骆一禾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甚至伟大的诗人。我觉得我特别钦佩作为诗人的西川，文学批评家的西川，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的西川当然是我非常尊敬和羡慕的对象，但有时候那个作为朋友的西川好像经常让我特别被打动。是在海子和骆一禾去世之后，他一个人编辑了两个人的全集，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两位最好的朋友，我觉得这样的行为真的很像那种古风的感觉。西川本人是一个很西化的，很世界主义的，但他的很多行为又很像是中国过去那种可以托付的朋友的感觉，那种古风。因为我记得我很多年以前买到他编的那两本厚厚的诗集，《海子诗全集》和《骆一禾诗全集》的时候，内心是很触动的，觉得一生要有这样一个朋友，他能够理解你，而且愿意把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射给你，我觉得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有时候我读这个文章的时候就在想，如果骆一禾没有离开，海子没有离开，是不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的不仅仅是文学状况，而且精神状况是不是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我在读到西川对骆一禾的回忆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对思想的追求，对文学本身的追求，对人类命运的追求，我觉得这整个一套谈论体系，思维方式，思考维度，好像在九十年代以后就已经消失掉了，到了我这代更明显了，有时候读到他们的诗句，他们的文字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汗颜之感，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不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思考状况，思想状况，我觉得像蝇营狗苟，怎么这么的琐碎，卑微，这么的缺乏那种雄心，这么的缺乏那种高尚的力量。

［阅读节选］

       对于诗人骆一禾来讲，本世纪中国最后的十年，将不同于欧洲十九世纪最后的十年，我们将面对新世纪的曙光。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成就高迈的诗歌、宽广的诗歌，必要求诗人以其人格的力量做后盾；屈原、鲁迅，所有属于开辟文学未来的人们，必要求其文学观和世界观的同一：这是由于，就纯文学领域而言，我们目下的种种努力无异于空谷足音，七十年来我们可资汲取的新文学财富不多——比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前者不是太过丰盛，而是较为苍白。一禾从他开始文学思考以来一直坚持这种观点。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楚地记得1982 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所谈论的关于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的事。这个同时兼有道德和哲学寓意的宗教故事见载于《新约》的四福音中。“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马可福音·第14章第72节》)一禾以这个故事来说明人格的问题涉及信仰。由于他对诗人天生的弱点、矛盾和高尚的了解，他首先升华自己，同时带给了我们强大的光照。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禾是我的良师，八年以来我受益于他，以至在他病逝之后我竟觉得恐怕在我将来的岁月里，再也不会遇到一个像他这样近乎接近完美的人，以至我竟觉得真实的他此刻已然上升，而我们这些留在大地上的人不过是一些幽暗的身影，出没于街头卷尾，纸张书籍之中。

       海子自杀后，一禾曾对我说，现在，他只有十个朋友了。我有幸属于这十人之列。然而这样一位高尚的诗人，直到他去世，我才发现自己对他知之甚少。他生前更多地是去帮助别人，了解别人，谈论别人；我们在一起时他则更多地谈论海子。只有一次，一禾几乎谈到了他自己。那是在1989年5 月初的一个晚上，在我家里，我给他看一本法国人奥斯卡·德韦尔所著的有关占星术的书。一禾的星座是宝瓶星座，主宰行星是天王星。我给他读了书中与他有关的章节：“宝瓶座的人是新思想的开拓者，如果给他以完全的行动自由，让他随心所欲地去思考和决定，那么他会表现出卓越的工作才能。他是一个创新者，层出不穷的念头和突如其来的直觉，使他能预感到未来。”“（他的)才能几乎全部集中在智力或精神生活方面。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有敏锐的直觉，并富有幽默感。……他对于一切开拓性的事业、发明创造、前沿科学、改革创新和神秘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一禾始终微笑着听我读书，待我读完，他说，书上说的基本正确。那天晚上他临走时借走了这本书。去世前他写有一首题为《壮烈风景》的短诗，诗中写道：“星座闪闪发光/棋局和长空在苍天底下放慢/只见心脏，只见青花/稻麦，这是使我们消失的事物。”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说道：“让他的目光脱离自己周围卑微的事物吧。”“我们不再攀登高位而攀登永恒。”如果说思想是人类的使命，人类最高的义务，那么诗人骆一禾恰好具备真正宜于思想的头脑，并且在他平和的面貌和随便的衣着之下，有着他对于诗歌艺术的严谨态度，对于苦难人生的关注，以及对于宇宙大真理和万物之美的迫切向往。现在，由于一禾的死，我们有了谈论和倾听他的机会一一 

       骆一禾，1961年2月6日生于北京，祖籍浙江临安，少时曾从父母在河南省农村劳动。1979年秋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出版社《十月》杂志编辑部工作。1989年5月14日凌晨因长期用脑过度和先天性脑血管畸形而出现大面积脑出血。在北京天坛医院昏迷十八天之后，于5月31日13时31分去世，时年二十八岁。

        一禾之死看似偶然，而其实却与他所从事的事业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一个以诗歌为装饰或游戏的人，不可能像他那样切实体味到“诗歌的深渊”。在那巨大的深渊里，这个勇敢的人搏击，翱翔，尽管有时恐惧，有时感到孤独，但最终不畏天忌，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有关形而上的上帝的秘密，表现出人的正直，并为此付出代价。就像乔丹·布鲁诺1585 年左右在《追荐宴》一书中预言自己死亡的情形一样(“倘使他一旦要在天主教罗马的土地上死去，即使在大白天，也不难找到火把簇拥在他周围’)，诗人骆一禾把自己提升到必然之中，提升到命运的高度：“这一年春天的雷霆/不会把我们轻轻放过。”(《灿烂平息》)

       海子生前在同我谈到一禾的诗歌时，曾说一禾的诗是从一株青草生长起来的大树，因此带有本质的单一性，与其同旋的思维方式形成对照。在我看来，一禾的诗歌以爱为根，结成幻想的果实；只是这幻想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形象为出发点的幻想不同，一禾的幻想与其哲学性的宽广的沉思有关。究竟其宽广的沉思以什么作疆界，我无法说清，但沉思对于一禾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沉思中听到了血涌，并起立歌唱。相信凡是读过一禾早期诗歌的人，都会同意，一禾早期的诗歌大多是温暖的，注重细节和场景的，且以亮色为主，在语言上表现为平易，在内容上表现为青春。在一禾行将自北大毕业时，他曾抄录了一册他自己的诗歌送我，我对那些诗歌的印象大致如此。85、86 两年，是一禾深人思考诗歌的两年，其间几乎搁笔，后来他开始了雄心勃勃的诗歌创作，写下了分别长达三千行和五千行的长诗《世界的血》和《大海》。

      《大海》我不曾读过，《世界的血》我也只是大略通读过一遍，不能说有深刻的理解。《世界的血》分六章：第一章“飞行”(合唱)，第二章“以手扶额”（祭歌)，第三章“世界之一：绿色生命”(孤独动力)，第四章“曙光女神”(颂歌)，第五章“世界之二：本生生命”(恐惧动力)，第六章“屋宇——给人的儿子和女儿”。我们仅凭长诗各章的标题便可想而知，这部长诗是谨严构思的产物，排除一时一地的思想火花，放弃了仅仅依靠灵感的写作方式。这部长诗以血为核心，以人的孤独与恐惧为两翼，展开生命的主题。面对苦难、死亡和黑暗；“黑暗是永恒的，而光明/必须运行。”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看，《世界的血》属于荀子那一路创作。主题是肯定的，人在天地宇宙间有其积极的作用。心灵的眼睛既看到了万物严酷的一面，又看到了万物壮丽的一面，心灵把真正的死亡称作“牺牲”。从这部长诗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具体的场景和细节，有的只是紧张的幻象，仿佛诗人自身已经高高升起，无所不在，与此相适应的诗歌语言陡峭而绚丽。

       与其说一禾在其晚期诗作中所着意描述的是天堂，不如说是充满了噩梦的地狱。但在这地狱中没有堕落，只有搏斗。

       海子曾称一禾的诗歌以大海为背景。他说这话的根据大概是一禾的另一部长诗《大海》，对此我没有发言权，但是请相信海子的话，他的看法不会有误。

       一禾曾有一个宏大的构想，那就是海子、我和他自己，一起写一部伪经，包括天堂、炼狱和地狱，这部伪经现在是无法完成了。 

       一禾还曾跟我谈到过他的另一部长诗的构思。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写出一座城市，在大海之下——其规模大约与16世纪意大利多米尼克派僧侣康帕内拉所描述的“太阳城”有某些相似之处——只有穿过大海的人才能抵达这座城市。但这部长诗他同样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了，我宁愿把这座城市看作已经完成的一禾本人。或许有人会认为一禾的创作应该属于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其文学观念虽然高级，但是经过本世纪初欧洲现代派文学及我们时代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冲击，这类观念已经显得陈旧。然而，对于文学的潮流，一禾有他自己的看法，简而言之，即登上顶峰的文学就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学。诗歌自精神始至精神终，其灵光不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减弱，亦不因种族、地蜮的差异而变质。这正与里尔克在本世纪初所表达的观点相同：艺术作品应当具有“共时性”，它们都是人类各种“向往”和“恐惧”的“物化”，古典艺术、中世纪艺术和现代艺术之间存在着不间断的延续性。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学，一禾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以为这类聪明作品的产生，说穿了是作家心力的低下。他曾经兴冲冲地给我读《世界文学》1987 年第4 期上刊登的美国批评家本·德莫特所写的《六十年代是否损害了小说》一文：“这些作家中一些最能引起兴趣的人，有时候活像暗中勾结在一起，在通力合讲一篇故事，而且只有一篇故事，主题一成不变，就是人间的无情。他们要向我们指出——简直无休无止，不遗余力——人们在相互观察，期待着病态的反应。”在一禾看来，这种情况已经渗入中国文学。

       所以我把一禾的死看作中国健康文学的一大损失。有他存在，就有一种尺度存在。我在这里回忆的，不过是一禾全部思想的万分之一，而且不能说是他最重要的思想，它们有些已随一禾而去。一禾去世以后，曾有一位朋友来信，说海子选择了死，所以他干干净净地去了，而一禾未曾选择死，所以他至今依然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生活在我们中间。这当然是一种美丽的说法，不过对我来讲，一禾的确已经不在了，虽然有时我还在夜晚梦见他，但1989 年6 月10 日在北京八宝山，是我和别人一起拉着他的灵床来到火化室门口，事实总是这么残酷，哀莫大焉。

1990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