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黎巴嫩成为第五次中东战争的主角

2015-01-23

所谓“谈判”就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如果双方都不做出一点妥协的话，那这种“谈判”实质上也就不是谈判了。这就好像埃及虽然通过“谈判”拿回了西奈半岛，却又不得不在驻军权上作出让步一样。相比埃及，叙利亚在戈兰高地上能够得到的，就要差的远了。
　　就戈兰高地的范围来说，一直有不同的数据。叙利亚方面认定的戈兰高地有1800平方公里，而现在通常被称做“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占领区，大约在1100多平方公里。其实是不是能够完全占领叙利亚所认定的“戈兰高地”并不是以色列所关心的。以色列所关心的，是自己能够把控制线跨过戈兰高地的制高点。事实上，由于这块高地的顶端起伏并不大，我们在地形图上是很难找到戈兰高地的制高点的。不过如果观察河流的走向的话，我们还是能够大致找到整个戈兰高地的脊线——分水岭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在戈兰高地争夺的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由于戈兰高地紧邻着黑门山，戈兰高地本身的分水岭，在军事上的意义会有所影响。因为在无法控制黑门山南麓的情况下，仅仅站在戈兰高地的高点上，在军事上仍然是无法掌控主动权的。
　　以色列人之所以执着的要把势力线，推过戈兰高地的分水岭，说穿了还是为了戈兰高地上丰富的水资源。最起码，以色列的政治家会要求军事将领们，在制定攻击计划时，要将戈兰高地上所有流向约旦河流域的河流，都纳入占领计划中。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军队就成功的超过了戈兰高地的分水岭，并将停战线向东推进到了高地的东麓。而这条停战线由于在当时的协议附图上，显示为紫色，因此也被称之为“紫线”。这其中最标志性的胜利，就是占领了戈兰高地的政治中心“库奈特拉”。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座城镇的位置，就会发现它恰好处在高地的脊线之上。
　　能够成功控制戈兰高地的脊线，并向东继续推进出一片缓冲地带，对于以色列来说，已经足够保障安全了。而这也为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对叙利亚方面所作出的“让步”，奠定了基础。当以色列联合国的斡旋之下，不得不表态时，他们所作出的让步，就是把停战线退到戈兰高地的山脊之上。由于库奈特拉对于叙利亚来说，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所以在最后的谈判当中，以色列人也“大度”的把它交还给了叙利亚。正因为此，我们会在1974年的停战线上，看到在库奈特拉这个位置上，向以色列方向拐了一个弯。而这条于1974年确定的停战线，也维持到了今天。
　　以色列人所让出来的这条狭长地带，也并非是不附条件的。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同样认为，自己和叙利亚之间应该有一个非军事化的缓冲区。当然，按西奈半岛后来的情况来看，整个戈兰高地非军事化，应该会是最终的方案。只是现在，占据大部分戈兰高地的是以色列。作为胜利者，完全放弃戈兰高地的军事价值，是不被接受的。因此这个缓冲区被定在了1967年的停火线（紫线）和1974的停火线之间，包括库奈特拉在内。这块区域，从行政权力上来看，目前归属于叙利亚，但叙利亚方面却不享有驻军权。
　　现在的问题是，这条缓冲带实在太过狭窄，很难提供足够的缓冲。如果有一方要主动发起进攻的话，这条最宽处不过十数公里的缓冲带，很快就会被机械化部队所穿越。而受到攻击的一方，并无法获得足够的预警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停战协议约定，由联合国出面，向以色列“让出”的这部分戈兰高地派驻维和部队，以隔绝双方可能的军事冲突。也就是说，叙利亚只是拿到了部分戈兰高地的“行政权”，而军事管理权，暂时由联合国代管。
　　从平衡的角度来看，这种设计还是其合理性的。最起码有维和部队在此驻扎，双方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只是在叙利亚人看来，这种“合理性”是建立在分割叙利亚主权的前提下形成的，是绝对不可能作为终极方案的。然而在埃及为了自己国家利益，而放弃与以色列对抗的情况下，接受这个现实也不得不作为叙利亚的权宜之计。
　　既然叙利亚和以色列已经被隔离开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不愿意维持现状的叙利亚，就没有机会向以色列发起挑战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叙利亚虽然无法从本土上，对以色列施加军事压力，但却可以间接通过黎巴嫩，对以色列进行攻击。而这种作法，最终也导致了第五次中东战争的爆发。

黎巴嫩地缘结构图

黎巴嫩在之前的内容中曾经不断的出现，不过却从来没有详细解读过。无他，因为这个中东国土面积排名倒数第三的小国，一直要到第五次中东战争时，才会成为主角。其实如果不是犹太人那么执着的回到“迦南”之地，也许中东的风暴中心就是黎巴嫩了。比起巴勒斯坦地区来，黎巴嫩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在，地缘结构的复杂性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种复杂性给黎巴嫩带来的影响，就是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摇摆。
　　（如果你问我去中东旅游最好去哪个国家，我会给你推荐黎巴嫩，因为你可以在那里找到中东的天堂；如果你问我，要在中东生活一辈子的话，黎巴嫩是不是最好的选择，那我会给你否定答案，因为我无法保证将来有一天，这个天堂会不会变成中东最恐怖的地狱。）

　　在中国人看来，如果有谁为了宗教问题而相互仇杀，并引发战争的话，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务实的中国人，基本是只会在吃不饱饭时才会想到揭竿而起，至于意识形态问题，那不是普通百姓所要考虑的。然后在东亚以外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地中海文明区，教派之争却往往成为暴力冲突乃至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因此一个地区的教派情况越复杂，潜在的战争风险也就越大。非常不幸的是，黎巴嫩正是中东教派结构最为复杂的区域。
　　黎巴嫩的教派结构复杂，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紧邻巴勒斯坦地区，靠着耶路撒冷这样一个三教圣地，让黎巴嫩比别的区域更有机会，接受不同的宗教思想。只是这点虽然重要，却也不是造成黎巴嫩教派结构复杂的根本原因。就好像巴勒斯坦地区，虽然是一神教起源的核心版块，但在犹太人“回来”之前，也同样和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一样，已经是逊尼派穆斯林统天下的格局。也就是说，靠近宗教起源地，并不是黎巴嫩地区教派结构复杂的根本原因。

　　从整体结构上看，阿拉伯半岛算是一个低海拔的板块，特别是对比它北面横亘着的那些一大片高原带时，阿拉伯半岛内部那些被标注为“高原”、“高原”的地理单元，就真的不算什么了。不过一定要在阿拉伯半岛，找片高地做“阿拉伯屋脊”的话，平均海拔有2000公尺的黎巴嫩山脉、前黎巴嫩山脉无疑是第一候选人。事实上黎巴嫩这个地缘标签，在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前，通常就是跟山地（山区）联系在一起的。这好比大家一提到伊拉克，首先想到的就是两河平原一样。
　　所谓有山就有水，在阿拉伯地区能够有高大山脉拦截水气的山脉，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有福。特别是黎巴嫩的这两条山脉，靠近的是有西风吹过的地中海，更让它的沿海平原，有机会得山、海之便，在受益于高山之水的时候，享受地中海的阳光。当然，这种相对优越的生存条件，只是让黎巴嫩地区有机会成为人口密集区。而真正让黎巴嫩教派结构错综复杂的原因，是它复杂的地形。
　　从地形的角度看，当你想在阿拉伯半岛寻找一片世外桃源的时候，黎巴嫩山区会比那些荒漠化的低地要更为合适。也正因为如此，在中东穆斯林化的进程当中，那些被主流教派边缘化的教派，在历史上纷纷选择了在黎巴嫩山区寻找避难所。也可以说黎巴嫩的复杂地形，让生存其中的“异教徒”们，更有机会延续自己的族群和教派。
　　显而易见的是，在中东和阿拉伯人当中，主流宗教是“伊斯兰教”，主流教派则是“逊尼派”。从宗教的角度看，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是属于“异教徒”；而从伊斯兰教内部的差异来看，“什叶派”则是不折不扣的异类。至于说这两个“异端”，究竟那一个更不为逊尼派社会所接受，倒不一定，关键要看谁对他们的威胁更大。比如现在波斯湾那些坐在油桶上的君主们，宁愿选择让异教徒的美国人来保护，也不愿意和什叶派的波斯人达成和解。
　　不管怎么说，什叶派和基督徒，肯定都是阿拉伯主流社会所不待见的群体了。经历了上千年的地缘博弈，地形复杂的黎巴嫩山区，也“不约而同”的成为了这两个倍受排挤的群体的天下。至于犹太人，倒是把视线投向了更为遥远的欧洲，而没有试图在黎巴嫩山区寻找落脚点。不过当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复国后，同样直接影响了黎巴嫩地区的地缘结构。
　　假如这个帖子的方向是宗教研究，我们应该可以为黎巴嫩山区的各种教派列出一长串名单来。现在的话，我们只需把视线集中在那几个主要“异端”身上就足以解读黎巴嫩的地缘政治结构了。这几个“异端”分别是：什叶派穆斯林、基督教马龙派、德鲁兹派。当然，和所有穆斯林地区一样，以正统自居的“逊尼派”穆斯林，也同样在黎巴嫩的地缘结构中，占有重要一席。

　　在阿拉伯半岛，基督徒能够在一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黎巴嫩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主要归功于一个让我们感到陌生的教派：基督教马龙派。与很多小教派一样，历史上马龙派的基督徒也认为，自己并不同于天主教和东正教（包括后来的所谓“新教”），在教派地位上，应该是与这三大基督教派并列的第四大教派。说起来，马龙派比现在那些自立门户的教派，要更有资格这样声称。因为所谓的天主教和东正教，是在公元1024年正式分裂的。而早在公元五世纪，马龙派便已经开宗立派，并在大叙利亚地区传播了。只是在公元七世纪，马龙派正式形成教会之时，席卷中东的伊斯兰教也已经被穆罕默德创立出来了。在伊斯兰教的重压之下，马龙派能够在黎巴嫩山区保存自己的教团已经要拜地形所赐了。也正是因为缺少发展的空间，现在全世界的马龙教徒加起来也不过四百万人，其中留在黎巴嫩的差不多一百万人。

　　当中世纪的欧洲基督徒，狂热的希望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时，能够在紧邻圣地的黎巴嫩山区发现基督教徒无疑是一件让他们兴奋的事情。而这些饱受穆斯林排挤，夺在山区的马龙教徒，自然也非常欢迎这些十字军的到来。虽然欧洲基督徒在中世纪的那些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耶路撒冷、黎巴嫩、安条克建立的几个基督教小国，也被穆斯林所消灭，但黎巴嫩复杂的地形，还是为马龙派（也包括其他基督教派）提供了有效的保护。使得他们在遭受报复性清洗后，依然能够保存一定的人口规模，并持续在黎巴嫩山区发挥重要影响力。
　　马龙派和生存在黎巴嫩山区的其他基督教派，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最终也为他们迎来的政治上的春天。当然，这并非是说他们自己有力量对抗穆斯林世界，而是因为那些欧洲教友们，开始以一种决定性的优势重返中东了。在这些欧洲人当中，对于黎巴嫩基督徒的命运起到直接影响的，就是法国人了。至于法国人究竟做了些什么，我们再分析。

　附图：黎巴嫩教派分布图

法国人和黎巴嫩基督徒的接触，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之前。这其实并不让人意外，一直视自己为欧洲中心的法国，当然会更对被异教徒感兴趣的圣地感兴趣。而马龙派这样生活在“敌人”心脏，具有地头蛇性质的基督教派，无疑是一种战略资源。从马龙派的角度来看，尽管历史悠久，并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教派，但在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已经被一分为二的切割的开情况下，选择哪一方做为自己的后盾也是一个问题。要知道西罗马帝国出身，被祭司阶层控制的“天主教”；以及东罗马帝国，集皇权神权于一身的东正教，虽然同属基督教，但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并不小于什叶派和逊尼派。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就多次出现过把假途伐虢，顺手把东正教城市劫掠一番的情况。
　　从所处的地区来看，马龙派应该是属于东正教的辐射范围，也和东正教一样，明显融入了很多东方宗教的基因；但从教义来看，却又和天主教有些类似。说到底，原来和谁联宗，还是要看现实的利益了。不过很多，马龙派就不用为这事头疼了。因为攻入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不仅灭掉了东罗马帝国，并且把帝国的政治、宗教中心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伊斯坦布尔，更让东正教在他的传统势力范围一蹶不振。如果不是一直被西欧视为野蛮人的俄国人，接过了东正教的大旗，并据此来和西欧取得平起起坐的宗教、文化地位的话。东正教估计也就成个二流教派了。只是对于马龙派来说，身于欧洲大陆腹地的俄国人就是另一个世界了。相比之下，同属地中海地缘圈的天主教区和法国，地缘关系要相对紧密的多。在18世纪马龙派终于下定决心，归宗于罗马教庭，名义上成为了天主教的一个支派。而这种宗教上的“明智”选择，也让马龙派在20世纪初，得以变现为政治资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天主教背景的法国人成为了大叙利亚地区的新宗主。虽然让这个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来管理自己，让很多阿拉伯人感到不舒服，但对于马龙派来说，这无异是一个利好消息。问题是这时的马龙派总人口也不过20万人，加上叙利亚境内的其他基督徒，也只有几十万人。相比叙利亚境内，接近千万的穆斯林来说，这个数量无疑不足以使马龙派拥有政治发言权。也就是说，单从人口比例上来说，法国人如果想扶植马龙派在叙利亚上位的话，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于殖民地遍布全世界的法国来说，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在某块殖民地上，找到自己的“教友”才能展开统治的。殖民者完全可以利用被殖民地原有的内部矛盾，遵循“少数派原则”一则的方式，让其按照自己的意志形成平衡。就好像在叙利亚地区，同样被视为异端，被迫躲进西亚裂谷带山地的“阿拉维派”，被法国人培育成军事代理人一样。殊途同归的是，孤独的阿拉维派在步入政治舞台之后，也想办法为自己的“什叶派”身份正名（之前一直被其他什叶派，认为是异端的），以期凭借宗教属性，获得外部政治资源。而这个资源，就是以什叶派盟主自居的伊朗了。
　　虽然殖民统治并不一定需要有天然的同盟者作为支撑，但放着马龙派这样好的资源不用，也着实可惜，特别是在黎巴嫩山区还有亚美尼亚基督教、东正教等一些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加起来能占到当地人口的一半以上。这就是说，虽然在整个叙利亚地区，基督徒的数量微不足道，但在地缘位置最为重要的黎巴嫩地区，基督教还是有相当优势的。如果法国人希望在“法属叙利亚”，扶植自己忠实的盟友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黎巴嫩从叙利亚当中分裂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再以“民主”的名义，让人口占据优势的的马龙派掌握黎巴嫩的政权。这样的话，不仅让自己在阿拉伯半岛的殖民地，拥有了一个国家级支撑点，更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在阿拉伯世界打下了一颗钉子。这个和日后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地缘意义，是一样的。
　　在法国人的“帮助”下，马龙派成为了黎巴嫩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并上世纪四十年代，黎巴嫩取得完全独立后用宪法的形式，把马龙派的政治主导权固定了下来。这个政治主导权体现在多方面，其中包括黎巴嫩的总统必须由马龙派担任，而军队的控制权也是在马龙派手中的。当然，毕竟黎巴嫩是处在伊斯兰世界中，境内穆斯林也拥有半壁江山。所以作为平衡，议长和总理就分别由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担任了。至于其他的小教派，则根据1932年的官方人口普查，依比例分配议员一类的政治职位。
　　要说这种根据人口比例，教派结构搞出的“三权分立”模式，在内部结构复杂的黎巴嫩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这点可能会让大家感到奇怪，因为看到我附的那张“黎巴嫩教派分布图”有朋友，第一时间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种基督教和穆斯林犬牙交错的格局，象极了阿、犹太分治时，联合国为未来的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分割的那张地图。而且和巴勒斯坦地区，只有犹、阿两族的矛盾不同。黎巴嫩地区的教派情况则要更为复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内部，又可细为实力相差不大，可能互不买帐的小教派。也就是说，是不是依靠权力平衡就可以达到内部稳定呢？其实这也并非不可能，因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仅仅用了半个世纪时间来有针对性的改变内部结构不同。黎巴嫩各教派的博弈，已经进行了上千年，而象马龙派这种古老的基督教派，甚至比穆斯林到达黎巴嫩山区的时间还要早。这种经由时间考验的地缘格局，虽然不可避免的仍然有矛盾存在，但最起码一点，大家都已经正视了对方的存在，不会象立国之初的以色列一样，被阿拉伯人视为突然插上一脚的外来户，必欲赶尽杀绝（现在也算经受了时间和战争的考验，从国家层面上基本被阿拉伯人认可存在了）。
　　事实上，黎巴嫩地区的这些地方教派，放在叙利亚这个大池子里，都算不上什么。法国人将黎巴嫩独立出来，也等于提升了所有教派的政治地位。在这种心理作用下，有大国愿意居中调解，并按照貌似公平的原则帮助制衡，并非没和和谐共处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黎巴嫩成为了中东最开放，文化也最多元化的国家，贝鲁特也成为了“中东的巴黎”。如果你希望看到阿拉伯血统的美女，又不想只看到一身长袍的话，黎巴嫩会是最好的选择。在贝鲁特的海滩上，旅游者们能够看到和欧洲一样的风景。当然，这些美丽的风景，肯定都是黎巴嫩的基督徒所创造的。

　　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尽管按照最初的设计，基督徒主导了黎巴嫩的政治，但这个国家的法律属性，还是伊斯兰阿拉伯国家。这其实也是一种妥协了，毕竟你的周围都是阿拉伯人。如果不想和以色列一样成为人民公敌的话，最好的选择还是成为阿盟成员。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犹太人，后来主动承担了打入阿拉伯世界的“契子”的战略任务。黎巴嫩并非没有可能，被再次分割设计出一个基督教国家。

公平的说，抛开法国人将黎巴嫩从叙利亚分割出来的意图不说，单就他为黎巴嫩内部设计的政治架构，还是合理的。这种依据各教派人口分配政治权力的做法，也算的上是公平。至于马龙派掌握了最高权力，从小环境看，是因为他们有相对多数的优势。这个优势所换来的政治权力，也算是马龙派坚持黎巴嫩山区1000多年的回报吧；而从黎巴嫩所处的大环境来看，马龙派和其他基督教派，虽然在黎巴嫩占据了多数，但在整个中东还是属于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基督教派掌握了更多的政治权力，也很难利用这点，来打压穆斯林教派。因为那样的话，一定会在阿拉伯国家引发连锁反应，以至于引火烧身。反过来，如果黎巴嫩是穆斯林教派占据了主导地位，那基督教派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在黎巴嫩独立之初（1943年），法国人居中协调的政治方案，是以6：5的比例在基督教派和穆斯林教派中分配权力（主要是讲议员席位）。而所依据的人口统计数据，则是在1932年做出的。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分配方式还是符合双方人口比例的。问题是，人口数量和人口比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相比基督教群体，穆斯林的生育率要明显胜过一筹。更为致命的是，黎巴嫩是被穆斯林世界所包围，这种压力感加上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经济诱惑，使得黎巴嫩的基督徒在基本没有迁入的情况下，大量外迁（特别是在后来战乱暴发后），而反过来，流入的人口中，又基本都是从周边地区移民过来的阿拉伯穆斯林。这种差异，导致黎巴嫩的人口比例，很快就发生的明显的变化。并由此而引发了政治动荡。
　　对于黎巴嫩现在的人口结构究竟如何，各教派所占的比例有何变化，一直以来并没有明确的官方数据。因为自从1932年那次由法国人主导的官方人口普查结束，并据此来分配基督教、伊斯兰教派的政治权力后，黎巴嫩就再也没有做过人口普查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掌握政治主动权的马龙派，也清楚自己和其他教派所占的人口比例在逐年下降，一旦有官方的数据出炉，那么按照黎巴嫩立国之初所确立的政治权力分配原则，黎巴嫩的政治主导权被移交给什叶派几乎是必然的。因为按照非官方的统计，什叶派已经占据了黎巴嫩总人口的41%，逊尼派则为27%，马龙派和其他基督教派加起来，也只有25%.了。如果加上德鲁兹派，这个也经常被划入什叶派阵营的“特殊”教派（7%），什叶派已经占据了黎巴嫩差不多一半的比例（德鲁滋派为什么特殊，我们后面会分析到）。这个比例，足以让黎巴嫩面临变成一个“革命”的什叶派国家的风险，就象伊朗现在的情况一样。也正因为看到了这种风险，所以尽管黎巴嫩目前的政治权力分配，已经明显与人口结构不符，但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都并没有施压试图改变这点。即使是这次阿拉伯之春的民主西风，是那么的猛烈。也没有看到西方和海湾国家义愤填膺的指责黎巴嫩的政治现状。
　　当然，相比建国之初，黎巴嫩目前的政治结构也不是没有作出调整。1989年，在阿盟的居中调解之下，基督教派和穆斯林教派通过协商，签订了“塔伊夫协议”，议定将议会席位调整为5：5的比例。从法律上，让基督教派和穆斯林教派平等分享黎巴嫩的政治权力。不过这个比例，仍然与实际人口比例相去甚远。可以说，随着“民主”之风在阿拉伯世界越刮越盛，有关政治权力分配的博弈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既是博弈，大体上就可以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象20多年前，黎巴嫩各派坐下来商谈出个结果来的情况，自然算是文斗了。只是大部分时候，人类更热衷于就“武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使是通过谈判的方式达成和解，也往往是在武斗没有结果后，才会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象黎巴嫩的情况就是这样。各教派能够坐下来，重新调整权力架构，是在之前历时16年的黎巴嫩内战（1975年——1990年）无果的情况下才得以展开的。
　　当政治权力分配，与人口结构严重不符时，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很难通过和平的方式，让享受超额权力的一方主动让出自己的政治权力。不过凡事总是有导火索的，黎巴嫩爆发内战的导火索，却是由于境内的“外国人”——巴勒斯坦人所点燃的。而从这个角度看，一切似乎又可以归结到犹太人头上了。

　　我们知道，在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之后，以色列就已经占据了全部的巴勒斯坦地区。这表明，巴勒斯坦的政治家们，如果还抱有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梦想的话，就只能栖身于其他阿拉伯国家了。从地缘关系上来看，巴勒斯坦难民和他们当中的政治、军事组织，最好的栖身之处就是约旦了。实际上，约旦也容纳了最多的巴勒斯坦人，并且允许巴勒斯坦的军、政组织在约旦境内活动。约旦之所以愿意承担这份责任，说穿了是因为在哈希姆家族心目中，巴勒斯坦和约旦是一体的，都是属于哈希姆王国。尤其是在约旦已经通过法律手段，正式将约旦河西岸并入约旦的背景下（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只是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在战场上的强势表现（包括他们所获得的外部支持），以及对约旦河西岸的吞并，实际上已经让约旦绝望了。尽管这时的约旦河西岸，名义上还是属于哈希姆王国的一部分。但很明显，哈希姆家族已经不对跨过约旦河抱任何希望了。如果说埃及主导对以战争的动力，是要争当阿拉伯世界领袖的话，那么约旦之前之所以这么热心，所图的无非就是将巴勒斯坦纳入哈希姆家族的势力范围。既然现在这种期望，已经成为了水中之月，那么约旦就必须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考虑一下对以关系，以及如何处置那些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兄弟”了。

　　当巴勒斯坦人，不再视为国王的子民时，他们的地位很快就变得尴尬了。对于哈希姆家族来说，能吃下巴勒斯坦固然是好事。吃不下，也可以放手，回去经营外约旦。可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巴勒斯坦地区却是自己生长的家园，他们可以不在乎国名是什么，统治者是谁，但对于家的渴望却是无法割舍的。事实上，有调查表明，如果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现在大部分的巴勒斯坦难民甚至已经愿意接受以色列公民的身份了。只是这件事情并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决定的。最起码以色列方面会有顾虑，如果接受这些巴勒斯坦难民成为以色列公民，会稀释掉犹太人的比例，从而影响到以色列的政治稳定。
　　以色列的这种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此之前，黎巴嫩的基督教派就已经感受到这些巴勒斯坦难民的威胁了，至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接下来再分析。

虽然埃及是最早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1979年），并一度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叛徒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约旦是阿拉伯阵营中第一个崩溃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结果，实际已经让约旦不再对“帮助”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抱有希望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果，只是让约旦更加相信阿拉伯人无力对抗有美国支持的以色列罢了。正是因为约旦的这种“先知先觉”，让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矛盾，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之间，就开始激化。以约旦为基地，频频向以色列发动武装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和已经决定脱离泥潭的约旦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了武装对抗。约旦对境内巴勒斯坦武装的镇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甚至直接加速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解。因为一直以强硬面目示人的阿拉伯世界领袖“纳赛尔”，正是在召开阿盟紧急会议，调解双方矛盾时突然离世的，去世时年仅52岁。如果纳赛尔还在的话，相信亦无法改变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果，不过埃及和以色列的和解也许就要推迟几年了。
　　在约旦决定把“巴勒斯坦”武装和政治机构“请出”约旦后，巴勒斯坦人显然需要另寻一个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向以色列人显示存在的国家做基地了。从地缘关系来看，与以色列接壤的埃及、叙利亚、黎巴嫩都具备这样的条件。不过有约旦的前车之鉴，埃及和叙利亚，显然也对接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这个烫手山芋感到头疼。一方面无论是出于阿拉伯“大义”，还是自己的利益需求，埃、叙两国都不可能象约旦那样，简单的把巴解组织推出去（三方都跟以色列有领土问题）。在这种权衡之下，实力最弱，发言权最小的黎巴嫩就成了牺牲品，为阿拉伯国家承担了接收巴勒斯坦武装和解放组织的重任。
　　如果说在约旦时，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武装最感到头疼的，是哈希姆家族，那么等他们到了黎巴嫩后，就该执政的马龙派头疼了。一方面以黎巴嫩南部，北加利利山脉为基地活动的巴解组织，不可避免的把以色列的注意力引到了黎巴嫩境内；另一方面从第一次中东战争时起，到巴解组织生根黎巴嫩南部之后，黎巴嫩已经前前后后接收了4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那时的马龙派也不过这么多人）。完整的军、政结构，以及人口基数，足以在百万级人口的黎巴嫩，打造出一个自行其事的国中之国来。对于这个风险，急于送“瘟神”的哈希姆家族是最有发言权了。
　　相比哈希姆家庭的顾虑，马龙派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忧。因为在经历过第三次中东战争后，谁心理都清楚，想把以色列灭了，把巴勒斯坦人送回家园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些流散在各个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最终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会需要所在国消化掉。可以想见，如果黎巴嫩日后，被迫消化掉数以十万计的巴勒斯坦人，会对原有的人口结构做出多大影响。这显然，不是马龙派所愿意看到的。

尽管马龙派在黎巴嫩，绝对可以算得上是资格最老的地头蛇，并且在立国之初，对比其他教派拥有相对的人口优势，但马龙派心里也很清楚，人口结构并非一成不变的。一旦你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下降到一定程度，政治权力也就不可避免的被削弱了。这一点，曾经在黎巴嫩地区和马龙派两分天下的“德鲁兹派”，应该是最有感受的了。
　　在黎巴嫩的历史上，盘据北部山区的基督教马龙派，和以南部山区为根基之地的伊斯兰教德鲁兹派，曾经是黎巴嫩地区地缘博弈的主角。在19世纪中叶，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奥斯曼帝国甚至将黎巴嫩分割为两个省，北部由马龙派管理，南部由德鲁兹派治理。不过这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走向了末路，真正在幕后主导局势的是法、英两国。基于历史和宗教关系，法国人当然选择成为了马龙派的强援；而英国人如果想在黎巴嫩有所作为的话，就只能选择当时唯一能和马龙派抗衡的“德鲁兹派”了。单就战略联盟的基础来看，显然法国人和马龙派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稳固，这也成为了法国人在一战后建立法属叙利亚的一个信心保证（相应的，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培植了犹太人牵制阿拉伯人）。而德鲁兹派和英国人之间，却谈不上建立长期战略关系的基础，最终也被英国人放弃了。
　　之所以说英国和德鲁兹派之间，缺乏长期合作的基础，并非仅仅是因为德鲁兹派是一个穆斯林教派。我们在以后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如果一个穆斯林国家或者利益集团，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同样有可能与西方国家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简单点说，就是有重大利用价值）。只是就这点来看，却是德鲁兹派的劣势。因为在穆斯林世界里，德鲁兹派本身就是一个异类的不能再异类的教派，你几乎没有可能以和德鲁兹派的盟友关系，获得超额的利益。而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有圣裔身份的哈希姆家族，或者有运河之利的埃及身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德鲁兹派的异类首先表现在他的出身。这个在11世纪初，由一个正德皇帝式的哈里发“哈基姆”（埃及法蒂玛王朝第六任哈里发）所创立的教派，其教义是出自什叶派，因此也算是什叶派的一个支派。从常理分析，这位哈里发并没有动力创造一个新的教派。因为根据教义，谁担任了哈里发，谁就是真主在世界上的代理人，也即拥有了政教合一的最高权力。只是这个最高权力，其实是阶段性的。其权力和影响力，也会随着政治交替而消失。
　　很显然，这位离经叛道的哈里发，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政治领袖和名义上的宗教领袖。因此这位没事就喜欢微服私访，一个人骑着毛驴在荒野闲逛的哈里发（后来也是在一次闲逛中神秘“消失”了）。他希望自己拥有一个最高的宗教定位，永远的存在于臣民的记忆中。所以在哈基姆的设计中，自己才是真主在世界是唯一的代理人，或者说是真主的化身。即使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也只是隐遁了（隐遁伊玛目）。这种相当于把自己神化的做法，当然不能为正统的伊斯兰教派所接受。无论是认为最高宗教权力可以归属于世俗政权领导者的逊尼派，还是认为这个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应该归属于阿里后人的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根本区别就是，教权高于政权。祭司阶层可以宗教的名义控制政权），都不会接受这点。
　　这位开宗立派的哈里发，对伊斯兰教的改造还有很多，比如不建清真寺、秘密传教等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这些离经叛道之举，更加使得德鲁兹派的教义，不容于正统的伊斯兰教。不过老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以哈基姆“哈里发”的身份，创立一个新教派，还是吸引了一部分追随者的。而这些德鲁兹派教徒，在备受排挤之后，最终也和同样被边缘化的马龙派、阿拉维派一样，选择了在西亚裂谷带的山地中繁衍生息，并借助山地的保护，将香火延续至今。

　　与那些经过历史考虑的小社团一样，德鲁兹派能够在被边缘化的情况下生存至今，也利益于他们内部的团结。其中秘密传教，不得向外部透露自己教派信息的封闭做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相比其他的宗教派别，德鲁兹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规，使得他们在人数较少的情况下，能够在中东政局中发挥超乎自己体量的影响力。这个与众不同的信仰，甚至使得他们在和有法国人支持的马龙派，以及有更多外来人口补给的什叶派、逊尼派的竞争中落败，被迫大批迁出黎巴嫩南部山区后（到法国人正式入主叙利亚之时，都只有7%的比例了。现在这差不多也是这比例，在黎巴嫩，只能算是二流教派），仍然在阿拉伯半岛的地缘政治、阿以关系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至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又是如何影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我们明天再分析（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花笔墨从宗教角度，分析德鲁兹派的原因）。

前面有朋友问了，德鲁兹派的特殊之处，是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加入军队？其实情况恰恰相反，在有德鲁兹派分布的国家，出身德鲁兹派的军人，都在军队中发挥着超乎其人口比例的作用。这其中甚至包括阿拉伯国家的死对头——以色列。并且德鲁兹人的整体军事素养，也要高于其他族群。在叙利亚的军队中，德鲁兹人被阿拉维派视为可以依赖的伙伴，可以进入军队核心圈，以及掌握高科技和重武器。而在以色列，总人口不过数万的以色列籍德鲁兹人，在军队中也素以优秀军人闻名，并且有些很高的忠诚度。
　　能够在中东这样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下生存千年，德鲁兹人依托封闭的宗教、部族文化，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重视提升自己成员的战斗力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毕竟被所有人视为异端，又缺乏外援的他们，如果没有尚武精神是没有办法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至今的。比较奇怪的是，德鲁兹人能够在矛盾重重的阿、以国家，都得到重用。这就不是部族文化中所带的军事基因所能解释的了。实际上，这种奇怪现象，源自于德鲁兹人的另一个宗教原则，那就是忠于所在国家。也就是说，无论德鲁兹人流散到哪里，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何属性，教义都要求他们必须忠于所在国。
　　对于被所有人视为异端的德鲁兹派来说，这条原则的确定，与以前绝大部分的犹太人，到哪个国家都只顾埋头赚钱，为统治者创造财富，不试图影响所在地政治、社会结构一样，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做法，也让所在国的统治者看到了他们的价值所在。不过这种不管意识形态，只问谁当政的做法（是不是有点眼熟？），除了让那些自视正统的穆斯林教派所不屑以外，也让德鲁兹人自己遭遇到了困惑，那就是有可能在战场上，出现兄弟相残的现象。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黎巴嫩山区的地缘格局，基本上是马龙派控制北部，德鲁兹派控制南部。而那些统治黎巴嫩地区的外部势力，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沿海地区的港口上（腓尼基平原）。由于山势的作用，黎巴嫩山脉的西侧沿海地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记忆中，最早的一条海洋文化带，在此诞生的腓尼基人，曾经在北非开拓了迦太基文明，并成为罗马人最大的敌人。
　　前面也有朋友问到，黎巴嫩山区的体量，比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小太多了，为什么还能生存下这许多异端。其实这就是一个费效比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外来势力能够直接控制黎巴嫩沿海地区的重要港口，又能羁縻控制黎巴嫩山区的那些少数派教派就足以获得最高利益了。特别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控制黎巴嫩地区时间最长的阿拉伯人政权，并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热衷于拓展宗教版图。在伊斯兰教的扩张中，向那些异教徒差别化的展示政治、经济待遇，才是伊斯兰教能够迅速扩张的主要原因。当你因为所信仰的宗教不“正统”，而被课以较更高的税收，并无法融入主流文化圈时，很少有人能够不做出改变的。从这个角度说，能够躲在山中自我循环、繁衍生息，较少的介入主流社会的食物链，也是马龙派、德鲁兹派这些异端，能够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种边缘化的生活，所要承受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德鲁兹人也好马龙派也罢，都不可避免的会被逊尼派、什叶派穆斯林稀释掉。象马龙派和阿拉伯半岛的其他基督徒，很多现在就已经移民至欧美。好像乔布斯的生父就是来自于叙利亚。由此很多人也把乔布斯和伊斯兰教扯上了关系，认为让一个穆斯林的后代，成为美国最成功的商人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其实有很大可能，乔布斯的生父是一个从叙利亚移民的基督徒（我没有看到很具体的背景，只是推论）。
　　回到德鲁兹派的问题上来。由于德鲁兹派的主要根据地，是在黎巴嫩南部的山区，包括现在以、黎交界处的加利利山脉。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境内，也不可避免的有了德鲁兹派的以色列人。对于以色列来说，和其他国家一样，对于德鲁兹派这种在哪国就忠于哪国的原则，是持欢迎态度的。加上德鲁兹人所有的军事素养，使得在以色列，德鲁兹人和犹太人享有同等的军事权力和义务。也就是说，德鲁兹人和犹太人一样，有义务按照以色列的兵役法服兵役。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义务”。要知道，这其实也是一种权力，一种基于信任而产生的权力。德鲁兹人也没有让以色列人感到失望，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都表现出了他们的忠诚和勇敢。
　　尽管根据自己的教义，以色列德鲁兹人这样做，并没有问题，但他们穆斯林的背景，还是让他们承担了叛徒的骂名。对于尤为感到尴尬的，是那些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德鲁兹派。为此，叙利亚的德鲁兹派，就多次呼吁，以色列的德鲁兹人不要加入以色列军队。不过对于以色列来说，如此重视德鲁兹人，却并非单单看中他们军事素养及国家利益高于宗教利益的价值取向。德鲁兹人所有的特殊的地缘价值，才是以色列人试图将德鲁兹人从阿拉伯人中分化出来的主要目的。

　　虽然黎巴嫩山区，是德鲁兹派用来避世的重要根据地，但这片山地并非德鲁兹人唯一的根据地。在叙利亚的南部，与约旦交界处，德鲁兹人在历史上还经营了一片山地——德鲁兹山（参见《叙利亚地缘结构图》）。德鲁兹人在此生存的时间，并不比他们在黎巴嫩山区要短。在法国人思考如何统治叙利亚地区时，他们最开始其实并不仅仅把黎巴嫩分割出来了，而是根据各叙利亚各地区的教派差异，将整个叙利亚分割为了五个独立国家（1920年后），其中就以以德鲁兹山区为核心的“德鲁兹国”。只不过除了基督徒占据主导地位的黎巴嫩以外，其他分割出来的四个国家，并不买法国人的帐，很快便迫使法国人改变了决定（1922年），重新统一了除黎巴嫩以外的叙利亚。其实法国人设计这套方案，主要就是为了分割黎巴嫩了，只是单把黎巴嫩分裂出来，指向过于明显。当然，如果叙利亚其他地区，真的愿意分裂成几个小国，法国人倒也乐于看到他们互相牵制。

　　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所能够发挥影响力和分化的，主要就是加利利山区的德鲁兹人了。至于黎巴嫩山区和德鲁兹山区的德鲁兹人，即使没有穆斯林的背景，也会按照同样的原则忠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国家利益的。所以德鲁兹人给以色列所带来的特殊地缘价值，并非指的是指望他们，来分化拉拢阿拉伯国家中的德鲁兹人。其真正的价值，是体现在戈兰高地的争夺上。
　　从地理位置上看，戈兰高地正好处在黎巴嫩山区和德鲁兹山中间，而从地缘结构上看，戈兰高地无疑也是德鲁兹派两大根据地的连接枢纽。当以色列试图染指戈兰高地时，他们就会发现，高地之上的两万多居民，都是属于德鲁兹派。对于现在实际控制戈兰高地大部的以色列来说，能够在戈兰高地上遇到德鲁兹派，要好过遇到其他穆斯林教派。相比其他穆斯林，德鲁兹派的边缘性，和以色列境内的德鲁兹派所享受的“公民待遇”，让以色列对于“策反”这些德鲁兹人充满了希望。为此，以色列人向戈兰高地的德鲁兹人，开出了非常有诱惑力的条件，以使他们愿意接受以色列的国藉。不过这种做法，无疑也让戈兰高地上的德鲁兹人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以至于不得不经常向叙利亚方面表明自己的忠诚。
　　就现在戈兰高地上的德鲁兹原住民来说，老一辈受叙利亚“爱国主义教育”长大的居民，从心理上还是认同叙利亚，并愿意与以色列人划清界限的。只是从出身之后，便接受以色列人管理的年青一代，却更向往以色列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了。对于这一点，以色列方面当然也是清楚的。也就是说，如果戈兰高地就这样被以色列一直控制下去，时间是站在以色列一方面的。要知道，在现代国家的领土纠纷中，争议领土上居民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参照指标（所谓民族自决原则了）。如果有一天打起国际官司来，叙利亚方面当然可以提出，以色列在战争之后，移入戈兰高地的那些犹太人，不应该对戈兰高地的归属有表决权，但如果土著的德鲁兹人，最终也心向以色列，那么情况就十分不妙了。当然，所谓“民族自决”原则究竟能不能用，要怎么用，其实还是要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和大国的态度。只是从这两点来看，以色列显然就更有优势。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兰高地的德鲁兹人将会成为叙、以博弈的焦点。不过在黎巴嫩，他们现在虽然还是作为一支不能忽视的力量存在，但已经无法在三分天下的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了。在1970年被约旦国王赶出来的巴勒斯坦武装，开始以北加利利山脉为基地经营独立王国后，黎巴嫩内部政治博弈的焦点，也随之放到了这些“外国人”身上。而一场席卷黎巴嫩各派，持续时间长达16年的内战，也拉开了序幕。

以巴勒斯坦人到来之前，黎巴嫩可以说是中东最为稳定的国家。平衡的政治格局，优越的地理位置，开放多远的社会环境，使得黎巴嫩的日子比起海湾那些产油国来说也不差。只是这一派和谐景象，很快就会被破坏了。巴勒斯坦人以黎巴嫩南部为基地，“反攻”巴勒斯坦地区，不仅会对黎巴嫩的主权与完整造成影响，更会吸引以色列的目光，最终把黎巴嫩南部变成战区。而一旦巴、以双方在黎巴嫩南部展开混战，黎巴嫩的其他地区也绝幸免的可能。对此最有微词的肯定是黎巴嫩境内的基督教派了。从宗教和民族感情上来说，他们并没有责任和义务，为了所谓的“阿拉伯大义”去开罪以色列。
　　黎巴嫩之所以能够在几次中东战争中，独善其身，保持相对稳定，与执政的马龙派，以少数派的姿态温和的调节复杂的国内、国际关系是分不开的。当然，这也与他们有基督教背景，能够得到西方的直接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在1957年，黎巴嫩出现反政府的暴乱时，美国就曾经直接出兵干涉，以帮助黎巴嫩稳定政局。不过基督教派主导的政府，固然可以亲近西方，那些已经在人口上成为多数派的穆斯林，同样也可以开门迎接自己的巴勒斯坦兄弟。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所进入的黎巴嫩南部山区，本来就是穆斯林的传统根据地（这时主要是什叶派了）。在穆斯林教派看来，这也没损害到基督教派的利益。
　　基于黎巴嫩复杂的教派关系，黎巴嫩政府的控制力是十分有限的，即使是那不成规模，人数仅两万余人的政府军，内部的组成也是按教派比例来分配名额的。当然，有政治优势的马龙派，能够控制政府军中那些高级职位，以及让马龙派的军人受到更好的训练和操持更先进的武器。只是在黎巴嫩，武装力量并非集中在政府军手中，其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是由各教派自行武装出来的“民兵”。那些主要教派所拥有的武装力量，都超出了黎巴嫩政府军的数量。更何况，如果情况一旦有变。那些因顾及教派禁忌而没有混编的政府军，也势必会按照教派结构进行分裂。

　　从国家的角度看，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容忍自己的国家当中，出现国中之国的情况。巴勒斯坦武装不听从所在国政令，而引发矛盾冲突的事情，在约旦已经上演过了。现在，该轮到黎巴嫩政府来头疼了。尽管从国家的角度看，黎巴嫩政府对巴勒斯坦武装的一些约束性措施并没有问题，而且同样的事情，当日约旦的哈希姆家族也做过。但受到弹压的巴勒斯坦人，却不认为这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在巴勒斯坦人和同情他们的穆斯林看来，巴勒斯坦武装和约旦的摩擦算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而马龙派所把持的政府来做这件事，那就是异教徒的压迫了。因此，为了报复黎巴嫩政府的管制行为，巴勒斯坦武装把报复的目标，集中在了基督教派身上，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武装冲突。而面对这些外来者的挑衅行为，基督教派的武装，自然也会给予相应的反击。
　　在这场有“异教徒”参与的武装冲突中，带有强烈宗教感的那部分黎巴嫩穆斯林，很自然的开始以宗教背景划分敌我阵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你就是再辩解这不是“路线之争”也无济于是了。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升级，一场席卷黎境内所有教派的内战开始了（1975年）。很快，本身就没有多少控制力的黎巴嫩政府军也开始分裂，穆斯林背景的政府军宣布成立了新的“阿拉伯黎巴嫩军”。

　　以黎巴嫩的教派结构来看，一旦陷入内战，就很难不与宗教战争挂上钩。而战争一开始也的确是这样走向的，尤其那些早就对基督教派控制政权心怀不满的穆斯林，是很愿意把这看作是夺取政治主导权的一次机会。不过黎巴嫩原有的内部结构，毕竟也是经由长期博弈而形成的，并且曾经有过一段和谐相处的蜜月期的。因此即使是在穆斯林教派中，也有不愿意看到内战演变为宗教战争的温和派。而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受损害，那些看上去应该亲如兄弟，共同对敌的教派，为了争地盘与权力，也同样会产生矛盾。这些复杂的因素，使得黎巴嫩内战，发展到后来并不是以一种宗教战争的形态进行的（虽然很多极端穆斯林想这样做）。各教派选择阵营更多的是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类似于军阀混战的内战形态，使得内战各方合纵连横的组合在不断变化。可以说，这是一场不能简单划分阵营混战，今天的敌人也有可能是明天的盟友。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内战中转变过立场，投入过不同的联盟组合。

　　对于执政马龙派来说，如果内战一直进行下去，显然于国于己都是不利的。因为以目前的人口比例来看，马龙派显然是在依靠当初的政治协议，享受直管的政权权力。无论这种结构因何种原因而改变，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降低马龙派的政治影响国。从这个角度看，马龙派其实是最希望黎巴嫩政局稳定的“既得利益者”。而在战争开始之后，本来就不满马龙派政治地位的穆斯林主要教派，也退出了联合政府。
　　以马龙派的力量，虽然对比其他单个教派，拥有相对优势，但并没有绝对的优势，能够凭一己之力搞掂所有教派（哪怕联合其他基督教派）。事实上，当初如果不是有法国人撑腰，马龙派也不可能光凭自己的力量，就获得黎巴嫩的政治主导权。也就是说，如果马龙派不想局势不可收拾，就必须请求外部干预。从黎巴嫩的地缘位置来看，可以有三个选择：要么请求以色列的支持；要么从西方，特别是法、美要求干涉。最后一种选择，则是请求阿拉伯国家，从国家利益出发帮助维持稳定。
　　单从对付巴勒斯坦武装这个诉求来看，马龙派倒是和以色列有共同的目标。而以色列也绝对有力量，帮助弹压巴勒斯坦武装，及那些不满现在政治结构的穆斯林教派，只是这样做的政治风险实在太大了，不光国内那些也希望看到和平的温和派穆斯林会被推到对立面。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甚至全部穆斯林也会将马龙派视为公敌。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以色列人是肯定不能请的。
　　既然离着最近，又有足够力量的以色列，暂时不在外援考虑范围，那么西方国家呢？从马龙派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渊源来看，这似乎是必然的选项。问题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不满美国支持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发起了一场针对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史称“第一次石油危机”。而这时候直接军事介入黎巴嫩，显然会激化双方的矛盾，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以色列不能找，西方现在又靠不上。让很多人为之不解的事情便出现了，那就是马龙派出身的黎巴嫩总统，开始请求叙利亚军事介入，以帮助黎巴嫩稳定局势。至于说为什么会是叙利亚，叙利亚介入之后又让黎巴嫩内战的性质，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我们下面再分析。

以地缘关系来说，叙利亚无疑是与黎巴嫩关系最密切的国家。这不仅仅因为，黎巴嫩本来就是从叙利亚当中分裂出来的，更是因为，黎巴嫩总共就两个陆地邻国，除了南线那个避之唯恐不及的以色列以外，黎巴嫩的大部分边境都是与叙利亚接壤的。从这个角度说，叙利亚也会是最为关心黎巴嫩局势的国家。即使叙利亚政府，并不象那些叙利亚民族主义者那样，坚定的认为黎巴嫩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绝对希望能够将黎巴嫩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虽说叙利亚方面有充分的理由，介入黎巴嫩事务，不过如果想军事介入的话，还是要得到黎巴嫩方面的“邀请”的。否则这种行为，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入侵行为了。通常情况下，这种“邀请”并非一定要是在台上的合法政府，反政府武装的邀请，也同样可以成为武装干涉的理由。至于哪一种更具合法性，就看干涉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了。就好像利比亚那充其量只能被归类于“叛乱武装”的反对派，刚闹出点动静就迫不及待的被西方国家承认为合法政权，并开始“合法”的受邀进行武装干涉一样。
　　以叙利亚的地缘属性上来看，黎巴嫩境内的穆斯林派别似乎应该更有理由“邀请”他们军事进入黎巴嫩。不过在做这个判断之前，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那就是执政叙利亚的阿拉维派，是阿拉伯世界中去宗教化最成功的政权。也就是说，以少数派和宗教“异端”身份上台执政的阿拉维派，执政的原则就是尽量避免宗教背景来左右政治走向。这种谈化宗教背景，致力于民族、教派和解的做法，也可以说是阿拉维派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毕竟如果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宗教背景上，并以之来作为划分阵营的标准的话，那阿萨德家族和阿拉维派的统治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从淡化宗教差异，致力于民族和解的执政原则上看，马龙派和阿拉维派是很有共同语言的。只不过，垄断了军事权力的阿拉维派，在叙利亚表现的更为强势，能够用铁腕来压制宗教极端势力的抬头。至于马龙派虽然通过“民主”的方式，同各派达成了和解，但并没有做出努力消除大家的宗教观（也没有能力），反而是在认可大家以宗教背景划分阵营的前提下，能够政治权力的相对合理分配来维持平衡。这种平衡最大的风险，就在于中央政府的管控力低下，各派别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民兵武装。一旦出现战乱，就很容易变成以宗教背景为归类的宗教战争。
　　在知晓了这些背景之后，黎巴嫩各派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就很清晰了。在面对阿萨德家族这样强势淡化宗教矛盾的政权时，黎巴嫩那些潜在的圣战者，是绝不会引狼入室的。而执政的马龙派如果想在阿拉伯国家中，请求外援的话，叙利亚政府反而会是最合适的了。最起码你不用担心，叙利亚军队会对黎巴嫩的基督教派，来一场“圣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黎巴嫩战端开启，政府无法掌控局势的情况下，叙利亚军队被“阿拉伯威慑部队”合法的请了进来（1976年5月）。